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潭州艺林

《<沅湘耆旧集>序》贺熙龄

湘皋学博，辑湖南诗为二百卷，既成，以示余。湘皋，资产也。先是与陶文毅公有《资江耆旧集》之刻文毅，亦资产也。既乃湘皋更推而广之，为《沅湘耆旧集》。湘皋之志，亦文毅与湘皋相往来之志而未就者也。

溯湖南之水入洞庭者，虽曰九江，而东则湘为宗，西则沅水为长，举沅湘而湖南之水尽之。四方之人，知有沅湘不知有资。今文毅既已辉煌天听，渥游宸翰，光耀宇内矣四方之人因资江以思沅湘，其神往于澧兰沅芷之间者，当不知何如？

昔太史公南浮沅湘，而其文疏宕多奇气；张燕公柳子厚入岳永，而后文章凄惋激发，得江山之助。况乎生长其间，涵泳于山川钟毓之灵者哉？顾前明至今五百年来，湖湘之间，名流著述不知凡几，而遐溯前徽，风雅之道暗焉未彰。岂其时沅湘兰芷之芬郁积而未发与？抑亦修实者不求闻，又乏表章之人，而零落于故纸陈箧之不知收拾者多与？其事钜则任之者难，文毅公尽一生之功名才知，一发其奇于山水之间；湘皋尽垂老之精力，一发其奇于文字之胜，其功名与山水相敌。而湘皋一官落拓，宦橐萧然，搜剔零缣碎锦于数百年后荒江寂寞之滨，其力为尤难也。吁！此吾楚之诗，所以历数百年而未有表见于世与？是集之成，上自公卿，下及闺壶方外多者百余篇，少者数韵。可谓发幽郁于千秋，振楚骚之逸响矣。至于才艺区分，流品攸别，则又因诗以考其人、论其世，观其出处师友之故，得其性情心术之微，而于孝子忠臣、高人逸士，尤倦倦三致意焉。

《<湖南文征>序》曾国藩

吾友湘潭罗君研生，以所编纂《湖南文征》百九十卷示余，而属为序其端。国藩陋甚，齿又益衰，奚足以语文事？

窃闻古之文，初无所谓法也。《易》、《书》、诗》、《仪礼》《春秋》诸经，其体势声色，曾无一字相袭，即周秦诸子，亦各自成体，持此衡彼，画然若金玉与卉木之不同类。是乌有所谓法者？后人本不能文，强取古人所造而摹拟之，于是有合有离，而法不法名焉。若其不俟摹拟，人心各具自然之文，约有二端：曰理，曰情，二者人人之所固有。就吾所知之理而笔诸书，而传诸世，称吾爱恶悲愉之情，而缀辞以达之，若剖肺肝而陈简策，斯皆自然之文，性情敦厚者，类能为之；而浅深工拙，则相去十百千万，而未始有极。自群经而外，百家著述，率有偏胜：以理胜者，多阐幽造极之语，而其弊或激宕失中；以情胜者，多惟感人之言，而其弊常丰缛而寡实。自东汉至隋，文人秀士大抵义不孤行，辞多俪语，即议大政，考大礼，亦每缀以排比之句，间以婀娜之声，历唐代而不改，虽韩、李锐志复古，而不能革举世骈体之风。此皆习于情韵者类也。宋兴既久，欧阳、曾、王之徒，崇奉韩公，以为不迁之宗。适会其时大儒迭起，相与上探邹鲁，研讨微言，群士慕效，类皆法韩氏之气体，以阐明性道。自元、明、圣朝康雍之间，风会略同，非是不足与于斯文之末。此皆习于义理者类也。

乾隆以来，鸿生硕彦，稍厌旧闻，别启途轨，远搜汉儒之学，因有所谓考据之文。一字之音训，一物之制度，辨论动至数千言。曩所称义理之文，淡远简朴者，或屏弃之以为空疏不足道。此又习俗趋向之一变已。

湖南之为邦，北枕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亦山国荒僻之亚。然周之末，屈原出于其间，《离骚》诸篇，为后世言情韵者所祖；逮乎宋世，周子复生于斯，作《太极图说》、《通书》，为后世言义理者所祖。两贤者皆前无师承，创立高文，上与《诗经》、《周易》同风，下而百代逸才，举莫能越其范围，而况湖湘后进，沾被流风者乎？

