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树达墓与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

杨树达墓位于岳麓山赫石坡，占地约80平方米。圆顶形墓冢，由三合土堆砌，顶端安放椭圆形石球，墓前立高大石桌。墓围由不规则花岗石垒砌。墓碑三通，嵌于墓围正中。墓前坪台宽敞，由长条形花岗石铺就。

杨树达（1885—1956），字遇夫，长沙人。早年入湖南时务学堂。1905年留学日本。1911年回国，任职湖南省教育司。次年任省图书馆编译兼楚怡工业学校教员。1913年后任省立第四师范、第一师范、女子师范学校教员。20年代后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学院教授。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南文史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和湖南省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著述宏富，有《马氏文通刊误》、《词铨》等传世。

清朝光绪二十年（1894年）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杨树达年方10岁，受父兄感染，即有强烈的爱国意识。当时湖南巡抚吴大  在湘训练士兵，统兵3万北上，不幸在辽东失败。杨树达对此大有感触，数十年后，他在《读吴中丞说书后》一诗中还吟道：“请缨未系胡儿颈”，为吴大   的壮志未酬表示深深的惋惜。

1937年七七事变以前，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派遣一些所谓“支那学者”来中国收集情报和收买走卒。有的“学者”久闻杨树达的学术成就，前来拜访，杨一概不予接见。有一次，一日人桥川时雄来访，杨树达当面痛责日寇侵略之无理，令此人不敢深辩。他还提醒大家，祖国文化绝不能让侵略者糟蹋，曾在一首题诗中说，“百年定有黄金价，勿作倭奴席上珍。”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高度称赞杨树达“不愧为一个富有民族自尊心和民族气节的语言学家。”

七七事变后，杨树达从北京回长沙，任湖南大学教授。他一直关注抗战局势，曾在日记中记录了战事进展，当不利于中国的战争发生时，他“为之焦虑”，当战局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时，他则“为之喜慰”，“为之大快”，“为之振奋”。

中国抗日战争虽然进行得极为艰苦，但杨树达对战争的最后胜利充满信心。1939年8月间，杨树达阅读苏联学者寄给他的《日本论》，对书中提出的结论“日本经济力弱，当必崩溃”，颇为赞同。

杨树达是海内外知名的语言大师，也是著名的历史文献学家。其学问之博大精深和治学的实事求是精神，至今仍为学术界所宗仰。他的治学精神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温故知新。1939年7月，杨树达撰《温故知新说》一文，强调“温故而不知新，其病也庸，不温故而欲知新，其病也妄” 。有学者解释说：“故与新为学问之两端，庸与妄为治学之两病。”温故知新，出自《论语·为政》：“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南宋大学者朱熹解释说：温故要有新所得，就是说要读书得问，发现问题，进行独立思考，不墨守，不盲从，不武断，从大量资料中论证，建立我之新所得。杨树达又引孔子言解释说：“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还说：“征之人事，有过目成诵，一字不遗，而不能作一寻常简札；与其如此，固不如记诵不丰而属文条理明达。”可见杨树达的治学，重通悟重创新，反对生搬硬套、抱残守缺。在教学中，他也以此教导和启发学生，进行独立性的思考和从事创造性的劳动。他的学生回忆说：“先生反复强调，记问之学，不足为人师，教我们不要注重死记硬背，而要善于归纳分析，找出条例，不要躺在已有的陈说上，而要推陈出新，有所前进。”

二是求是精神。著名学者杨伯峻在总结杨树达的治学成就时说：“他的著作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高，很多论文见解独到，用心细密，曾解决了多年的疑难，判定了多人的的争论，开辟了研究的道路。为什么如此呢？有人说他看书多，古书熟，用心细，然而这都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实事求是的方法、始终不渝的精神。”这是完全正确和中肯的。著名学者钱玄同也说，杨树达治学，“语必有证据，讲求实事”。

杨树达治学，重考证，反臆测，不单文孤证。研究语言文字学，东汉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一书是十分重要的依据。但是杨树达也不盲从，他曾说过，“树达近年研讨文字之学，于许书不肯过信，亦不欲轻诋，可信者信之，疑不能决者阙之”。其订正许说者，必于故书雅记广求征明，确见其不然，然后信之。若单文孤证，则姑以为假定，不能视为定论也。他论证许氏之非，除引用甲文金文第一手资料外，并引故书雅记多达数种。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好为人师。杨树达为学博大精深。但于某类专门之学如天文律历等，则少涉猎。但是他并不隐讳，而是非常坦诚地作出说明，更不愿谬为人师。青年学者鲁实先精于律历，其《史记会注考证驳议》一书，纠驳日人之误，于律历尤为精辟。他对杨树达治学之精专，极表倾服，曾多次写信要拜杨先生为师。杨树达以天文律历非所悉，执意逊谢。他曾在日记中写道：“鲁实先来书称师，自称私淑生，以《金乙未元历实朔考》一文为贽，余历法毫无所解，不足以鲁君师，前已再三逊谢，今复有此，终当谢之耳。”表现了杨树达之为学实是求是、虚怀若谷的博大胸怀。

杨树达一生乐于奖掖后学。1937年春，他在北平收到素味平生的宁乡青年鲁实先所寄的《史记会注考证驳议》论文。该文是驳日本学者泷川龟太郎所著《史记会注考证》之讹的。杨树达读后，叹其精博而大喜。1940年，鲁实先将该文扩充为一书，杨树达欣然为之作序，赞其盛业。1942年，杨树达又将年仅29岁的鲁实先推荐给挚友、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子展，使鲁任该系教授。后来鲁实先成为我国著名的文史学家。

杨树达的学生周秉均于1946年著《尚书易解》一书。杨树达读后，认为中多胜义，故俟该书修订定稿后，于1950年秋为之作序，盛赞其书。杨树达关爱青年，奖掖后学，确是不遗余力。

（本文录自海南出版社2007年版《麓山名人谱》，陈先枢、梁小进/编著。未经授权，严禁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