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井考证古长沙城址

从上世纪80年代起，在长沙古城区发掘了多处战国时期的遗址，发现众多水井。1987年底至1988年初，建设五一广场地下通道和地下商场时，清理了一批古代水井和文化遗物堆积。文化遗物堆积层厚达2米，内涵十分丰富，有战国至明清各个时代的遗物，最下层为战国时期日用陶器，有鬲、钵、豆、罐等多种。

古水井16个，其中战国4个，汉代7个，魏晋唐宋共5个。战国水井中出土大量的取水用具绳纹圜底陶罐和鬲等日用陶器残片，其中一口井底还出土战国铜削1把。与此相类似的情况还有1989年发掘五一广场西南侧的中山商业大厦工地、1994年发掘五一广场以东的省供销社工地，以及1996年发掘的五一广场东南侧平和堂大厦工地，共发掘战国时期古井数十口。中山商业大厦工地还清理残存的战圉陶器作坊遗址1处，作坊地面有竹席痕迹，贮泥池内尚有陶泥，地面有遗弃的陶鬲、陶豆等残片，这些水井和作坊的遗迹、遗物证明，此地为战国时期人们聚居的地方。城内古井在楚都江陵纪南城的考古发掘中亦为突出。纪南城内虽有龙桥河流过，但仍发现井300余口，大部分是水井，部分则是冰窖或贮井。长沙楚城与楚都江陵纪南城十分相似。

长沙中心城区，即今五一广场四周大量古井的出土和发掘，为各时代长沙城的范围，特别是汉“临湘故城”及其“宫署”的位置提供了可靠的佐证。

在故城南界地段发现的古井有：1996年上半年在大古道巷北侧原南区教师进修学院对面的万银公司工地发现唐宋时期圆形古井6口；几乎在同时，位于解放西路与黄兴南路交界处以南的星光大厦工地又发掘古井9口，井中出土遗物均为唐宋以后的物品。在这个范围尚未发现汉代古井。由此可以推断，汉代“临湘故城”的南界未超过今解放西路。

在故城北界地段发现的古井有：1996年下半年在中山西路北侧长沙糕点厂基建工地出土数口西汉古井，出土器物有绳纹汲水陶罐、绳纹板瓦、筒瓦和残断简牍等；1997年上半年在黄兴北路长沙美术印刷厂约1000平方米工地内又出土数口西汉古井，其中5号、13号井出土了完整的敞口平沿高领鼓绳纹凹底罐和残破陶盆、敛口绳纹陶瓮等生活用品。这两处工地西汉古井的出土，说明它们所在地应在汉代的“故城”之内。由此可推断，汉“临湘故城”的北界极可能在今中山西路至今青少年宫一带。

在故城东界地段发现的古井有：1995年下半年在五一路与蔡锷南路交界处的市老干活动中心基建工地发掘一批唐宋以后的古井；1996年下半年在宝南街北侧市教委宿舍工地发掘唐宋以后古井5口，此2处工地未发现汉以前的古井：但1997年上半年在黄兴北路东侧的南阳街长沙美术印刷厂内发现了战国和汉代的古井数口．汉代古井内出土了绳纹凹底汲水罐等器具。2003年又在南阳街南端正对面的省供销社建设工地发掘出西汉古井，并出土近万枚简牍。由此可推断，汉“临湘故城”的东界在今南阳街一线。

故城西界地段由于临湘江，地势低，淤泥堆积厚，古井发掘尚有困难。但从太平街、藩城堤一线所存古老街名高井街、金井巷、明月池等，以及今存西汉古井“贾谊井”来看，临湘故城的西界应在今太平街一线。

学术界依据这些考古发现，对临湘故城的具体位置得出了较为一致的看法，即故城东起今东牌楼、南阳街一带，西止今太平街、西长街一线，南达今解放西路一线，北止今中山西路、又一村一带，也就是今五一广场及周围地区，形状近似于长方形。这与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水经注》中“城之内，郡廨西陶侃庙，云旧是贾谊宅地”等记载大致相符。

汉代城市沿《周礼》“前朝后市”之制。古代南面为前，北面为后。《水经注》所载临湘故“城之西北有故市”也证实了这一说法。“朝”即宫署以及以宫署为核心的城。临湘故城的宫署在何处?近十多年来大量考古发掘，特别是古井的考古发现表明就在今五一广场一带。

1996年下半年五一广场走马楼“平和堂商厦”工地发现古井数十口，其中汉井数量约占一半，其中9号、12号井分别出土了“安乐未央”文字瓦当和卷云纹瓦当。22号井出土14万余枚三国孙吴纪年简牍(档案文书)，也从侧面反映出此地在汉代为一个特殊重要的地区。

