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官感旧图》序 《左宗棠全集》左宗棠 章君寿麟《铜官感旧图》册，纪旧游也。 道、咸之际，粤寇洪秀全逾岭下湘，攻长沙不下，则掠民船蔽江而东，所过城邑不留；踞金陵，分党四出，为天下患湘乡曾文正公时以礼部侍郎忧居在籍，诏起讨贼，集乡兵水陆东下。公在朝以清直闻，及率师讨贼，规画具有条理，卒克复江东枝郡，会师金陵，歼除巨憝。 顾初起之军，水陆将才未集，阅历又少，往往为猾寇所乘，时形困踬。公不变平生所守，用能集厥大勋，中兴事功彪炳世宙，天下之士皆能言之。推事功之所由成，必有立乎其先者，而后以志帅气，历艰危险阻之境而不渝。是故明夫生死之故者，祸福之说不足动之；明夫祸福之理者，毁誉之见忘，吉凶荣辱举非所计，斯志壹动气，为其事必有其功矣。志士仁人成其仁，儒者正其谊，功且在天下万世，奚一时一事之足云？而即一时一事言之，则固有堪以共喻者。 咸丰四年三月，金陵贼分党复犯长沙，先踞长沙城北七十里之靖江，凭水结寨，步贼循岸而南，潜袭上游湘潭县城。县城繁富，廛市鳞比，贾舶环集，贼速至据之。文正闻贼趋湘潭，令署长沙协副将忠武塔齐布公等率陆军，杨千总斌、彭秀才玉麟等率水军往援。侦贼悉锐攻湘潭，靖江守寨之贼非多，遂亲率存营水陆各营击之。战事失利，公麾从者它往，投湘自溺。随行标兵三人急持公，叱其去，不释手。章君瞰公在舟时书遗属寄其家，已知公决以身殉也，匿舟后，跃出援公起。公曾戒章君勿随行，至是诘其何自来，答以适闻湘潭大捷，故轻舸走报耳。公徐诘捷状，章君权词以告。公意稍释，回舟南湖港。其夜得军报，水陆均大捷，歼悍贼甚多，毁余之败船断桨蔽流而下，湘人始信贼不足畏，而气一振。 其晨，余缒城出，省公舟中，则气息仅属。所着单襦沾染泥沙，痕迹犹在。责公事尚可为，速死非义。公瞋目不语，但索纸书所存炮械、火药、丸弹、军械之数，属余代为点检而已。时太公在家，寓书长沙，饬公有云：“儿此出以杀贼报国为志，非直为桑梓也。兵事时有利钝，出湖南境而战死，是皆死所；若死于湖南，吾不尔哭也。”闻者肃然起敬，而亦见公平素自处之诚。后此沿江而下，破贼所据坚城巨垒，克复金陵，大捷不喜偶挫不忧，皆此志也。 太平军长沙之战 《湘军志》王闿运 咸丰初元，巨寇洪秀全自全州出永、郴、围省城，掠舟洞庭，遂连破名省，天下莫能当。文宗忧之，诏湖南治团练善后，以乡人副巡抚，湘军始萌芽矣。方围城时，官吏仓皇，治军劣愈于武昌、安庆。其后湘军日强，巡抚亦日发舒，体日益尊，至庭见提镇易置两司，兵饷皆自专。湘军则南至交趾，北及承德，东循潮、汀，乃渡海开台湾，西极天山、玉门、大理、永昌，遂度乌孙，水属长江五千里，击柝闻于海。 自书契以来，湖南兵威之盛未有过此者也。无他故，专灭洪寇之功耳。然而洪寇之盛，则亦由湖南始。始合围而纵之，后起偏师追而歼之，岂天数耶？一二人谋力之所致也。 道光三十年五月庚戌，广西乱始上闻。其时，庆远、平乐、浔州在在劫掠，而名者陈亚贵。广东英德盗掠兴浛洸，戕守备，走怀集，湖南始戒严。骆秉章为巡抚。九月，诏征镇筸兵二千诣梧州，从两广总督进征；起李星沅于长沙，授钦差大臣，专赴广西；又命秉章出境防剿。