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湘剧的历史沿革

湘剧作为长沙一带最古老戏曲形式的出现，恐怕还要更上溯到中国戏曲形成初期的北宋末。据清同治《浏阳县志》记载，北宋绍圣元年（1094），浏阳县令曾对“凡酒楼食店与俳优戏剧之罔国民财者，悉禁之”。浏阳从古至今历来属长沙管辖，湘剧艺人也一直把它视为湘剧的策源地。当时当地的俳优戏剧已能“罔”民财，可见其活动之盛。北宋末，首都东京（即今河南开封）民间与栏出现了能在中元节期间连演七八天的《目连救母》杂剧这种正式戏曲形式，湘剧也有同一的连台本戏，这一剧目不仅是湘剧高腔常演的剧目，而且还一直是湘剧乃至湖南各地大戏剧种历代艺人视为“戏祖”、“戏娘”；湘剧《目连救母》还保留了某些不同于明郑之珍《目连救母劝善戏文》的单折，来源则似乎更古老。南宋乾道八年（1172），范成大出知广西静江府途中，路经长沙府醴陵，就见到大批铁工在打制唐宋音乐中常用的一种名为“方响”的敲击乐器；还在衡山南岳庙中，见到北宋著名画师、长沙人武洞清所作的戏剧壁画。可见，早在宋代，在湘剧流行的地区，俳优戏剧活动已颇为昌盛。另外，湘剧与兴起于南宋浙江温州（永嘉）杂剧，在音乐上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湘剧高腔现有的南曲曲牌［东瓯令］、［哭小四］、［忒忒令］等，原来都是温州杂剧常有的民歌小曲。特别是［东瓯令］，从牌名来看，“东瓯”原系温州古名，“令”即小曲之意，是一支地地道道的温州古老的民歌小曲。综上所述，宋代不但已有湘剧最初的前身——俳优戏剧在频繁活动，而且与北宋杂剧乃至南宋温州都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从北宋末年算起，湘剧已有近千年的悠久历史。

当然，在弋阳腔与青阳腔的基础上演变发展为湖南高腔应当在明代。现存比较明确可靠的戏曲史料是徐谓《南词叙录》中有关湖南于嘉靖（1522-1566）年间流行弋阳腔的记载：“今唱家称‘弋阳腔’，则出于江西，两京、湖南、闽、广用之。”《南词叙录》有嘉靖三十八年（1559）序，其成书年代当早于此时。约当正德、嘉靖年间，弋阳腔已传至北京、南京、湖南、福建、广东等地是真实可信的。

明代万历（1573-1620）年间，弋阳腔在湖南更为盛行。由弋阳腔演变发展而来的青阳腔也在湖南流行。弋阳腔和青阳腔不仅在民间广为传唱，而且可以为士大夫聚会作应酬演出。但是在文人学士眼中还是没有地位的。出于封建阶级美学思想的传统偏见，在民间兴起的地方戏曲不合他们的口味。而通过艺术实践，得到人们群众欢迎的民间戏曲却是有生命力的。万历年间，常德人龙膺对湖南流行的弋阳腔与青阳腔的论述，是代表了封建士大夫的戏剧观点。龙膺在《中原音韵问》中说：

