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达峰墓位于岳麓山禹王碑下方。1916年10月重新安葬于此。占地面积约400平方米,墓冢及茔地均以花岗石铺砌。墓呈半圆形,平顶,立汉白玉碑三通。主碑刻楷书“陆军上将光复湖南大都督焦公达峰之墓”,左碑刻:“故都督生于清光绪丙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申时,薨于中华民国纪元前一年,辛亥九月初十日未时,安葬岳麓山主岭上,坐向戌山辰兼辛乙”;右碑刻:“嗣子传统,中华民国元年十月五日竖”。墓上方立有刘人熙题书“浏水坠泪之碑”一通,两旁刻嵌字联: 达向九霄云路近; 峰连五岳众山低。 外围石柱,左入口石栏刻联: 大翼垂天九万里; 长松拔地五千年。 右入口刻陈去华撰联: 无大牺牲心,何能发难; 有少成败见,岂足论人。 原铸有铜像一尊立于墓前,“文化大革命”中毁。1983年,焦达峰墓公布为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焦达峰(1886-1911),原名大鹏,字鞠荪,清长沙府浏阳县人。1904年入长沙高等普通学堂预备科,加入哥老会。1906年留学日本东斌学校,加入同盟会。同年冬回国参加萍浏醴起义,失败后逃往日本。1907年任同盟会调查部长,专门从事联络各省会党的工作。同时与张百祥、孙武等在东京组织共进会,任联络部长。1909年初,与孙武回国进行革命活动,分头负责两湖事宜。1911年4月与陈作新在湖南运动会党和新军,积极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武昌起义后,与陈作新率领新军于 1909年,焦达峰从汉口回到长沙,在太平街马家巷同福公栈设立共进会湖南总机关,开始密谋起义。1911年4月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焦达峰离开长沙到了汉口。这时,谭人凤也从香港来到武汉。 为了实现湖南起义的计划,焦达峰除以洪江会名义号召会党外,1911年夏间,又和焦达人、彭友胜等在长沙太平街孚嘉巷设立一个“四正社”,作为洪江会的领导核心。焦自谓“四正”为“心正、身正、名片、旗正”。他所调集的头目和派定的同志,大多是四正社社员。后来长沙起义不到一星期,附近各县开到马刀队、梭镖队、来复枪队18000人,编入革命军各营之中,都是响应焦达峰号召而来的四正社社员。所用的马刀、梭镖、短剑,是革命党在黄花市、焦溪岭、嵩山寺等处设立铁铺,招收铁匠制作的,而这些铁铺的老板和伙计,都是四正社的社员。四正社在团结会党推进起义方面起了特殊重要的作用。 会党还在筹措革命活动经费上费尽心机。1911年春,居正提出广济县离他老家80里的洗马坡,有个达城庙,里面供着一尊金菩萨,若能设法弄来,便可解决大问题。大家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便决定由居正和焦达峰先去洗马坡查深庙中情形,然后相机行事。几经探视和谋划后,焦达峰从湖南浏阳会党中带来黎大汉等4个大力士,加上汉口共进会的3人,携带锥斧等工具,开始盗取金菩萨的行动。 22日清晨,长沙新军宣布起义,第四十九标代表安定超宣布焦达峰的命令,兵分两路迅速攻城。东路军未开一炮,进入小吴门,占领环城各要塞;北路军未鸣一枪,占领北门,顺利进城。余诚格闻变逃走。巡防营统领黄忠浩正觅路逃遁,被炮兵营正目李金山将其从马上刺落下来,解到小吴门城楼斩首示众。新军进入抚台衙门,长沙起义一举成功。 当日晚,各界代表涌入咨议局,商讨成立临时革命政府,会议由同盟会会员文斐主持。在一片欢呼声中,焦达峰登台演说,声称他是奉孙中山的指示来湖南革命的,现在起义已经取得初步胜利,应当立即组织新政府。翌日,焦达峰、陈作新在抚台衙门就任正、副都督职,湖南军政府正式宣告成立。 长沙起义成功后,摆在新政府面前的有两件大事,一是号召各部属迅速起义,光复全省。当即由军政府电告各道、府、州、县,饬令即时投效,并发布《中华民国湖南军政府讨满清檄文》,揭露清廷“淫凶酷虐,炽于其前;刀锯鼎镬,随于其后”,表示要“重铸九鼎,再奠神京,灭此朝食”。接着又发布《湖南军政府示》,郑重声明:“对于军、民、学、商各界,极行保护主义,秋毫无犯,以昭大公。”很快使全省光复。二是迅速出兵援鄂,把革命战争继续进行下去。焦达峰、陈作新自就职之日起,即下令招兵,长沙城内,大街小巷,到处飘扬着招兵的旗帜,广大民众包括会党成员纷纷投效。几天之内,招兵达6万余人,编成四镇陆军。 (本文录自海南出版社2007年版《麓山名人谱》,陈先枢、梁小进/编著。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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