1997年下半年五一广场西北角原“九如斋”，后为“东汉名店”的基建工地上又发掘了古井共36口。年代从战国到明清各个时期的古井都有，按其形制可分为直筒式竖井、袋状竖井等四类，用途多为取水饮用。井内出土文物丰富，有日用器皿、生活用具及建筑构件等。日用器皿有陶鬲、钵、豆、罐、鼎、壶、盆、青釉四系罐等，种类繁多，数量近千件。不少陶器完整无损，制作精良，漆器色泽鲜艳，图案精美，十分罕见。用作汲水用具的木制辘轳为汉代遗物，保存较好，为复原汉代水井具有重要意义。建筑构件有瓦当、陶筒瓦、板瓦、滑石脊瓦、滑石砖、青砖等。瓦当出土较多，其中3号、24号东汉古井出土了“府君高迁”文字瓦当、瑞兽纹瓦当。“府君”为郡太守专称，使用“府君高迁”文字瓦当的建筑当为“郡署”。文字瓦当、瑞兽纹瓦当以前一般只在都城宫殿附近才有出土，如洛阳东周王城、陕西秦咸阳宫、长安汉长乐宫等。24号井还出土了10余件滑石质建筑构件。使用较珍贵的滑石作建筑材料，其使用者身份地位应相当高。

古井中最重大的发现当为东汉时期简牍，数量达数百片，质地多呈黄褐色或灰褐色，分木牍和竹简两种，长度一般为23厘米左右，宽3—5厘米，厚0．3一0．8厘米。简牍上文字有隶书、草书，清秀隽美，特别是草书如行云流水，为我国文字的发展演变和中国书法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简牍的内容大体可分为官府文书、名刺、练字所书3类，其中“延平元年二月甲辰肝十日庚申长沙太守君丞卿叩”等内容的简牍中出现了“延平元年”字样，这是汉殇帝刘隆的年号，汉殇帝只在公元106年做了一年皇帝，其时所存文物极少。由这些简牍可断定简牍的时代为东汉中期。东汉简牍为长沙市首次发现，意义重大。

走马楼古井的惊世发现：三国孙吴牍简1996年10月17日凌晨，长沙市中心五一广场走马楼西侧的“平和堂商厦”建筑工地内22号的古井里，出土了一大批简牍，均为三国孙吴时代简牍，总数约14万余片，约200万字，其数量超过了以往中国各地出土简牍的总和。这是20 1世纪继殷商甲骨文、敦煌石窟文书、西北屯戍简牍发现之后，中国文献档案方面的又一次重大发现，被评为中国1996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今平和堂商厦地下室内辟有22号古井遗址陈列室。

就气候特征而言，在潮湿多雨的长沙土层中能够保存如此集中、如此众多、如此完好，史料内容如此丰富的简牍，简直不可思议。多少年来，考古学家、简牍学专家，总是把搜寻的目光投注在充满神秘色彩的大西北。一度震惊全球的“武威汉简”、“居延汉简”、“敦煌汉简”以及地处山东临沂的著名“银雀山汉简”，无一不是出土于北方。

走马楼位于长沙市中心五一广场东南侧，此处原是明朝吉藩府的故地，东、西牌楼翼张于左右，走马楼是府内的地名。汉代此处是长沙郡的中心。自1987年以来，长沙考古工作者就在附近的五一地下商场、中山商业大厦、锦绣大厦、东汉名店等建筑工地发掘出楚汉时期的大量的建筑构件、古井和作坊遗址，事实证明走马楼附近地区是楚汉故城建城之所。

年隔1700多年，简牍为什么还保存完好，可从22号井的结构进行初步分析。22号井直径3．1—3．5米，5．6米的堆积共分为4层。第一层为褐色覆土。第二层出为存放的简牍，厚20—50厘米，由中间向四周倾斜，呈冢状堆积。第三层为黑灰土层，其中包含大量木、竹屑、草藤、碎砖瓦等。第四层为灰褐土层，出土大量碎砖瓦、完整青釉罐、碗等。在井深512厘米处发现一方形木构井圈，木板四周再填土加固。由此可见，走马楼22号井不是一般的水井，而是一个仓井。仓井位于地下砂砾含水层之上的红土层，由于红土层具有较强的隔水性和防腐性，故14万余枚三国简牍能完整留存至今。仓井本来是储藏粮食的，而井底的木构井是为保持仓井的干燥而设置的。14万余片三国孙吴简牍为何掩埋在一个仓井中，从简牍内容来看，大多数是佃田租税券书、契约合同凭据和司法文书，时值战乱时期，有可能是匆忙掩埋，以避免流失。

简牍从形状上看，长短、宽窄各异；从字体上看，工整有序，隶中带楷；从行笔上看，笔墨书写流畅清晰；从字数上看，多少不等，木牍每片80—120字，竹简每枚30一40字。

这批简牍按其类别、形制用途，大致可分为5类：

1．券书类。其中又分为两类：一是佃田租税券书。形制为大木简，长49．8—54．3厘米，宽2．6—4_3厘米，厚0．4一l厘米。由右至左直行书写，内容分单行或数行不等。从券书上可看出孙吴时长沙郡佃户租佃土地须向官府交纳钱粮、布匹、赋税的数额。二是官属各机构之间钱、米、器物调拨券书。