兹编所录，精于理者，盖十之六；善言情者，约十之四；而骈体亦颇有甄采。不言法，而法未始或紊惟考据之文，搜集极少，前哲之倡导不宏，所世之欣慕亦寡，研生之学，稽《说文》以究达诂，笺《禹贡》以晰地志，固亦深明考据家之说而论文但崇体要，不尚繁称博引，取其长而不溺其偏，其犹君子慎于择术之道欤？

《<湘城访古录>自叙》陈运溶

尝慨地志疏舛而作斯录，稿经五易，岁将一纪，始自光绪十年，迄于廿年乃蒇事焉。因为叙曰：

风雨一编，搜遐剔隐；云山百里，讨胜寻幽。纪曩哲之芳踪，摅我怀之景愫。溯自汉唐，地称名郡，山若屏，湘江如带，骚人迁客，靡不息兹奥区。当岁华春婉之时，极曾举遥游之乐。或顾盼形势，或流连景光，曾几何时，忽焉异世右军云“俯仰之间俱为陈迹，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耳。”

嗟乎！江山不改，城郭都非，谁为华表之前身，足证此邦之风景。所赖故老称述，载籍流传，从编残简断之中，寻芳泽遗芬之迹。模山范水，特标一语之奇；咏物摅怀，广辑百家之说。但迹近于创，前无所因，始事为艰，成书恐陋。彼遗文之零落，莫可追寻；若中秘之储藏，无从浏览。余虽不敏，屡欲网罗，因而阅市借人过目者，经千余种，摊笺集字著录者约五百条，间有未见之书，以俟拾遗之作。然词皆述古事可信，今虽未周详，略知义例。摩千年之铜狄，尽入奚囊；揽万古之烟霞，都归卷轴。庶几存文献于故国，惊知己于山川也。

韩昌黎云：“愿借图经将入界，每逢佳处便开看。”则是编之作，上可供轩之采问，下可助词客之披吟。居人而得操土风，流寓而亦知湘俗。惟是探源溯流，如读罗含湘中之记，岂仅陶情适性，只作宗炳卧游之篇哉！

凡为图十三，为表二，为类十四，共十有七卷，总廿余万言，别次其目于左。

《<麓西杂志>序》罗焌

昔文命非治洪水，安能辨别九州；公孙不掌行人，无以周知四国。故虽子长博洽，仅书西汉之河渠；光武中兴，惟撰南阳之风俗。自地理郡国，诸史因仍。山志水经，专家代作。大抵苞举六合，囊括八方，摹司徒土地之图，采太史轩之语而已。夫以郢书燕说，楚客齐言。则晋师涉河，必驱三豕丁家穿井，真得一人。不逐腐鼠之异名，时有蹲鸱之误会。故惟杨雄居郫，能纪蜀王；顾夷为州，能言吴郡。然如罗君章湘中之记，萧世诚荆南之书，张方述楚国先贤，刘彧赞长沙旧传，远则覃及四境，近犹叙说一州。事未必其躬亲，说或本于道听。范围尚广，征实犹艰。

若夫撮举方隅，胪陈故事，折中六艺，高挹群言。举凡荆楚岁时、岳阳风土、沅湘耆旧、伊洛渊源、江汉丛谈、湘山野录，合为一书，并包众妙。吾友李君之《麓西杂志》，求诸簿录，无可拟伦。或谓孙亭之短书，只叙颜山一镇；厉樊榭之外集，曾记杭城一隅。今此新编，亦仍旧贯，是固然矣。抑有进焉。吾乡自湘水南来，麓山西峙，屈、贾旧游之所，朱、张会讲之区，裴公结草于牛冈，智师说经于鹿苑。乡题长乐，声应汉宫之钟；里表集贤，士修唐院之学。地方百里，烟火万家，乃县志久缺不修，记载亦散无有纪。吾徒不述，后嗣何观。方今研究坤舆，侈谈宇宙。目营四海，而不自见其睫；道济天下，而未返观于乡。斯固贤者识大之功，毋亦通人忽近之蔽。惟李君聚族螺山，世居鹤岭②，曾经沧海，久客京华。鸟倦飞而投林，云无心于出岫。汤沐赐邑，常讥汉高之痴；富贵还乡，亦笑项王之陋。然而过枌榆之旧舍，魂梦俱恬；说桑梓之遗文，形神自王。由是网罗风雅，补缀缣缃。示来学以所闻，知故乡之可爱。庶几籍谈为介，数祖典而无忘；钟仪鼓琴，操土风而不改。昔人所谓积小以高大，言近而旨远者，其在斯乎。

