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新政记 《饮冰室合集》梁启超 自甲午战事后，益发愤提倡新学；首在浏阳设一学会，集同志讲求磨砺，实为湖南全省新学之起点焉。时南海先生方倡强学会于北京及上海，天下志士，走集应和之君乃自湖南溯江，下上海，游京师，将以谒先生。而先生适归广东，不获见。余方在京师强学会任纪纂之役，始与君相见，语以南海讲学之宗旨，经世之条理，则感动大喜跃，自称私淑弟子，自是学识更日益进。时和议初定，人人怀国耻，志气稍振起。君则激昂慷慨，大声疾呼。海内有志之士，睹其丰采，闻其言论，知其为非常人矣。 …… 时陈公宝箴为湖南巡抚，其子三立辅之，慨然以湖南开化为己任。丁酉六月，黄君遵宪适拜湖南按察使之命；八月，徐君仁铸又来督湘学。湖南绅士某某等踔厉奋发，提倡桑梓，志士渐集于湘楚。陈公父子与前任学政江君标，乃谋大集豪杰于湖南，并力经营，为诸省之倡。于是聘余及某某等为学堂教习，召某某归练兵。而君亦为陈公所敦促，即弃官归，安置眷属于其浏阳之乡，而独留长沙，与群志士办新政。于是湖南倡办之事，若内河小轮船也，商办矿务也，湘粤铁路也，时务学堂也，武备学堂也，保卫局也，南学会也，皆君所倡论擘画者；而以南学会最为盛业。设会之意，将合南部诸省志士，联为一气，相与讲爱国之理，求救亡之法，而先从湖南一省办起，盖实兼学会与地方议会之规模焉。地方有事，公议而行，此议会之意也；每七天大集众而讲学，演说万国大势及政学原理，此学会之意也。于是君实为学长，任演说之事。每会集者千数百人，君慷慨论天下事，闻者无不感动。故湖南全省风气大开，君之功居多。 《浏阳兴算学记》唐才常 浏阳邑万山中，奇峰插天，秀林宛地由大围直走长沙，绵亘三百余里，溪水回环西流，有濂溪之曲折，而窎远过之生其间者，率椎鲁无文，痛去一切繁缛虚华之习，恪守乡先正欧阳文公、朱慎甫诸老遗风，矩步绳趋，硁硁勿失，有足多者然世运日新，径途益辟，天元地黄，五角六张，机牙四出，百心莫照，而欲责恢张能力，考求古今中外之宜，相为应付，则且色然惊讶，以为吾僻处穷愁陬之士，奚事此为也？故凡议稍稍更改之事，必经年累月，彼可此否，彼否此可，力持“利不十、不变法”之说以相抵拒。 谭嗣同忧之曰：“浏阳虽蕞尔邑，而户口之繁，百万有奇，物产殷阜，矿质充物，乃东方之小瑞士也。然而不能开通耳目，扩充智力，虚掷我人物骈罗之区于若有若亡、若存若灭之间，则乌可以为邑矣？又以是觇之他郡他邑，亦无蹶然兴起少异吾浏者，则乌可以为国矣？”于是日与才常谋所以变通之、激厉之。恒两人对坐，彻夜不寐，热血盈腔，若无藉手，泣数行下。不得己欲就一邑，为新中国之萌芽。曾日月之几何，遂忽忽五六年，终无成议。日暮途远，人间何世，每一顾景，群伦在疚，万箭攒胸，我瞻四言，蹙蹙靡骋。 会东事起，水陆诸军，溃败不可收拾，警报日夕数至。朝野上下，震悼失图。于是乡曲之儒谈虎色变，亦稍稍生热力，萌动机矣。 元和学使江公按临是邦。才常乃纠同人刘善涵、涂儒翯、罗棠等，首以改革南台书院章程请。江公瞿然曰：“久矣夫余之辍食弃餐，扶剑东向，欲求振刷于是邦也。不图义声首唱，与余耿耿之心相符契者，有浏人士也。”急檄下县官行之无怠，县官未即应也。适浏旱灾甚，民汹汹，有逃亡者、饿殍者。官绅议话公私款项，尽供赈事，南台膏火，亦取其赢余输之。 维时吾师欧阳节吾先生，方以假还县。先生早即力倡西学，至谓华盛顿为尧、舜、汤、武合为一人，皭然西方之圣者。我中国不欲保种则已，如欲保种，必尊崇西人之实学，而后能终卫吾素王之真教，黄种乃以孳孳于无尽。往者才常偶于应试小文，引用素王改制，即蒙激赏，至贻书奖励之，亦可知为学宗旨之所在矣。