长沙弹词的历史渊源

弹词是一种把故事编成韵语，有白有曲，以弦乐伴唱的说唱文学，南方各地均有流行。长沙弹词因用长沙方言说唱，故名。长沙弹词源于古老的“道情”，流行于长沙、益阳、湘潭等地，有200多年的历史。清代戏剧家杨恩寿的《坦园文录》中，记述了长沙弹词先人张跛在同治二年（1863）演唱《刘伶醉酒》时的情形：“以板鼓唱道情”，“惟肖惟妙。长沙弹词多为一人自弹月琴说唱。后来有了两人对唱，即一人弹月琴伴唱，一人以渔鼓筒板和小钱击节。早期都为街头流动演唱。内容多为“劝世文”和短篇故事；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进入书场、茶馆，坐棚说唱中长篇故事。可以说长沙弹词是以长沙茶文化为依托而枝繁叶茂的。

长沙弹词的历史虽然只有200多年，但它的源头——民间说唱却可追溯至2000多年以前。绵邈的楚文化繁衍着早期的民间说唱。战国时代的楚国民间歌舞就包含了曲艺文化的萌芽。爱国诗人屈原流放长沙时曾吸取沅湘一带的民间文艺而创作诗篇《九歌》，其形式已带有曲艺的某些因素。汉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

屈原亲见楚地流传的祭祀歌舞而写成《九歌》，说明楚地民间歌舞对文艺的强烈影响，湖南沅湘之间的“乐鼓”在萌生着湖南的民间曲艺。

到汉代，楚地的歌谣十分盛行，著名的“楚风”曾为朝廷所重视。《汉书·礼乐志》记载：“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慰，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品，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汉书·艺文志》也说：“自孝武立乐府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盛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可见楚之歌谣来自民间，能反映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和风俗习惯。民间歌谣对湖南曲艺产生过很大影响，从现存长沙弹词传统曲目来考察，从脚本创作、音乐曲调乃至表演风格都吸收了楚地民间歌谣的养料。

从民谣演化而来的小调更接近于弹词。小调是带有伴奏的一种抒情民歌，词、曲都是既定的，或是从山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或是由丝弦小曲从外省流传过来，渗入花灯、地花鼓当中，与地方语言相结合成为广大群众所喜爱的一种民歌。这种小调曲调优美缠绵，柔和细腻，曲目非常繁多，它常常以“四季”、“五更”、“十二月”或十段歌等多段词来演唱一个中心。

长沙风俗歌谣也成为长沙弹词的养料库。长沙地区春节期间民间风俗活动很多，有玩龙灯、舞狮、赞土地等活动。玩龙灯活动中要唱《收灯歌》，舞狮时要唱《赞狮子》，还有《送财》、《赞土地》等。《朝拜歌》又称“嚎福”，是祈求消灾免祸或“还愿”去朝香时所唱的一种歌曲。还有在“惩魔”（即“冲傩”）时唱的一种“猎山歌”，巫师以“牛角”代猎枪，扮成猎人形象，唱山歌“山弥山（巫教信奉的佛法弥陀菩萨住的地方）狩猎”。这种猎山歌本身多为情歌，歌词颇为风趣，演唱以锣鼓伴奏，并模仿猎人的吆喝声，每句唱词，前面是一字一音，后面有较固定的“甩腔”。另外，丧事中有孝歌、夜歌子等。自古以来，长沙先民就信鬼神好祭祀，祭祀时必载歌载舞以获得鬼神的高兴，因此，宗教音乐和歌曲也十分丰富，如《枝枝树》、《天上人间》、《看四方》等。

这种民间文艺的历史十分悠久。唐代刘禹锡在《竹枝词引》中说：“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鼓舞之。”这时的民间宗教音乐开始由娱神转向娱人。一方面进入宫廷，成为以管弦乐为主的“丝竹”音乐；一方面仍存留于民间，成为管乐器和击乐器为主的“吹打”音乐。纵观长沙民间音乐的发展史，可将它分为3个时期：第一时期为丝弦音乐传入以前（元、明以前）的粗吹锣鼓时期，乐器主要由管子等吹管乐器（元代以后加唢呐）和打击乐器组成；第二时期为丝弦音乐传入之后（元、明时期）的细吹锣鼓时期，乐器主要由丝弦乐器和打击乐器组成；第三时期就是明、清以来至今仍在沿用和发展的综合的“吹接弹唱”，它是粗、细结合，演奏起来，音响刚健，风格粗犷，既善于表现威武雄壮、波澜壮阔的场景和热烈火炽的情绪，又善于刻划肃穆、庄严、宁静的意境和轻快活泼的情趣，其表现力十分丰富。因此，明、清以来，长沙地区的民间音乐，一方面直接被曲艺和戏曲音乐吸收，构成长沙曲艺和长沙戏曲的主体音乐；一方面又以独立的演奏艺术形式，在民间继续流传和发展。长沙地区至今仍在民间节日、庆典和丧事中所用的音乐，主要还是这种古老的民间音乐。

（本图文录自五洲传播出版社2008年5月第一版《中国长沙·长沙民间艺术》，陈泽珲主编，陈先枢撰稿，龚智强、陈览月摄影。未经授权，严禁转载、摘编、复制或建立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