且夫九流之杂，出于议官；四方之志，掌之外史。合称杂志，实始唐书。有曰杂志记者，则见刘昫之经籍；有曰杂地志者，见欧阳之艺文。斯盖正史之支流，职方之小纪，书虽亡佚，例可推知。厥后如马永昌之寿春，江邻几之嘉祐，曾归愚之独醒，周昭礼之清波，类皆小说支流，不免大方见笑。

至今之以杂志名者，如旧学校书，则偏于订古；新闻纪事，则义在随时。用彼方斯，名同实异。况李君本老聃之世家，通宣尼之大义。远绍养新之绪，近希求阙之文。汝南月旦，环海称平，《西堂日记》，名流推重述西河之旧事，纂南部之新书。滂沛乎寸心，摩挲于尺幅。情深思古，即湘东怀旧之篇；志在拾遗，是师道敬乡之录。焌少承庭训，长治国闻。北地计偕，曾经两度；南溟转徙，几历廿年。览故国之河山，羁氓泪堕；展先人之庐冢，归客心悲。适逢白社之开，尤触黄垆之感。权为市隐，居常土思。但求荆棘不生，萑苻早靖，得归衡宇，仍爱吾庐。将与君采幽涧之兰撷芳洲之橘，炊桃花而作饭，培楠木以成林。述槐里之小知可歌可泣；析竹书之疑义，相友相师。则序许浑丁卯之诗，无需来岁续周密癸辛之志，期以长年。持此片言，用为左券。

《沫若在长沙》田汉

洞庭落木余霜叶，楚有湘累汉逐臣，

苟与吕伊同际遇，何因憔悴做诗人？

——和寿昌原韵  沫若

若干年前，沫若到东京访我，在我们户山原的寓所住了两三天，我们得他的教益很多。比方我虽是生长田间，却并不曾多识鸟兽草木之名。我们一块在田野里散步的时候，彼此指着许多花草相问。在一个有过深厚理科素养的人的面前，我简直显得“不辨菽麦”.这以后我才努力想补充一些人生应有的常识。颇拟写一篇《和沫若的三日间》，志当时的游踪，却没有写成。直到十数年后的今天，沫若到了长沙，在这一关系民族存亡的伟大历史时期和我们相处了四五天，我才觉得应该鞭策我自己写下一些生活的印象，告诉广大关心沫若的青年。

沫若此来给我最大的印象是他的爱国之情如此挚切。几乎他所写的每一行，他的日常生活的每一片断都表现他对于民族命运的关心。但显然的，中国的进步速度不能像他刚归国的时候所估计的那样高。许多复杂多歧的现实使一个烈火似的革命诗人不能不冷静起来，沉郁起来。记得在上海战争还壮烈地进行的时候，他丝毫不考虑他的安全，驰驱战火之中，常常以行军毯裹着身子在军车里过着战场之夜。北新泾退兵的时候我打电话告诉他，他说：

“这有什么值得惊怪的。这是我军应取的行动。不如说退的太迟了。”

当时他真是那样的兴奋，那样的乐观。十月间，他那带着子女留居千叶的夫人安娜女士，被日警捕去毒打之后监禁一月之久。安娜女士来信劝他珍重，不要时常上前线。她说：

“你若是被他们捉去，可不得了。”

沫若虽则是伉俪情深，却丝毫不曾因此动摇其抗敌救亡的信念。他仍旧大胆地英勇地上前线跑，为鼓励将士，为联合军民而奋斗。相隔不过两三月，当我和他在长沙相见的时候，他的表情变的那么阴郁，他的诗虽仍是那样的豪迈奔放，但如“伤心最怕读《怀沙》，国土今成待剖瓜”,或“漫道能先天下忧，欲倾万斛写奇愁”诸绝，音节之间不免流露着一脉的感伤。当他长沙生活的第二天，由我们邀他游岳麓的时候，他听着同游者壮烈的救亡歌声，不觉感叹的这样说：

“在武汉一个月以来的闷气才稍稍地一吐了。”