及闻改书院事，猝不得就，乃慨然集同志数十余人，捐资结社，社于邑之奎文阁，聘新化晏君孝儒为之师。又刻谭嗣同所为《兴算学议》，俾传观远近，用代遒人。其明年，先生遂别筹巨款，为常年经费，易社曰馆。于是浏阳始有所谓算学馆者，而南台书院亦议改师课为史学、掌故、舆地诸门。 夫以吾浏之小，挈诸地球，不啻黑子之着面，然且焦精灼神，倾肝沥胆，经年累月，彼可此否，彼否此可，始少有振奋，少有变更。于此见变法自下之难，而始事之人，未有不劳怨交加，千磨百折者也。然自是而校经学会，而德山书院，而方言馆，而岳麓书院，而时务学堂，而南学会，日新月盛，埒爚支那。海内豪杰之士，至归本浏阳一隅变法之功。又以见始事人之虽劳怨交加，千磨百折，而心力所结，未有不转移天下者也。 《兴算学议》谭嗣同 中国沿元、明之制，号十八行省，而湖南独以疾恶洋务名于地球。及究其洋务之谓，则皆今日切要之大政事，惟无教化之土番野蛮或不识之，何湖南乃尔陋耶？然闻世之称精解洋务，又必曰湘阴郭筠仙侍郎、湘乡曾劼刚侍郎，虽西国亦云然两侍郎可为湖南光矣，湖南人又丑诋焉，若是乎名实之不相契也。 嗣同少时引为深病，睹西书，独酷嗜若性成，求通算术亦未尝去诸怀。光绪二十一年，湘军与日本战，大溃于牛庄，湖南人始转侧豁寤，其虚骄不可向迩之气亦顿馁矣嗣同内计，乘此道之，亦千世而一时也。 浏阳俗贵谨厚，以湘军之盛时独不得分其末光，则终亦无由渐其恶习。时方侍节湖北，而唐君绂丞、刘君淞芙亦适在两湖书院，因日与往复图义所以道之者，佥谓自算学始唐、刘归述于县人，皆莫之应。 嗣同乃为书数万言上欧阳瓣姜师，请废经课，兼分南台书院膏火兴算学、格致，师以抵涂大围师则皆谓然邓君岳生力筹经费，岁可得六百千钱。嗣同复为章程一通，寄瓣姜师。 《记官绅集议保卫局事》谭嗣同 善乎唐才常之论保卫局也，曰：“泰西、日本之有警察部也，长官主之，与凡议院章程不同。平心而论，此事本官权可了，而中丞、廉访必处处公之绅民者，盖恐后来官长视为具文，遂参以绅权，立吾湘永远不拔之基。此尤大公无我至诚至信之心，可以质鬼神，开金石，格豚鱼。”夫欲兴绅权，遂忘其为削己之官权，为人而遣己，宁非世俗所谓愚者乎？而廉访黄公与观察况公桂馨、黄公炳离，则犹恐绅之弗受其权也，而集诸绅士于保甲局，反复引喻，终日不倦。且任之曰：“某为董事，某为董事。”听者感动兴起，皆思有以自效，摅虑发谋，各陈基臆，盖罔不动中机宜矣。顾嗣同尤有大忧奇惧，腐心泣血，不忍言而又不忍不言者，遂扬言曰：“保卫局之善，唐氏言之详矣，吾不赘言，言其大者。事之大有如国之存亡乎？则胡不见台湾乎？一旦割弃，所谓官者，皆相率内渡矣。又不见山东乎？虽巡抚、总兵之尊，且褫职去位矣。故世变至无常，而官者至不可恃者也。官以遵奉朝旨为忠，以违抗朝旨为罪，不幸复有台湾、山东之事，官惟有袱被而去耳，岂能为我民而少迟回斯须哉？斯时也，则任外人之戎马蹴踏我，任外人之兵刃脔割我，谁为我父母而翼护我？谁为我长上而杆卫我？虽呼天抢地于京观血海之中，宛转哀号，悔向者之不早自为谋，而一听之官之非计。岂有及哉！岂有及哉！然则乘此崦嵫之短景，预防眉睫之急焰官又假我以有可为之权，我不速出而自任而谁任矣？夫当速出而自任，宁止保卫一局？而保卫局特一切政事之起点，而治地方之大权也。自州县官不事事，于是有保甲局之设。其治地方之权，反重于州县官。今之所谓保卫，即昔之所谓保甲，特官权、绅权之异焉耳。夫治地方之大权，官之所以为官者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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