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出的爱国将领左宗棠

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清长沙府湘阴县人。道光十二年（1832年）中举人，后屡试不第，曾作乡村塾师。太平天国起义后，入湖南巡抚张亮基幕府。咸丰十年（1860年），由曾国藩保举，清廷特旨任为四品京堂襄办军务，招募“楚军”5000人，赴江西、浙江前线与太平军作战。次年任浙江巡抚，后升闽浙总督。同治五年（1866年）在福州设马尾造船厂。旋任陕甘总督，次年为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平定捻军和西北回民起义，授协办大学士，举办兰州机器织呢局等新式企业。光绪元年（1875年）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率军讨伐阿古柏政权，收复新疆。建议新疆设省并进行经济文化改革，促进了新疆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中、俄伊犁交涉中，主张“先之以议论，继之以战阵”，迫使沙俄交回所侵占的中国领土伊犁。光绪七年（1881年），任军机大臣，调两江总督兼通商事务大臣。中法战争中，授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指挥抗法战争，不久病逝福州。有《左文襄公全集》。

道光十六年（1836年）春，左宗棠应湖南巡抚吴荣光之召，主讲醴陵渌江书院。这时，左宗棠年25岁。道光十二年（1832年），他中举后，与湘潭富室女周诒端成婚，因家庭贫困，赘居妻家。后来他曾二次赴京参加会试，但都落第回乡。心怀大志的左宗棠并没有因家庭的贫寒和科场的失意而气馁，仍然在致力于有益国计民生的学问，关注着国家的命运。

来到渌江书院后，尽管这里“修脯至菲，几无以给朝夕”，但他仍是从严要求，认真执教。同时，在书院、在家中刻苦钻研学问，而着重于舆地之学，并开始编绘地图。

就在这一年，当代名臣两江总督陶澍巡阅江西事毕，便道回安化故里省墓，道经醴陵。醴陵知县在给陶澍准备行馆时，特地请左宗棠写了几副对联，其中之一曰：

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

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上联写的是道光十五年（1835年）道光皇帝召见陶澍时，询及陶澍家事时，知其少时侍父读书之所滨临资江，江中有石如印矗立，特为题赠“印心石屋”四字匾额的故事。下联则表达了湖南人民包括自己对陶澍的颂扬和企仰之情。陶澍平生于此事极为得意，曾特地将此四字摹刻，嵌立于南京和他青年时代游览过的长沙岳麓山。今见此联，大为激赏，询知为左宗棠所撰，“因属县令延致一见，目为奇才，纵论古今，为留一宿”。从此，左宗棠与陶家结下不解之缘。

道光十八年（1838年），左宗棠第三次入京会试落第回乡，特绕道南京谒见陶澍。“陶留住署中，每日令幕友与之谈论，如是者旬余。”然后出见左说：“汝之言论志向，我俱明白，将来勋业当在我上。”陶认为左前途不可限量，更为器重，于是当面聘左的大女儿孝瑜给自己的儿子陶桄为妻，二人结为儿女亲家。不久，陶澍去世，其子陶桄年仅7岁，左宗棠乃受托赴安化陶家，设馆教授陶桄，并帮同料理陶宅家事。他在陶家先后八年，得以博览深研了陶家的藏书，对他学业的长进起了很大的作用。

左宗棠青年时代的志向远大，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英雄林则徐，是他最为崇仰的人物。林则徐（1785—1850），字少穆，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嘉庆进士，后任职江苏，为陶澍所赏识。1837—1838年任湖广总督，严禁鸦片，雷厉风行，成效卓著。后以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领导了抗击英国侵略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因投降派的陷害充军伊犁，在新疆兴水利，辟屯田，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被重新起用。

左宗棠对林则徐的为人、功业早有所知，极为敬仰。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林则徐任云贵总督时，因左宗棠之友胡林翼的推荐，曾邀左去他的幕府。左因事未能去，但给胡林翼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表达了对林则徐极为敬慕的心情。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冬，林则徐由云南辞官回乡，路经湖南，特派人专赴湘阴，约左宗棠来长沙一晤。十一月二十一日，神交已久的二人终于在长沙湘江舟中见面了。其时，在长沙湘江东岸，一批湖南官员正等着会见林则徐，而林一听左宗棠到，立即邀请登舟，辞谢众人，将官船渡至西岸。

这是左宗棠与林则徐仅有的一次会见，却是一次极不平常的会见，对左宗棠的生平事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次会见中，林则徐极口称许左宗棠为“不凡之才”、“绝世奇才”，“略分倾接，期许良厚”。二人不分尊卑，同桌共饮，“抗谭今昔”，无所不及。古今形势、人物外，兼及新疆时务，包括屯政，水利等。二人宴谈通宵，至“曙鼓欲严，始各别去”。临别前林则徐手书一联赠给左宗棠，联云：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

