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城剪纸溯源

剪纸究竟始于何时？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剪纸是1959年新疆吐鲁番高昌古国遗址附近出土的南北朝时期的3幅作品，其中保存比较完整的两幅是《对猴团花》和《对马团花》。与这一时期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木兰辞》中“对镜贴花黄”的诗句相印证，说明剪纸这种形式当时在民间已经非常普遍。

在纸发明之前，镂刻金银箔而成一种装饰品应是剪纸的前身。镂刻金银箔或应用于漆髹工艺，称为“金银平脱”。镂刻皮革、绢帛、树叶等也可以制成类似如剪纸的“剪刻镂花艺术”。这些剪镂金银箔和皮革等非纸的薄质材料构成的艺术品可称为“类剪纸”。 而在湖南以及与湖南邻近的湖北江陵，这种“类剪纸”都曾有过发现。

然而只有了纸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剪纸。湖南是蔡伦的故乡，蔡伦总结了劳动人民造纸的经验，经过反复实践造出了“蔡侯纸”，为剪纸的普及与繁荣创造了物质条件。加之湖南民间刺绣非常发达，作为绣花的底样，经反复应用、锤炼，促进了它的艺术水平不断提高。剪纸艺术在湖南这块土地上发展、流传、广泛应用，以致硕果累累，叶茂枝繁。

民间剪纸是中国本原哲学的文化载体，它全方位地表现于民俗文化之中。其中有民居的剪纸窗花、炕围花、窑顶花、图腾门神等；生活用具中的缸花、瓮花和民瓷剪纸等；服饰中的刺绣、帽花、鞋花、枕花和肚兜花等；婚丧寿诞中，寓意娃娃由图腾母体诞生的虎枕、娃枕、鱼枕剪纸；婚俗中寓意子孙繁衍的阴阳相交的“阴阳鱼”、“鱼咬莲”、“莲里生子”剪纸；丧俗丧葬中寓意灵魂不死、生命永生的“生命之树”剪纸；节日剪纸中，寓意天地相交、万物萌生、子孙繁衍、五谷丰登的“扣碗”、“舅咬天开”剪纸；正月迎春备耕贴于门扇的“春牛门神”剪纸；五月端午节驱邪消灾的“爱虎”剪纸等；巫俗剪纸中，生命保护与繁衍之神的剪纸“抓髻娃娃”，及其多种化身变体剪纸系列等等，不胜枚举。

民间剪纸艺术是历史的活化石，它与同一地域地下出土的原始社会考古文化以及历史文献与古史神话传说是完全一致的，是一部活着的远古文化历史。例如中华民族远古三大部落集团之一的长江流域的苗蛮集团，在距今4500年前向北发展，与黄河流域的华夏部落集团大战，战败后辗转迁徙今日湖南及西南山区，形成今天的苗、瑶民族。苗族没有文字，苗族古史只有口头传说而没有历史文献，而至今仍存活着的苗族服饰剪纸，就是一部完整的苗族古史。长沙古属三苗之地，民间艺术自然要受到它的影响。

中国民间剪纸体现着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和艺术体系，它的基础不是儒道诸子百家的哲学，而是儒道诸子百家之前的中国本原哲学体系。它与地下出土的史前彩陶图案完全一致，由此可以认为在中国史前文化中存在着一个完整的我们没有认识到的史前哲学体系。这样，不会说话的整个史前文化彩陶符号都可以得到相应的解释。例如，在民俗剪纸中存活了7000年的长沙大塘文化彩陶符号“高冠长尾对称对鸟”不是自然形态的双鱼，而是体现史前哲学观念的文化符号。春节和婚俗剪纸中的“扣碗”，不是自然形态的扣碗，也是哲学符号。民间剪纸造型的超时空特征，和侧面形象两只眼睛的本质观，及碗口圆线、碗底直线的天圆地方观，都是中国本原哲学的艺术形态。

剪纸艺术根植于民间。作为民间艺术的一项重要门类，它的出现与各地区、各民族的传统习俗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南朝人宗懔在《荆楚岁时记》中写道：“正月七月为人日，以七种菜为羹，剪彩为人，或镂金箔为人，以贴屏风，亦置头之鬓，又造华胜相遣”。唐代，李商隐有“镂金作胜传荆俗，剪纸为人起晋风”的诗句。

窗花，是剪纸中最普遍性的一个门类。在广大农村地区，过年贴窗花的习俗由来已久，并已成为传统节令中约定俗成的一项重要内容。贴窗花源于古人祈求祥瑞的心理。自汉代以来，“阴阳五行”之说影响着当时人们的观念。南方为离、为阳、为火，“火离为凤”，所以用朱雀代指南方；朱即红，红为五方正色，鬼神不敢靠近。在古人心目中，红色有辟邪驱祟的作用。因此，窗花兴起时采用红色，自然也就能求得家宅平安。窗花的题材广泛，内容包罗万象。日常生活中的一切，都是窗花表现的对象。另外还有应时的“招财进宝”、“肥猪拱门”、“财神童子”、“十二生肖”等，也很受人们喜爱。

以望城剪纸为代表的湘中剪纸，跟别的很多地方还不同，除了吉祥窗花，还有很多与祭祀有关的剪纸，这跟楚地风俗有关，如民间丧葬，要挂一些剪纸招魂幡，打醮求雨则要有纸扎，上面剪贴一些怪诞的形象，以震慑鬼魅。