秉章奏：“省城居中，宜镇定，且饬边吏屯戍。” …… 四月，寇解广西省城围，东北陷兴安、全州。 撤七千人追之，以和春将。壬寅，寇入湖南境，将趋永州，阻水，退走道州。余万清先还守道州城。总督驻衡州，闻寇，遽乘舟北走，万清亦弃城不守。乙巳，道州陷。巡抚委事总督，总督闻永州寇退，复还衡州。六月庚辰朔，塞尚阿移驻永州，合兵二万余人，围寇道州，檄鲍起豹还长沙。丁亥，寇分陷江华，杀知县刘兴桓。壬辰，陷永明。丁未，陷嘉禾。戊申，陷蓝山。七月己酉朔，陷桂阳州，知州李启诏走死。庚戌，陷郴州，杀知州孙恩保。诏罢骆秉章，逮治余万清，以罗绕典治军，长沙料兵唯二千余人，练勇三千余人。巡抚张亮基未至，总督程矞采托衡防不来，秉章、绕典方议筑土城，禁讹言，未能谋兵事也。寇既陷郴，疑所往。己未，走永兴，杀知县温德宣，分党踞之，大军悉移永兴。萧朝贵者以胆谲自奋，谓群寇迟忄耎，独率千余党谋袭长沙，绕山道东北行百九十里，掠安仁。 丙寅，陷之，北犯攸。丁卯，陷之，遂讨醴陵。丙子，至省城南十里止。 城中料寇当从耒、衡正道来，民走报寇至，怒其无公文，执将斩之。石马铺屯将尹培立，以潼关副将率陕西军千人仓卒拒战。陕军不惯稻食，所屯地无面，皆买之城中。军未朝食，相持一时许，皆溃散，培立死之，于是溃军或走城中。巡抚方巡城，乃遽还塞南门，然犹不知何军溃败，城外居民亦不知寇已至。萧朝贵设幕城南，有杨生者误以为达官，上谒献策，朝贵颔之。俄而寇将至，怪问：“何人？”朝贵曰：“此杨先生，条程事者。”生觉，蒲伏幕后，逾山走。而寇望城东南隅高楼以为城楼，趋之则非门，返而南门塞，城中乘城分守矣。寇据郭外民居，不知所以攻，但发炮击城，炮丸及城中，街有卖浆者方食而碎其碗，城中大震。或议发城上大炮击之，或曰无炮台，必惊崩城垣，不可轻也。寇至之日，城中兵勇八千余，统将数百名，隶巡抚，巡抚不敢言节度。诸生及举贡各自请领百人或二十人，佐巡垛口，多诣罗绕典言事。布政使恒福内召，潘铎代之，未至署，司道周颚、张其仁等莫敢与兵饷大议，惟善化知县王葆生颇好言兵，诸大吏、将帅亦莫之问也。鲍起豹居城南楼，迎城隍神大像与对坐。张亮基已至宁乡界，闻警，还屯常德集兵。八月壬午，邓绍良将楚雄兵九百入屯南城，始发炮击外寇。潘铎至，步巡城中，令居民、商贾各安业无恐，城中被围七日，亦稍自定，诏夺塞尚阿、程矞采官，以徐广缙并代之，促向荣赴援。向荣自四月初称疾居桂林，塞尚阿深劾之，罪至遣戍，荣终不起，闻塞尚阿罢，乃疾行，癸巳至。丁酉，张亮基至。己亥，骆秉章解任，留居城中。庚子，郴寇悉趣长沙，益募矿夫穴城根。九月丙辰，塞尚阿至。诸援师大集，近五万矣。向荣不乐居城中，以寇渡湘，亦率所部渡湘为屯，时独搏战，不利，诸军相视莫往。城南战事主于和春，屯白沙井，自以扞遏为功，而江忠源以偏师与合屯，或以为忠源之谋。 然寇与官军均跧伏屯内，屯外一里，行人来往自如。入城者唯避南门，其余六门皆可缒以出入。衢巷间妇女娭游，酒食过从盛于平时，忘其为围城焉。丙子，南城地雷轰发，城崩四丈。 邓绍良部军方集天妃祠摊钱博戏，绍良独拔刀当城缺，斫先登一人者颠，部军闻之，皆弃钱奔城缺，寇不敢上。练丁辇木石塞缺口，城守复定。十月己卯，地雷再发，不及城垣。甲午，地雷发，城崩八丈。瞿腾龙拒缺口，寇复退走。