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心石屋”石刻与干国良臣陶澍

“印心石屋”石刻位于岳麓山黄兴墓庐南门下方，宽2.88米，高0.93米，石材为汉白玉。“印心石屋”四字为大字楷书，左侧刻“道光乙未秋日”，即道光十五年（1835年）秋。右侧刻有“御笔”、“太子太保兵部尚书两江总督臣陶澍谨领恭摹上石”等字样。

据贺熙龄《御书印心石屋记》载，道光十四年十二月，两江总督陶澍进京陛见天子，“天子嘉其劳，召对十四次，垂问所学及家世甚详。”陶澍告诉皇帝，年少时候曾在“印心石屋”读书。天子于是“亲书‘印心石屋’匾额以赐之”，“越日复询，知其山川岩壑之胜，重挥宸翰，为擘窠四大字，命摩崖以垂不朽”。陶澍荣归后，将“印心石屋”四字摩刻于家乡安化及金陵、庐山、金山、沧浪亭、洞庭君山、岳麓山等名山胜地。陶澍得亲笔御书，是一种莫大的荣耀，封建士大夫人人羡慕。一时朝野上下，重臣显贵、文士名流纷纷以诗文称贺。其时，魏源在陶澍幕府，陶遂命魏编成《御书“印心石屋”诗文录》一书。

据《岳麓书院续志》记载，印心石为安化资江石门潭水中出产的一种名石。“印心”为佛家语，谓印证于心而顿悟，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古代文人喜欢将读书的地方，起一个很雅致的名字，“印心石屋”应是一书斋名。

岳麓山“印心石屋”为道光十八年（1838年）摹刻，曾建御书亭专门保护。亭内除嵌“印心石屋”石匾外，还嵌有陶澍的《谢表》、御史贺熙龄《御书印心石屋记》以及按察使赵炳言、御史黄德濂、岳麓书院院长欧阳厚均等人的跋文，有专门的田产岁收经费供御书亭维修，由麓山寺主持僧人看护和管理。

2005年，“印心石屋”石刻公布为长沙市文物保护单位。

陶澍（1778——1839），字子霖，号云汀，湖南省安化县人。嘉庆七年（1802年）壬戌科会试，登进士第，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迁翰林詹事。此后十年中，先后做过御史、考官、给事中和道员等官职。道光三年（1823年），升任安徽巡抚。七年之后，即道光十年，升任两江总督，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成为掌管东南半壁的重臣。陶澍仕途生涯近四十年，为官清正，曾有“清官”之誉，又是锐意革新的改革家和爱国者。

陶澍幼年随父寓读于岳麓书院，学习十分勤奋，院长罗典“极爱重之”。陶澍与父亲陶必铨既是父子关系，又近似于同窗，伴读相随，乡试同程。据说陶澍的父亲陶必铨对他要求极严，不许他丝毫暇殆。陶澍在其父的严教下，自幼有大志。有一次，陶澍贪玩去戏水，其父甚为恼怒，罚他下跪，为防止陶澍耍小聪明，在他头上放一把椅子，再在椅子上面放一盆水。陶澍受此体罚感到很难受，适逢父亲的好友雷秀才来访，陶澍见机连叫痛楚。雷秀才故意问他在什么法子可以得救。陶澍脱口而道：“小子两脚跪在地，又压水来又加椅，若得春雷响一声，救出蛟龙走万里。”雷秀才惊其壮语，便放了他，并对其父说陶澍长大后必有所为。其父很不以为然，喟然叹曰：“只要有红薯、苞米、蔸公柴就足矣！”陶澍听后，立即对道：“红薯、苞米、蔸公柴，老父乐也；齐家、治国、平天下，小子为之。”

陶澍曾在很短时期从事教育，在湖南澧县澧阳书院任主讲。但他一生主要是从政，因而他的贡献主要在政事上。陶澍生活的年代，正是清王朝从“乾隆盛世”的顶峰急剧跌落下来，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变的前夕。内忧外患并至，特别是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使中华民族生存面临着严重的威胁。陶澍为了维护国家的独立，对外主张严禁鸦片，抵抗侵略；对内主张富国强民，推行改良。他居官四十年，政绩颇著。在他任安徽巡抚前的十年，其主要政绩表现在革除弊政、整饬吏治和关心民间疾苦3个方面。首先，他把吏治放到重要地位进行整顿。陶澍是个很注意调查研究的人，“事必躬亲”，经常微服私访，因此了解下情，深感官场腐败。他指出官吏“作威作福，不公不法，横索属员”，而“其于百姓则鱼肉也，百姓视之，亦虎狼也”。之所以官吏腐败至此，他认为是“上司不能正己”，“各省州县，锢弊日深，皆由该管上司不能正己”。因此，他提出要裁革各省州县积弊，启用人材。“州县为亲民之官，州县得人，而天下咸理矣。”他亲自调查研究，平冤纠错，惩罚贪官污吏。嘉庆十九年（1814年），他奉命巡视中城，仅“半载，断八百余案”。他洁身自好，以身作则。曾撰联自警：