吊笺儿，即与祭祀有关。吊笺儿又称门笺儿、挂笺儿、花笺儿、纸笺儿，取“吊钱儿”谐音，形似旌旗小幡，贴挂在门楣上。过年挂吊笺儿的习俗在唐代已经形成。传说吊笺是由古时的“彩胜”演变而来。彩胜是一种戴在头上的装饰品。唐人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中记载：“立春日，士大夫之家，剪纸小幡，或悬于佳人之首，或缀于花下，又剪为春蝶、春钱，人胜以戏之。”还有一种说法，悬挂吊笺儿是为辟邪驱鬼。相传上古时，“年”是一个凶狠的恶鬼，每到春节都要吃人，尤其是专食童男童女，不然就给人们降灾。为了消灾避祸，人们就用五色纸剪刻成花花绿绿的纸笺儿，悬挂在门楣上，使恶鬼望而生畏，以求得家宅平安。吊笺儿的内容，多以吉语和吉祥图案组成。文字用象征、谐音、寓意的手法，如“鹿鹤同春”、“四季平安”、“双喜临门”、“金玉满堂”和“紫气东来”等吉语；图案有《八仙过海》、《刘海戏金蟾》、《和合二仙》等，内容与文字和谐统一。

望城民间剪纸作品，有一部分是“原生态”的或“近原生态”的，作品细腻而不见其假，粗犷而不失其真，具有精美、繁富、纤秾的风格。浓缩了一个民族的文化，渗透出一个地区的民俗心态，反映出下层劳动人民的审美情致。望城县“花客”邹易氏和纸扎艺人文震坤的作品便属这种类型。邹易氏剪的喜期窗花、礼花，多为民间流传的吉祥图样，也有以民间传说为题材的创作，造型古拙、刀法略带涩味。文震坤的作品以神话传说、故事人物和花鸟为主。这些用于祭祀和祈祝的神怪形象，可谓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它不但反映了剪纸艺人大胆而丰富的想象力，同时也折射出楚巫文化神秘、浪漫的幽光。她们还传承和发展了民间折剪的技法，于对称中求变化，规整中求灵秀，营造了一种柔美而调和统一的剪味。

望城剪纸具体起源的时间已无考究。但在清同治十年（1871）撰修的《长沙县志》中，曾有“元宵剪纸为灯，或悬之庭户，或列之街衢，或为龙灯鳌山游绕里巷”和中元（农历七月十五）“剪纸为衣”、“焚之以荐祖”的记载。由此可推测，望城境域的民间剪纸在清代以前就广为流传。

望城剪纸主要有“喜期窗花”、“格子花”（一为纸扎冥屋，一为装饰风镜灯、走马灯的灯笼格子，以福禄寿喜、花鸟为母题）、“绣花样稿”及有较多楚文化积淀的“纸菩萨”（以神话、传说人物为主）等四类，其中“格子花”和“纸菩萨”多为“祭祀剪纸”。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望城民间剪纸有很多著名的专业匠人，像剪“喜期窗花”的，大户人家都是将艺人专门请到家里，一剪就是十天半个月。望城邹易氏人称邹七娭毑，剪纸从不用打画稿，用指甲在纸上掐掐就可以了，剪出来的人物拙朴，花花鸟鸟，生动传神。一年到头都被人请到家里剪，一生剪过的纸，堆起来足有一屋。20世纪80年代时，全县能剪花的有3500人之多。这一带办喜事，都流行贴“喜期窗花”，一般是房子里能够贴的地方都贴，尤其是女家陪嫁的东西，连一个茶碗盖子上都贴。望城有句俗话叫“马桶上贴和合”。“和合”就是剪纸。连马桶都贴，可见十分讲究。

在一篇关于刘少奇的文史资料中，有“小少奇性格沉静内向，不太爱和伙伴打打闹闹，下课时常坐在一边剪剪纸、下下棋或做些小玩意儿”的描述。刘少奇的家乡花明楼炭子冲就位于望城、湘潭、宁乡三县交界处，是民间剪纸流传的中心范围，可见剪纸艺术流传之广泛，影响之深刻。作为一门民间艺术，剪纸在20世纪30年代才引起人们的关注，一批著名的艺术家，如古元、艾青、力群、江丰、陈叔亮等人对剪纸的不断收集、整理、创新，使剪纸在国内甚至是国际上都产生了影响。但在近年，由于各种原因，剪纸艺术受到现代艺术的冲击，有的地方还面临着生存和发展的危机。所以我国政府将中国的剪纸艺术申请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品录”的首批5个项目之一，希望能使之得到很好的保护和发展。

可喜的是，剪纸这种民间艺术长沙地区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和发展。我国第一家私人剪纸博物馆——华夏剪纸博物馆，于2000年在望城县开馆。馆内珍藏有中国剪纸协会副会长秦石蛟先生四代人的2000多幅作品，还有海内外剪纸家赠送的剪纸作品数百幅。一幅幅活灵活现、制作精美的剪纸作品让人爱不释手。作品中既有充满生活气息的“庄稼汉”、“鸳鸯戏水”，也有具有强烈艺术特色的山水作品，其中还包括获过奖的“唐僧取经”、“屈原”等经典作品。不少楹联家为华夏剪纸博物馆的开馆送来了楹联。其中丁翕云撰联云：

华实相辉，剪存石励；

夏冬不倦，纸化蛟腾。

夏时撰联云：

刀下留情生妙品；

湘中博物占先声。

2007年6月9日，中国第二个“文化遗产日”之际，望城民间剪纸公布为长沙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本图文录自五洲传播出版社2008年5月第一版《中国长沙·长沙民间艺术》，陈泽珲主编，陈先枢撰稿，龚智强、陈览月摄影。未经授权，严禁转载、摘编、复制或建立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