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作新墓与湖南副都督陈作新

陈作新墓位于岳麓山云麓宫下方，黄兴墓庐东南侧。1912年葬此。墓坐西向东，占地145平方米。墓呈半圆形，花岗石作基，三合土盖顶，片石围圈。立石碑三通，高1.9米，主碑刻“     赠左将军湘军首义都督陈公作新府君之墓”，左右附碑分别刻“孤子基立”，“民国元年十一月谷旦”。墓前有石几、石凳、香炉，原铸塑铜像一尊，“文化大革命”中毁。

1983年，陈作新墓公布为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陈作新（1885-1911），字振民，清长沙府浏阳县人。曾参加谭嗣同主持的南学会和唐才常组织的自立军。1903年入湖南弁目学堂学习，与陈宗海等翻印、散发《猛回头》、《警世锺》、《革命军》等读物，传播革命思想。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后任新军炮兵营左队排长。不久，调四十九标二营前队当排长。1909年兼任该标随营特别班和测绘班教官。1910年，长沙发生抢米风潮，向管带进言乘机起义，被革职。武昌起义后，在长沙召集新军中的革命分子开会，策划与会党同时起义。10月22日与焦达峰领导新军占领长沙。湖南成立都督府时，被推为副都督。31日，新军管带梅馨发动兵变，与焦达峰同时遇害。

1905年，陈作新在担任新军炮兵营左队排长期间，常与列兵生活在一起，他看到《民报》刊有重要文章，就滔滔不绝地向列兵宣讲。有一次，他在《猛回头》、《黄帝魂》等革命读物上亲笔题上“兵目须知”四字，在新军中秘密散发。管带刘玉堂发觉后，即派炮兵督队官陈嘉猷查处。陈嘉猷却为人正直，有意维护，一面要陈作新销毁革命宣传品，以图了事；一面劝刘玉堂说：“此事一经正式揭露，牵涉必多，闹大了不可收拾，不如将陈作新调开，弭患于无形。”刘玉堂觉得他说的是实情，接受了这个意见，以陈作新不宜予炮兵工作为由，调到四十九标二营前队当排长。

1910年，长沙发生抢米风潮。陈作新认为这是发动起义的最好时机，应该有所作为。一天，他看到管带陈强也加入了同盟会，便公开向他进言：“报告管带，机会到了，我们拥护管带！”胆小怕事的陈强担心生事闯祸，累及自己一家，立即装腔作势地喊道：“护兵！陈排长喝醉了酒，赶快送他回去！”不久，陈作新就被革职。

经过这两次风险之后，陈作新并不气馁，仍然坚持革命。后来他寄居在长沙寿星街培元桥李安国、李藩国兄弟家中，以教书授课为掩护，成立了一个革命团体积建社，团结新军中的革命分子，继续开展革命活动。

1911年3月31日，为了响应广州起义，陈作新在长沙天心阁主持召开了有新军标营代表72人参加的一次秘密会议，由刘文锦出面。巡抚杨文鼎得悉后，便派新军协统萧良臣借故将刘文锦调离长沙。天心阁会议事泄，湖南当局加紧了对革命党人的搜捕。不久，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并传来黄兴、谭人凤等人牺牲的谣言。面对这一险恶形势，不少革命党人为之沮丧，惟有陈作新态度安详，镇定如常。他及时邀集同志开会，制定“持久之计”，争取军队工作持续进行。

1911年夏，同盟会部分领导人鉴于多年来在东南沿海发动的武装起义接连失败，作出了将战略重点转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决策，于是在这年的7月31日，宋教仁、谭人凤等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这时，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席卷全国，两湖志士决定乘势发动武装起义。焦达峰遄返湖南筹划，在长沙落星田定忠客栈成立革命机关，委任陈作新负责运动军队，自己则主持调集会党、策反巡防营和联络绅、商、学各界。陈受命之后，与新军代表安定超、李金山等人在小吴门外军路侧，组织“日新社”，门口悬挂日新成衣社招牌，以此作为联络军队的专门机关。