于是，徐广缙方止湘潭，议者以为合兵腹背击寇可歼也，而巡抚群官以为塞尚阿在城中，广缙不宜来逼之。其前军将福兴寔来。乙未夜半，寇渡湘西走。丙申，城上诇寇屯，疑空虚。有呼者曰：“贼去矣。”将帅闻报，皆愕且惧，无敢言贺，而僚吏、士民相庆论功，不复问寇所往。张亮基奏请防湘潭，徐广缙以为寇走宁乡，遣兵南防湘乡，故寇收罢众从容以去。或曰“和春军士卖纵之”,或曰“非也。寇不畏官军，安肯贿之？” 戊戌，寇破益阳，掠船出资口。十一月己酉，破岳州。岳州之防，以土人领渔船五百栅土星港，遏诸商贾民船万数。寇至，渔船散走，悉掠两岸人、船，寇势自此盛矣。 湘军之兴 《湘军志》王闿运 曾国藩既奉命帮办巡抚团练，是时湘乡先立练局，请主其事，辞母忧不出，且自信行军用兵不素习。已而武昌陷，湖南大震，始至长沙与巡抚张亮基治守御。且上奏曰：“团练之难，难于捐资。湖南行伍空虚，以练兵为要务。自军兴以来，二年有余，糜饷不为不多，调集大兵不为不众，而往往见贼逃溃，未闻有C11战者，所用兵器皆大炮、鸟枪，远远轰击，未闻有短兵交锋者，其故何哉？由兵未练习，无胆无艺故也。今欲改弦更张，于省城立一大团，择乡民壮健朴实者招募来省，练一人收一人之益，练一月有一月之效。”又曰：“湖南会匪自粤逆入楚，大半附之而去，然犹有串子、红黑、边钱、香会成群啸聚，如东南衡、永、郴、桂，西南宝庆、靖州，万山丛薄，为卵育之区。有司亦深知其不可遏，特不欲其祸自我而发，相与掩饰弥缝，苟且一日之安，积数十年应杀不杀之人，而任其横行。今乡里无赖之民，嚣然而不靖，彼见夫命盗首犯常消摇于法外也，见夫粤匪倡獗而莫制也，遂以为法律不足冯，官长不足畏，若非严刑峻法，无以折其不逞之志。臣欲纯用重典以锄强暴，即良民有安生之日，臣身虽得残忍严酷之名，所不敢辞。今之急务，在使通省无不破之案，而尽除大小各会匪，则涤瑕荡秽可期也。有曾经抢掠、拜会、结盟者，请即用巡抚令旗，恭请王命，立行正法。内奸既清，外寇虽至无能为已。” 于是立三等之法，重者斩，次杖毙，小鞭责释之而已，不以烦府、县狱。又手书告劝乡人士耆老，虽幼贱，身自下之，必与钩礼，有所布告，皆通启自名，每牒府、县招致贤俊，牧令虽怙旧习，然亲见大人尊官与乡民诸生为等夷，亦稍稍悟悔官民否隔，颇询地方利病。山野材智之士感其诚，虽或不往见，人人皆以曾公可与言事，湖南欣欣乡治矣。国藩以十二月壬辰治军事。 三年正月丙午朔。丁未，寇弃武昌，下犯安徽、江宁，湖南不受兵，乃益招募教练，兼令营兵防城者月六日合操。抚标中军参将塔齐布，日阅所部军，训练有法。诸州县亦时禀承国藩，言所兴除。有上言胥隶贪恣，辄捕治斩之，其行馆即讯者。 经三月，杀五十余人，文法吏大哗。张亮基移督湖广，未几，移抚山东。署湖南巡抚潘铎引疾去，骆秉章复来。以国藩所行异于罗绕典及诸团练大臣，心诽之，然见其所奏辄得褒答，受主知，未有以难也。二月，常宁土寇起，以刘长佑将楚勇五百人、湘勇三百人往，未至，其县团丁讨定之。阳山寇窥宜章。 大庾寇入桂东，杀汛官，以张荣组将七百人往。衡山土寇起，三月，刘长佑破平之。永兴、安仁、茶陵时有寇发，辄闻而兵随至，奸轨破散。 