要半文不值半文，莫道无人知者；

办一事须了一事，如此心乃安然。

其次，陶澍关心民瘼，体察民间疾苦，对老病残疾予以赈济。他与同里诸友在朝阳门外创建“悦生堂”，“每岁冬春收养老病残疾百余人，衣之，食之，宇以庇之，俾旦夕就殍者得以出沟壑而侪于有生之域。”遇荒年，他总是力请朝廷救济。嘉庆十九年湖南大旱，百姓饥饿难耐，乃至以“草木及神仙土为食”。陶澍上表朝廷，要求救民于倒悬，使“旱歉之民复登衽席”。陶澍多次为民请命，对人民疾苦表示同情，故有“陶青天”之称。

道光三年（1823年）正月，陶澍升任安徽巡抚。此后五年中，他把主要精力放到了创办海运、整顿漕政、兴修水利方面。道光之初，江淮连年遭水灾，河漕交困，南北运输受阻，严重影响了京师粮食的调入。基于这种情形，户部尚书英和提出创办海运，他说：“河漕不能兼顾，惟有暂停河运以治河，雇募海船以利运。”英和的建议被道光帝所采纳，谕旨陶澍办理。陶澍受命后，在林则徐和岳麓书院学生出身的魏源和贺长龄的支持协助下，将苏、淞、常、镇、太五府漕粮改归海运。陶澍亲自组织漕粮交兑，调集商船，发布《筹办海运晓喻沙船告示》，对运粮商船采取了一些优惠政策，“许免税，许优价，许奖励”，因而得到了商船的广泛响应。“海商翕然，子来恐后”，其船多至1562艘，往返上海、天津，仅两次便运米达163万余石，既解决了漕粮北运的困难，又节省了大量的运费。杰出的思想家魏源称此举是“利国、利民、利官，为东南拯蔽第一策”。

再次，在兴修水利方面，陶澍将此作为任上的第一件大事办理。他认为“水田水利”乃是“复育苍生”的大事，如果做好这件事，可被泽万民，“能使舟楫畅行，旱潦无虑，民生永资利赖。”但因朝廷腐败，只管搜括民脂民膏，水利失修，灾害频仍，特别是安徽水患严重。陶澍说：“皖省南介大江，北近黄河，西引长淮，东潴洪泽，低洼之区，最易受淹。”他亲往寿州、涂山等地实地勘察，组织人力、物力，治理寿州城西湖、凤台焦冈湖、凤阳花源湖；又于怀远沙州阻水，开导引河入淮。在淮河流经地带，组织农民修堤束水，保障农田。除此之外，对已遭灾之处如芜湖，组织救灾指挥机构，多方进行救济，使灾民重整家园。这些措施都收到了好的效果。林则徐为此写诗称赞其功德：

中泽鸿嗷水气昏，辛勤抚字活黎元。封章半写穷檐泪，赈贷频邀御廪恩。

庭下带围思阅道，殿前图画有监门。亚鸟军更遣消暝腾，田祖何须秉界烦。

道光十年（1830年），陶澍升任两江总督，将近十年，是他为官的第三阶段。其主要政绩是整顿盐政，创立票盐制，严禁鸦片。盐政为，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历来所重视，这不仅关系到国家财政收入的重大问题，而且涉及国计民生。清朝政府曾推行纲盐制度，盐的经营由国家控制。但至道光时代，纲盐制度百病丛生，国家失去了对盐的控制能力，清王朝的财政收入受到严重影响。陶澍说：“自嘉庆末年，口岸滞销，商情困敝，大局难支，驯至道光十年，鹾纲废坏，已一蹶而不可复振。”问题突出表现在：盐课大量拖欠，私盐充斥市场。陶澍任两江总督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盐政，“以淮盐疲敝已极，缕陈积弊情形，并请删改浮费，停缓摊补”。他与钦差大臣户部尚书王鼎、侍郎宝兴在考察两淮盐务的基础上，拟订出盐务章程15条上报朝廷。清政府因任命陶澍兼理两淮盐政。他雷厉风行，缴还盐政养廉五千两，裁减衙门陋规16万两，减除淮南之窝价、两淮之岸费，计数凡百万两。经过他一系列的整治，仅一年时间，混乱的两淮盐政大为改观，“令行禁止，弊肃风清”。

不仅如此，在道光十二年（1832年），陶澍进一步创立票盐制，开始在淮北执行。其办法是：允许商人自由领票，每票一张，运盐十引，只要照章纳税，不管什么人都可领票，自由运销。这打破了官吏和总商们的垄断，以“尽收中饱蠹蚀之权”。盐票推行之后，确实摆脱了两淮盐政的困境，“天下皆知票盐减价敌私，为正本清原计”，增加了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减轻了人民的负担。陶澍表现出了理财的杰出才能，因而被道光皇帝嘉许为“干国良臣”。

（本文录自海南出版社2007年版《麓山名人谱》，陈先枢、梁小进/编著。未经授权，严禁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