在《诗谑》中又记：

弥空冰霰似筛糠，杂剧尊前笑满堂。

梁泊旋风涂脸汉，沙陀腊雪咬脐郎。

断机节烈情无赖，投笔英雄意可伤。

何物最娱庸俗耳，敲锣打鼓闹青阳。

龙膺所述证明了青阳腔于万历年间在湖南流行的客观事实。《中原音韵问》是龙膺在常德与荣定王关于传奇创作问题的问答。《诗谑》是龙膺在常德家居时与客人关于诗歌创作的笑谈。《中原音韵问》与《诗谑》都没有系年，很艰确定为何时所作。《中原音韵问》中提到《蓝桥、《金门》二传奇，文当作于二传奇之后。考龙膺于万历三十年（1602）丁忧归里，万历三十三年（1605）赴北京。据袁宏道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游武陵时作诗所记：“时君御演出《金门记》”，文当作于此后。《诗谑》的戏剧观点与《中原音韵问》完全一致，写作时间有可能相去不远。而青阳腔在湖南的流行当早于两文的写作时间，确定万历年间湖南流行青阳腔是完全可信的。龙膺在《诗谑》中还提到4个剧目：“梁泊旋风涂脸汉”，指《水浒传》中的李逵戏；“沙陀腊雪咬脐郎”，为《白兔记》；“断机节烈情无赖”，为《三元记》；“投笔英雄意可伤”，为《投笔记》。这四本戏都是高腔戏，有些至今还是湖南高腔的上演剧目。其中《水浒传》在明代是弋阳腔、青阳腔的连台本戏，以后有了变化，如辰河戏中的《李逵坐衙》为高腔戏，长沙湘剧中的《李逵闹江》、《青风岭》、《大名府》等皆为弹腔戏。

清代以后，湖南高腔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属于弋阳腔声腔系统的弋阳腔、青阳腔以及徽池调，在湖南经过一段综合发展阶段以后，逐渐形成具有独特风格的湘剧高腔，并且成为湖南地方大戏中的主要戏曲声腔之一。湘剧高腔发展规律中起重要作用的是高腔的群众性和地方化。因为它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和鲜明的地方特色。所以为湖南各地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这就决定了湘剧高腔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在湖南境内一直演唱不衰，即使湘剧弹腔兴起以后，虽然日见优势，但也未能使高腔衰亡绝响，反而在新的条件下有了新的发展。

清初，湘剧高腔深入民间，在各地盛行一时。邓奇逢《祁阳杂咏》第四首云：

曼声度曲宴中庭，那得烟花乐部听。

但扮齐人与妻妾，一双不借笑优伶。

《祁阳杂咏》五首序曰：“吾邑所称王府坪，即胜国废藩地，时贤罕见歌咏。予先外祖李仲弼先生言其先亲见祁藩轶事，至今解道之，予因摭为杂咏，聊附野史之遗。”这说明作者根据外祖父听其先人所亲见祁藩轶事而写成诗歌的。邓奇逢，字稼轩，祁阳人。父邓献璋，乾隆三年（1738）特典举优贡。邓奇逢当为乾隆、嘉庆间人。官正蓝旗教习、长沙府训异，迁江西城县知县。著有《豳风月令诗集》。邓奇逢先人距明末时间不远，祁藩轶事诗是可信的。

由于弋阳腔在湖南得到广泛流传，并与湖南的地方语言和民间音乐结合起来，也就产生具有湖南地方特色的为湖南人民群众所喜爱的声腔形式。乾隆（1736-1795）年间李调元在《剧话》中说：“‘弋腔’始弋阳，即今‘高腔’，所唱皆南曲。又谓‘秧腔’，‘秧’即‘弋’之转声。京谓‘京腔’，粤俗谓之‘高腔’，楚、蜀之间谓之‘清戏’。向无曲谱，祗沿土俗，以一人唱而众和之，亦有紧板、慢板。”可见清代中期湖南一带尚流行弋阳腔。道光（1821-1850）年间长沙府湘潭张声玠在《王田春水轩杂出》中《安市》一剧末尾说：“薛幽州白衣破贼，其事自可被之管弦。乃小说家穿凿附会，粗鄙可笑，歌场亦因而演之，如张土贵能弯弓百五十斤，卒谥曰忠，亦人豪也，诬之何心？戏填此折，以洗弋阳腔之陋。”这说明弋阳腔一直在湖南民间广泛流行。因为得到湖南各地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故决定了高腔地方化的发展方向，以致形成湖南各地高腔的特点和风格。

（本图文录自五洲传播出版社2008年5月第一版《中国长沙·长沙民间艺术》，陈泽珲主编，陈先枢撰稿，龚智强、陈览月摄影。未经授权，严禁转载、摘编、复制或建立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