五月，洪寇分党围南昌，江忠源往援，因乞师湖南，以罗泽南将湘勇千二百，六月辛卯起行，道醴陵；忠源弟忠淑将楚勇千，壬辰起行，道浏阳；署盐道夏廷樾将营兵六百人、湘勇七百，丁酉起行，道醴陵。援军之行也，国藩念营将积敝不可用，纯用书生为营官，率皆生员、文童，以忠诚相期奖，然未经行陈，故以楚勇百战者偕。楚勇尚剽锐，营制疏略，乃命千总张登科领湘勇二十人为前哨。戒忠淑、登科曰：“哨探必百里，至瑞州待湘军而行。”忠淑狃其家军称劲旅，心笑曾公怯，驱而前，中途讹言寇至，哗而溃走，奸民噪惊之，弃军械、饷银，退保义宁，留十余日乃进。七月壬申，湘军至南昌，则战城下，书生争奋搏寇。寇阳退抄其后，军败。营官附生谢邦翰、童生罗镇南、易良幹、罗信东战死，泽南收众入城。于是国藩闻之，以为湘勇果可用，虽败敢深入，官兵不如也。江忠源初至九江，奏请增兵。国藩与书曰：“今日之极可伤恨者，在兵败不相救而已。盖调发之初，征兵一千，而抽选数营或数十营，卒与卒已不相习，统领之将又非平日本管之官，遂乖然不能以相入。至于兵与勇遇，尤相嫌恨。桂东之役，三厅兵寻杀湘勇于市；江西之行，镇筸兵杀湘勇于三江口，伤重者十余人。以今日营伍之习气与调遣之成法，虽圣者不能使之一心。足下前奏调云、贵、湖、广兵六千，募勇三千，合为一万，自成一军。 夫六千之兵，必有一二镇将统之，其势不能相下，而将弁中又多卑庸，无足与语者。鄙意欲练乡勇万人，概求吾党质直晓军事之君子，将之以忠义之气，而辅之以训练之勤，相激相劘，而后可以言战也。”忠源未及用，而江西楚勇以索赏复溃，健锐者皆弃去，江军遂弱。九月，败于田家镇。 是时，湘营制，营三百六十人。中营罗泽南将之，左营王珍将之，右营邹寿璋将之，塔齐布将兵勇成二营，周凤山、储玟躬各将二营，曾国葆将一营。国藩仍欲充广至六千人，合忠源所将成一万为义师。而己居湖南，有寇乃佐巡抚治兵，故多与军民政事。长沙协副将清德，自以为将官不统于文吏，虽巡抚例不问营操，而塔齐布谄曾国藩，坏营制。提督鲍起豹者昏庸自喜，闻清德言，则扬言盛夏操兵虐军士，且提督见驻省城，我不传操，敢再妄为者军棍从事。塔齐布沮惧不敢出，司道群官皆窃喜，以谓可惩多事矣。提标兵固轻侮练勇，倚提督益骄。 适湘勇试火枪伤营兵长夫，因发怒，吹角执旗列队攻湘勇。城上军皆逾堞出，城中惊哗。国藩为鞭试枪者以谢，乃已。俄而辰勇与永顺兵私斗。辰勇者，塔齐布所教练也。提标兵益傲怒，复吹角列队讨辰勇。于是国藩念内斗无已时，且不治军，即吏民益轻朝使，无以治奸轨，移牒提督，名捕主者。提督亦怒，谩曰：“今如命，缚诣辕门。”标兵汹汹满街。国藩欲斩所缚者以徇，虑变，犹豫未有所决。营兵既日夜游聚城中，文武官闭门不肯谁何，乃昌狂公围国藩公馆门。公馆者，巡抚射圃也，巡抚以为不与己公事。国藩度营兵不敢决入，方治事，刀矛竟入，刺钦差随丁，几伤国藩，乃叩巡抚垣门，巡抚阳惊，反谢，遣所缚者，纵诸乱兵不问。司、道以下公言曾公过操切，以有此亦。国藩客皆愤怒，以为当上闻。国藩叹曰：“时事方亟，臣子既不能弭大乱，何敢以己事渎君父？吾宁避之耳。”即日移屯衡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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