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王碑与大禹治水的传说

禹王碑，因最先发现于衡山岣嵝峰，又称岣嵝碑，位于岳麓山顶禹碑峰东，镌石崖壁，宽140厘米，高184厘米，碑文9行，每行9字，凡77字，末有寸楷书“右帝禹制”，系宋嘉定年间摹刻于此。字体苍古难辨，有谓蝌蚪文，有谓鸟篆。1935年建石亭护之，亭侧有清岳麓书院山长欧阳正焕书“大观”石刻。1983年公布为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禹碑附近有禹迹蹊、拖船埠等。禹迹蹊在禹碑左方山口，相传禹王开山疏河，道经这里，故名禹迹蹊。上面山坳叫拖船坳，也叫拖船埠。此坳杂草丛生，顺山坡方向偃披，形如拖船压倒之状，冬枯春荣，年年如是，相传为大禹拖船过岳麓山所留痕迹。

千百年来有关禹碑的记载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早在唐代，韩愈、刘禹锡就有诗咏禹碑。韩愈诗云：

岣嵝山前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朴奇。蝌蚪拳身薤叶披，鸾飘凤泊拿蛟螭。

事严迹秘鬼莫窥，道人独上偶见之。我来咨嗟涕涟湎，千搜万索何处有？

刘禹锡诗云：

常闻祝融峰，上有神禹碑。

古石琅玕姿，秘文璃虎形。

其实，两人均未见实物，但唐代即有禹碑的传说是无疑的了。明末岳麓书院山长，人称嵝山先生的吴道行著《禹碑辨》曰：

考《吴越春秋》，载禹登衡山，梦苍水使者授金简玉字之书，得治水之要，刻石山之高处。此禹碑之所从来久矣。历千百年无传者，道士偶见之，韩文公、刘禹锡索之不得，致形之诗词。宋嘉定壬申（1212年），何致游南岳，遇樵者导引至碑所，始摹其文。过长沙，转刻之岳麓山顶，隐藏又三百馀年，至明嘉靖癸巳年（1533年），潘太守（镒）搜得之，剔土塌传，朝野始复睹虞夏之书。

从上述文字可知禹碑来源之大概。但对禹碑的真伪历来众说纷纭。南宋张世南《游宦纪闻》记述何致在南岳发现禹碑时说：

何过长沙以一献连帅曹彦约，并柳子厚所作书般若和尚第二碑……曹甚喜，牒衡山令搜访。令报云：柳碑在上封寺，去冬雪多冻裂，禹碑自昔人罕见之。反疑何取之他处以诳曹。

但岳麓山之禹碑刻自嘉定间无疑，禹碑石岩右有古刻两通，字迹隐约可辨，其一为“大宋嘉定神禹原碑刻成‘乐舞增光’，宋张之才钎”。据此禹碑镌刻近800年，实属珍贵古迹。旧志说禹碑“色相斐蕤，神色焕发，岳麓之奇，当无最此。”

明代学者杨慎曾释碑文，其释文为：

承帝曰咨：“翼辅佐卿，洲诸与登，鸟兽之门。参身洪流，而明发尔兴。”久旅忘家，宿岳麓庭，智营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华岳泰衡，宗疏事裒，劳余神禋，郁塞昏徙，南渎衍亨。衣制食备，万国其宁。窜舞永奔！

杨慎译文的大意是：承蒙帝曰，嗟！汝是辅佐的爱卿，治水涉洲渚与登鸟兽之地，投身于洪流之中而能萌发兴天下利之心。久在治水旅程而忘家为公，住宿于山岳山麓的庭帐，用智慧经营治水而身形受折损。心中没有认为浪费时辰，往来求得洪水平定，品格高若西岳华山、东岳泰山、南岳衡山。宗亲疏远，家事管得少。劳作之余，伸眉烧柴，升烟祭天，黄昏时迁徙于郁塞难行的地方。南流的河川长流顺利，平水土，人民饮食有备，天下万国得到安宁，免除了躲避洪水的窜舞永奔。