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邱。

湘人个性特别强，左宗棠可以说是一位典型人物。他自幼志大言大，每写成一篇文章，必自鸣得意，夸示同学。在他20多岁时，正是穷得不得了、依居妻家时，还做了一副对联张挂起来：“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这种狂态，在其后来的奏折、函札、诗文中仍可经常看到。后来，他入曾国藩幕，负责筹饷。一天，曾国藩吩咐他草拟一份报告，等了两天还未见他送来，于是十分不快地责问他。左宗棠则反说曾国藩主观，自己早在昨日已按时草拟交给了他。曾国藩说未曾见到。两人性格都倔，争了许久，也无结果。后来一查，左宗棠确实是写了，但署名却是“老亮”。

所谓“老亮”，即是诸葛亮。左宗棠自比诸葛亮，起先原只是和朋友们打趣。自入曾国藩幕后，就真的当起了诸葛亮，凡所写文稿一律签上“老亮”。其实曾国藩也知左宗棠的这个品性，心中颇有不快，于是有意为报告之事与他争论起来。曾国藩原以为左宗棠会屈服于己，未想到他当真把自己视为诸葛亮。

左宗棠后因筹饷立了功，曾国藩表示要保举他当知府。曾国藩又以为左宗棠会感谢自己不计前嫌，量才录用。未想到左宗棠听后大为不快，很不高兴。他逢人便说，涤公（曾国藩）何以一定要用“蓝顶花翎”来夺走他手中的“纶巾羽扇”。左宗棠表示，自己要做官，不是州县芝麻官，而是要当督抚封疆大臣。

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受命为钦差大臣，率军出关平定回民起义。他采取“先捻后回”、“先秦后陇”和抚剿兼施的政策，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平定了陕甘全境。一日傍晚，他率军屯驻某地，当部队安营扎寨后，天色已晚。这日，部队已行军60余里，将士十分疲惫，正待解甲入睡，忽然传下左宗棠号令，急速拔营前进。

将士猝然听到拔营命令，以为传令兵发错了命令，于是到大营询问，得知命令未错，大伙十分不悦，都不想拔营。各营官纷纷入营帐请求左宗棠改变号令。左宗棠大怒，翻身上马，边行边对将士说：“速跟我行，未行者军法从事。”将士见状，纷纷卷席收帐，紧随左宗棠而行。左宗棠率军队急行军数小时后，问部下离原扎营处有多远了。部下告知，已离前驻军点40余里。左宗棠再次下令安营。

将士安好营后，见沿途未有异常情况，不知为何左帅要匆匆下令，调换营地，于是议论纷纷。正在这时，军营探子催马来报，原营地在全军撤离后不久，就被回民军用几门山炮轰击，引发炸药，全营营地被炸成了一个巨坑。将士得知，面色大变，所有对左帅的怨恨之心都化成了万分感激之情。

次日清晨，将士对昨夜之事百思不得其解，纷纷询问左帅昨夜为何得知回民军会来炸营。左宗棠回答：昨夜刚扎好营，躺在床上，听探子马奔驰而来的声音，感到地下有回声，似有空洞存在。探马告知，有二骑消失在军营后面，下床查看，安营之地的地面似乎预先翻动过。于是心想，回民军熟悉地貌，一定在我们行军前已算计到我们安营之地，因而预先埋下了炸药，只要用几门山炮引炸，整个营地将被炸毁，故而下令速避。将领们听了以后，都惊叹不已，敬佩左帅的妙算如神。

光绪三年三月（1877年4月），按照左宗棠的军事部署，刘锦棠率大军由乌鲁木齐南下，一举攻克达板城，阿古柏集团内部乱作一团，阿古柏本人也在一次斗殴中为部下所杀。光绪四年（1878年）初，南疆回归祖国。左宗棠决计乘胜收复仍为沙俄霸占的伊犁。

沙俄一边通过压力和讹诈，逼迫清朝使臣崇厚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一边在伊犁地区将俄军增至1.2万人，同时还向远东派出了一支由20多艘军舰组成的舰队。

面对沙俄的挑衅，左宗棠毫不畏惧，于光绪六年（1880年）春拟订了一个三路出击、收复伊犁的计划。5月底，左宗棠以69岁的高龄，亲自率大军出关，誓与俄人决一死战。当时投降派攻击左宗棠，说他近七十岁的老翁，出关定难生还。左宗棠闻此语，嗤之以鼻。为了表达自己的决心，他吩咐部下为自己做了一口棺材，舆榇出关。全军将士见主帅气概如此豪壮，士气倍增。由于有左宗棠军事力量作为后盾，清政府在与沙俄签订《中俄伊犁条约》时，收回了部分权益。

伊犁问题虽最终是在谈判桌上解决的，但如果没有左宗棠积极的军事准备，中国政府是难以收回部分权益的。左宗棠一生从未主张过和议，更未与洋人谈判过，故而有人说：“绝口不谈和议事，千秋惟有左文襄。”

（本文录自海南出版社2007年版《麓山名人谱》，陈先枢、梁小进/编著。未经授权，严禁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