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学会的精神导师杨昌济

新民学会的发起者主要是毛泽东、萧子升、蔡和森等一批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青年学生，而新民学会的精神导师则是他们的老师杨昌济。

杨昌济（1871-1920），又名怀中，字华生。长沙人。杨开慧之父。早年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青年时拥护康梁变法主张，参加南学会。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留学日本，主攻教育学。宣统元年（1909年）留学英国，专攻哲学、伦理学。1913年后在湖南省立高等师范学校、第四师范、第一师范、商专、一中等校任教，支持新文化运动，宣传《新青年》的主张，关心毛泽东、蔡和森等一批进步青年，鼓励他们“欲栽大木拄长天”。支持成立新民学会，筹备创立湖南大学。1918年任北京大学教授，曾资助蔡和森等赴法勤工俭学，介绍毛泽东去北大图书馆工作。

《新民学会会务报告》说：“（会员）诸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与闻杨怀中先生的绪论，作为一种奋斗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了。”由此可见杨昌济的影响之大。

杨昌济出生于一个有理学渊源的家庭，又恰逢湘军集团鼎盛时期，因此深受理学影响，尤其服膺曾国藩的汉学与修养方法，接受了理学“诚”、“静”、“敬”等概念，坚信道德教育的力量，认为只要有了诚意就能感动一切，推动一切。他还主张人应该抛弃物欲，处繁如简，培养自己的浩然之气，强调不图名，不图利，做实事，戒空谈。这种湖湘传统文化的感染陶冶，奠定了杨昌济一生的思想根基。

维新运动时期，杨昌济曾加入南学会。他对谭嗣同心悦诚服，在日记中写道：“余研究学理十余年，殊难极其广大，及读谭浏阳《仁学》，乃有豁然贯通之象。”又赞颂说：“谭浏阳英灵充塞于宇宙之间，不复可以死灭。”维新失败后，他闭门研读《皇朝经世文编》和王船山史论，魏源的经世思想和王船山的哲学思想对他影响很大。1903年，杨昌济出国留学，在日本、英国、德国共达十年之久。这期间，他攻读哲学、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诸学科，1913年才返回湖南。

杨昌济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他自己曾经说：“余自弱冠，即有志于教育。”1913年归国后，他即积极介绍西方教育制度，倡言教育救国，坚持“欲救国家之危亡，舍从事国民教育，别无他法。”杨昌济认为，政治与教育有密切的关系，“无善良之政治，则不能有善良之教育；抑可云无善良之教育，则不能有善良之政治。”但如果仅从政治上求变，是自上而来的变，成效快却不易巩固；而从教育上求变，则是自下而来的变，效果虽慢却能持久。辛亥革命的中国还只有政变一类的“粗迹”之变，民族的落后品性还没有变，要改变这种落后的品性，就必须依靠教育。因此，他把教育工作看作是打社会基础，恰如高楼大夏应从底部基础砌起一样，他自己就愿意从事并倾身投入这一基础工作。

自1913年起，杨昌济先后在长沙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湖南高等师范、湖南商业专门学校、长沙第一联合中学等校教授过伦理学、教育学、哲学等课程。由于他学问渊博而又人格高尚，所以极受学生尊重。湖湘人士曹典球曾评价他：“对于中西学术源流、政治风俗了如指掌，加以本身之存养觉察，事事物物，无不加以详密之分析，而后出之为语言，发之为文章，经师人师，备诸一身。以故来学之士，一受其熏陶，无不顿改旧时之宇宙观，如饮醇胶，受其影响……在湖南教育史中实别开一新纪元，不可忽视！”这是对杨昌济道德文章与教育业绩的确切评价。

当全国新文化运动发轫，《新青年》问世后，杨昌济除自己认真阅读外，还积极向朋友、学生推荐，成为《新青年》在湖南的最早宣传者。湖南新文化运动中，杨昌济以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为武器，批判中国封建的伦理纲常，称“中国三纲之说，严重卑幼而薄责尊长，实酿暴虐残忍之风”。但杨昌济并不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中国固有之文化，经史子集义蕴宏深，正如宝藏遍地。”他指出，就像一个人有一个人的个性一样，一个国家也有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因而一个国家的文明，不能全部移植自他国。学习西方文化应该根据国家具体情况，确定何者宜取，何者宜舍。所以，他极力主张用“新时代之眼光来研究吾国之旧学”，然后在此基础上“合东西洋文明一炉而冶之”。杨昌济的这种中西文化观对他的学生影响深远。毛泽东曾在1920年写信给同学周世钊说：“世界文明分东西两统，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占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方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很明显，毛泽东等人的这种思想直接来源于他的师长杨昌济。因而称杨昌济为新民学会的精神领袖当之无愧。杨昌济以其渊博的学问，崇高的人格，对湖南文化教育事业的杰出贡献而成为长沙及湖南的文化史上的著名人物。

（本文录自海南出版社2007年版《麓山名人谱》，陈先枢、梁小进/编著。未经授权，严禁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