2．司法文书类。这类简牍主要涉及一些文化、经济案件审理、申述、复核的具体内容和有关程序。形制为尺牍，长23．4—25厘米，宽6—6．9厘米厚，0．6—0．9厘米。字迹大多清晰，直行书写，木牍上均有上下二道编纶的痕迹。

3．长沙郡所属人名民簿类。主要记载户主姓名、年龄、身体状况及有关事项。形制除少量的木牍外绝大部分为竹简，长约23厘米，宽1—1．2厘米，厚0．2厘米。编联的绳纶均已腐朽，从其痕迹观察为上下二道。这类竹简质地较差，大多未经杀青，粘连较甚，文字书写在竹里。

4名刺、官刺类。名刺即古代的名片。大多涉及赠物、问安、行政公务等方面的内容，形制均为木牍。

5．帐簿类。

包括市租、田租、关税、官吏俸禄、借贷、钱月旦簿(月度报表)、长沙郡属诸曹岁尽簿本事(年终财务结算报表)7个方面，内容包括钱、布、米、器物、租税等各项出入帐目。形制有木牍和竹简。

长沙走马楼吴简的出土引起了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的极大兴趣，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说：“这次出土的长沙吴简时代非常集中，内容十分具体。洋洋200万字的这批简牍，都是有关长沙郡的社会经济法律行政等方面的记录，属于孙吴政府文书档案，完整、准确、集中地反映了三国东吴的社会基本面貌，具有无法估量的历史价值。必将形成某一门学科的分支，成为国际学术界相关学者的研究课题。”

走马楼简牍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据已整理的简牍，墨书纪年为黄龙元年至嘉禾六年(229—238)。这是公元3世纪上半叶吴国长沙郡的一批极为珍贵的档案文书。嘉禾年间正是东吴孙权政权最为兴盛的时期。这批档案真实而详细地记录了当时人们的现实生活、经济关系和社会交往、风俗民情，为研究东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税赋、户籍、司法、职官等方面的制度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如一枚佃田租税券书木简记录，6亩熟田纳米仅2斛，且占田亩大多数的“旱田不收钱”。王夫之曾说：“自汉末以来，数十年无屠掠之”渗，亦无苛繁之政，生养休息，唯江东(东吴)独也。”走马楼简牍所载，说明王夫之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三国时期魏、蜀、吴的出土文献资料寥寥无几，长沙走马楼简牍的出土当可弥补文献史料之不足。

关于孙吴的传世文献数量极少，考古发现的文字资料也不多。20世纪以来，出土了不少的两汉简牍，也发现了一些魏晋简，独缺吴简。大约只在安徽马鞍山朱然墓等3次发掘中出土过几十片，除一块“遣册”木牍外，都是“名刺”，史料价值有限。走马楼吴简的数量则十分惊人。仅一种长50厘米左右的大木简，完好或基本完好的就有2480片；其余的是竹简。2000多枚大木牍每简约容100字；竹简每简平均容字以20计，14万片即是280万字，即使有半数漫漶不清，也有140万字左右。如此算来，这批简牍至少有190万字左右的内容，不但超出《三国志·吴书》数十倍，而且也大大超出《三国志》的总字数，为研究孙吴的社会经济问题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另外，简牍书法对研究中国书法的演变史极具价值。简牍上的楷书，虽带有隶意，但它的点(侧)、横(勒)、竖(努)、竖钩(瞿)、挑点(策)、撇(掠)、撇点(啄)、捺(磔)均具备“永”字八法。由此可知，吴简上的楷书是目前发现的最早楷书，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长沙吴简的书写者均为中下层吏民，并没有正史记载的著名人物或书法家。它使我们看到了当时普通吏民的书写字体及其书法艺术，弥足珍贵。诗人董庆林特作《访走马楼吴井简牍》诗：

星垣深巷访奇藏，走马坑缘古色香。尘起吴简明替变，井开孙牍感沧桑。

若非当日留文采，岂有今朝活典章。饮誉环球千万片，非凡遗韵壮湖湘。

坐落在天心阁东侧的简牍博物馆，占地30亩，建筑面积13900平方米，主要由3个中心组成：一是简牍保护中心，将14万片简牍集中存放于此，按区、按层、按册进行简牍清洗、剥离、脱水，同时建立保卫防范系统，确保这批珍贵文物的安全；二是简牍研究中心，简牍初篇整理完成后输入电脑档案库，并建立完善的简牍资料库，按其内容予以分类，进行科学研究，分期整理出版、公布简牍研究成果；三是陈列展示中心，根据简牍的类别设置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专门展厅，结合三国史料及国内外专家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陈列展览，以现代技术手段陈列简牍研究成果。同时拥有多功能会议厅、电子阅览室等多项设施，供国内外简牍研究学术交流之用。

（本文录自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中国长沙·长沙井文化》，谢建辉/主编，陈先枢/撰稿，罗斯旦/摄影。未经授权，严禁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