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焦达峰获得消息，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有关响应武昌起义事宜。12日，立宪党人黄瑛向陈作新提出附和武昌起义的要求，并要表示愿意援助经费300元。二天后，陈作新即召集安定超等先后在紫荆街福寿楼和通泰街玉皇殿开会，当晚又在太平街、贾太傅故宅召开有立宪派人士在内的各界代表会议，有湖北军政府派出的代表蓝综、庞光志出席。会议决定湖南成立以焦达峰，陈作新为首的同盟会战时统筹部，负责领导起义，定于10月20日举义，以响应武昌首义。后因会党徒众未能如期赶到，拟延期至23日起义。在这紧急关头，清朝当局也加强了防备，巡抚余诚格下令将新军调离长沙，并调集巡防营至省城自卫。21日晨，陈作新得到警报，便与焦达峰决定提前至22日起义。

10月22日清晨，长沙新军正式宣布起义。起义队伍分两路攻城，一路由焦达峰率领由北门进城，占领荷花池军装局，为北路；另一路由陈作新、安定超率领由小吴门进城，占领咨议局，为东路。北路军进展顺利，未鸣一枪，迅速入城占领军装局。东路军开始因巡防营闭城，相持了一段时间，陈作新与巡防营管带交涉，打开了小吴门城门，东路军亦未开一炮就占领了咨议局。下午，两路会合，陈作新遂与焦达峰率领部分新军，包围了巡抚衙门。当两人进入巡抚院内时，发现巡抚余诚格已经潜逃。炮兵营正目李金山将巡防营统领黄忠浩刺伤，押解至小吴门城楼斩首示众。巡抚衙门前的旗杆上挂出了一面“汉”字大白旗，长沙起义宣告胜利。

当晚，革命党人与省会各界人士在咨议局举行会议，讨论成立革命政府问题。陈作新提议由焦达峰担任湖南军政府都督，自己出任副都督，经过反复讨论，最后按照陈作新的提议，公推焦达峰为都督，陈作新为副都督。次日，焦达峰与陈作新在原清朝巡抚衙门就任中华民国湖南军政府正、副都督。

湖南革命党人率先响应武昌起义，推翻清王朝在湖南的统治，成立了革命的军政府。但在当时，全国多数省区还没有独立，正在与清朝封建统治进行激烈的斗争，因此陈作新把主要精力用于组织湘军援鄂和援赣。他和焦达峰几天之内招兵60000余人，编成4镇陆军。10月28日，首批援鄂军1700多人由王隆中率领自长沙大西门码头乘船出发，誓师出征，焦达峰、陈作新亲至湘江河岸欢送。同时，陈作新又和焦达峰组织第三镇统制易堂龄整军援赣。

正当陈作新积极组织湘军援赣的时候，一个以留日士官生为主体的军官集团却在阴谋制造流血事件。对于这一情况，早在援鄂新军出发时，就有人向陈作新建议，酌留部队以警卫家乡。他不以为然地说：“吾族奴于鞑虏垂三百年，今日复见汉官威仪，如家人聚首耳，尚何戒备之有？”他还劝告焦达峰：“吾辈志在推翻专制，今湖南虽反正，而南北各省多在虏尘之中，公其请师援鄂，我则伐赣，何必与若辈争此鸡肋之食，使之局促不安乎！”表现出他大公无私的豁达胸怀。原五十二标二营管带梅馨等一见有机可乘，设下陷阱，导演了一场反革命军事政变。

10月31日，梅馨一伙制造了和丰火柴公司纸币挤兑风潮。焦达峰接到报告后说：“要城防司令快派人去弹压，并派人开导一下，说有都督府负责，挤兑的人自然就会散去。”此时，忽然有人大声对陈作新说：“事关省城治安，挤兑之风，平息越快越好，副都督如果亲去弹压，群众看到副座的威风，一定可以放心，不会扩大风潮。”陈作新闻言，未加思索，未带一兵一卒，前往调处。但当他刚驰至北门铁佛寺时，即被叛兵包围，一凶手持马刀向陈作新头上劈去。陈作新拔枪不及，忍痛下马，突入附近一成衣店，操起一条板凳，向凶手当胸砸去，将凶手砸死，但自己却连中数弹，倒地气绝。随后，叛卒又赶至都督府将焦达峰杀害。两位刚刚担任湖南军政府第一任正副都督仅十日之久的英雄惨死敌手。

焦、陈遇难后，湖南各界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大门两侧，悬挂着“三湘二杰，十日千秋”的挽联，表达了人们对两位烈士无比崇敬的心情。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不久，即追赠陈作新为上将，并将其遗体归葬于长沙岳麓山。

（本文录自海南出版社2007年版《麓山名人谱》，陈先枢、梁小进/编著。未经授权，严禁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