他深深地感觉得艺术家的天地未可轻易捐弃。艺术家的自由被束缚，等于扼杀了他的全部生命，他将无法发挥他应有的力量，过朱张渡时，划子为着争先取了捷径，不知反而搁在浅滩上，舟子下水推挽，船才稍动。望着邻舟绕道下流的反而先达，沫若对着那船饱孕着春风的白帆不胜艳羡，他说：

“瞧，他们真是一帆风顺啊。”

因而他谈到世间许多事也真象这样欲速反而不达。同时，许多事看去似乎顺利而暗礁却异常的多。显然地他不能无所感慨，不像上海抗战时期那样乐观了。许多朋友们听得说沫若来了，多想找他讲讲话，我们更因友谊关系好几次要他写点文章，但终于被他婉谢了。我是听过他在上海和南桥嘉定的演说的。他的火一般的爱国热情使他成为那样一个雄辩家。他的话是那样煽动的，几乎每一句都能使听众为之狂热，为之击节。因此在上海陷落后，大家认为让沫若留沪，不仅很危险，也是抗战的损失，因为可以运用他的雄辩力，煽动力，对后方广大民众做救亡宣传。但是及至到了后方，他反而不说话了。这又该是抗战前途多么大的损失！我们迫切期望的是沫若兄迅速地从目前的忧郁和沉默中解放出来，把他的诗才的全部，辩才的全部，贡献给危迫的祖国，贡献给为自由独立而挣扎的祖国。因为他是中国青年的代言者，他的忧郁将引起全中国的忧郁，他的积极和乐观将成全中国的积极和乐观！

沫若的长沙生活却是非常有趣的。他刚到的那天，我邀他上南门城上天心阁指点太平军过长沙的战迹。胡萍小姐来了，同赴银宫旁一酒楼。醉中索笔狂草，茶房在一旁，赞叹不置，他问胡小姐：“这位是谁？写诗不假思索，挥洒自如，就像我们扫地似的。”胡小姐把茶房的批评转告沫若，沫若大笑成一绝，有“作书如扫地，把酒欲问天”句。前日午前，天又晴朗，邀游玉泉山，寻所欲古书，仓卒中无所得。漫步至民众俱乐部参观何云樵所筑箭场，沫若谈北伐战争时过长沙事，谓十年日月若不浪费，何至让日寇猖狂至此？晚题短纸赠某氏，因有“何来后羿箭，射日破愁天”句。沫若欢喜吃长沙的凉薯（四川叫“地瓜”），曾于赴宴归途买四毛钱的，分量似不如平时的多，沫若少之，请“客气点”.卖凉薯的回答得妙：

“不是我不肯加，你怎么拿得了呢？”

沫若因大赞长沙人的幽默。自来此间“人吃人”殆无虚日。沫若盛赞李合盛的百叶，于长沙酒家及远东中菜部亦有好感。为理解长沙市井生活，曾偕登北门外某茶馆店。他颇感叹于谭组庵派书法在长沙的普遍，说连“登楼大发”的字条都有“谭味”.在吃包子春卷的时候，他谈到少时在他的故乡成都做“亸神”（不良少年）时候的故事，说在戏场里看戏丢手巾把子的艺术三昧，不下于今日技巧派的作家。最后有一位“瘪三”一类的人上楼来，老要我们“抽彩头”,说“蛮灵验的”,不过又补足一句说：“句子是好歹都有，不可见气。”熊岳兰女士去抽一条是“去年好，今年差”.她点首称是，说：“可不是吗？去年在上海《立报》做女记者，今年在长沙做难民，自然差得多了。”沫若抽一条可吉利得很，有四句偈语似的话：

“孔明借箭，只有三天。

一桩好事，就在眼前。”

我们都替他道贺，说不仅时局有好转之象，说不定还有什么意想不到的好事等着他。他说：“至少只有三天的话是验了。我三天之内必离开长沙的。”末了，轮着我们三爷，却抽了一条这样的东西说：

“有鬼有鬼，内中有鬼，

拉的拉脚，扯的扯腿！”

这把我们都笑歪了。亏着沫若安慰三爷，他说：“您别怕鬼，我们得打鬼，比如我们要想创造一个独立自由幸福的国家，日本鬼子却拉的拉脚，扯的扯腿，所以我们非打倒日本鬼子就别想过太平日子。”

我想沫若的话是对的，我们大家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