碑文叙述禹受命治水，日夜奔波于三山五岳之间，疏浚大川河流，治平洪水的功绩。

大禹治水受封与摄政的情况大概是：

帝尧90年舜摄政，殛鲧于羽渊，流共工于幽州。

帝尧93年，舜摄政3年，禹守孝三年毕（鲧死三年尸身不腐，复生禹），受命司空治水。

舜摄政8年，帝尧崩。三年后舜登帝位，于文祖庙再命禹为司空，并为百揆，统率百官，为三公（禹、稷、皋陶）之首，继续治水。

禹自受命治水13年，于帝舜5年（通摄政16年）治水成功，作《禹贡》，呈帝舜。帝舜举行盛大的庆功典礼，告天，赐禹玄圭，赐伯益  游（玄色旌旗之旒）。帝舜异常欢喜，与禹、皋陶、稷纵情畅谈治国安邦的国策，史官记为《皋陶谟》、《益稷》。禹对帝舜说：“我在治水过程中，各方侯伯都能配合，完成任务，唯有三苗顽固不化，不肯就工，帝当考虑对他们的处理办法。”帝舜让皋陶施以刑法，以明功罪。皋陶命令全体臣民都要服从禹的领导，有不从者，绳之以法。这时乐正夔命乐工演奏玉罄、琴瑟，乐声歌声，回响于堂上。祖先的灵魂听到美妙的音乐，降临了；贵宾就位，群后相让，管弦鼗鼓，祝敔笙钟，依序演奏；钟鼓锵锵而鸟兽至，箫韶九成而凤凰来仪，乐声感应通灵降神娱神。夔于是兴奋地说：“我亲自敲击石罄，角声高亢激越，百兽随着我顿挫缓急的乐声，合谐地起舞吧！”于是金、丝、竹、匏、土、革、木、石之声，众人合乐歌声，鸟鸣声，兽吟声，舞声，无不合融协谐。帝舜作歌，皋陶代表群臣对歌，君臣互相勉励，谨循天道，躬守法度，奋勉民事。

禹任百揆于安邑（今山西夏县）。

此后，禹又为百揆17年，统率百官，布文教于四海，广施德政，推行六府三事养民。以水火金木土谷为六府，谷在木行之数，民以食为天，为急务。三事一为正德，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听；二为利用，工作什器、贸易货币，以利民用；三为厚生，衣食住行，以厚民生。合六府三事为九功，即洪范九畴。于是地平天成。

帝舜22年（通摄政33年），帝舜召集禹、皋陶、稷、伯益论政，史官记为《大禹谟》。帝舜欲禅位禹，禹以自己能力不及，让于皋陶。帝舜说：“禹啊，在我摄政的那年，山崩水溢，下流淤塞，水灾虽在尧时，却在我摄政宅帝位时害犹未息，是天在警惧于我啊！我命你治水，你言而能行，信守诺言，试工而能成功，是你贤于众人；勤于王事，一心治水，俭于家私，三过家门而不入，居外十三年，是又贤于众人。有此二美德，又不矜恃自夸，天下没有比你更贤能的了，天之历数当归于你，你升大君摄政之位，不必再推辞了！”禹仍不从，请以卜筮占。帝舜说：“我意已决，不必卜筮了。”帝舜传禹治天下之道：“人心易私而难公，故人心惟危；天道之心难明而易昧，故‘道心惟微’；唯有精心洞察，以一守义理中正，不杂任何私欲妄意，才能得天地常道，中得心源，替天行道，也就是‘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没有考证根据的话，不要听；没有征求众人的计谋，不要用。这就是‘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用’。君要爱民，民要爱君。民不爱君，那么奉戴谁呢？君不爱民，谁来守卫疆土呢？对天、地、人三才，不可出不敬之言。君行天道，要谨慎地替天行道，恭敬地修业，不可有一毫恶念生于心，害于政，否则四海之内百姓穷困，君王的天禄也就永远终止了，社稷安危存亡之戒，你当深警啊！”

禹稽首拜谢，是日（帝舜22年正月朔旦），帝舜禅位于禹，禹受命于帝尧神宗祖庙，总率百官，例行帝舜摄政时的礼仪，不表。

禹摄政于安邑。

相传大禹治水，到过南岳衡山。《尚书·禹贡》说：“岷山之阳至于衡山，过九江至敷浅原。”谓大禹治水，开通岷山（在四川省北部）的南面到达衡山，过洞庭湖（九江）到达庐山（敷浅原）。

在衡山祝融峰与紫盖峰之间的广济寺对面，有“禹王城”石刻碑。从前，这里就叫“禹王城”，或曰“禹城”，相传是大禹当年驻跸的地方。衡山古有“南岳四绝”，今有“新增四绝”。“禹王山城之古”为新增四绝之一。

《吴越春秋·越王吴余外传》说：“禹乃东巡登衡岳，血（杀）白马以祭，不幸（未得）所求。禹乃登山，仰天而啸。因梦见赤绣衣男子，自称玄夷苍水使者，闻帝使文命于斯，故来候之，非厥（等）岁月，将告以期，无为戏吟。故绮歌覆釜之山，东顾谓禹曰：‘欲得我山神书者，斋于黄帝岩岳之下三月，庚子（日）登宛委山，发金简之书。’大禹在衡山黄帝岩下，斋戒3个月，前往浙江绍兴会稽山东南，登上宛委山峰顶，在“石匮”里取到“金简玉书”，得“导水之方”，用于治水。一说《吴越春秋》所说的衡山，是指会稽山，又名衡山。一说禹得“金简玉书”的地点，在南岳衡山金简峰。《中华名胜对联大典》载：“金简峰，在南岳大庙左，上有大禹台、圣灯台、黄帝岩、金简台。”多有和大禹相关的名胜。

《吴越春秋》还说：“禹登衡山，梦苍水使者，授金简玉字书，得治水之要，刻石山之高处。”大禹刻石文字，称为“禹王碑”，因刻于衡山岣嵝峰，又称“岣嵝碑”。

何致将“禹王碑”刊刻于长沙岳麓山，得以流传于世。尽管有人怀疑“禹王碑”为后人之作，然而人们还是看重它，绍兴“禹庙”、南京栖霞山、西安碑林，以及开封、成都、昆明、武汉等地，皆有摹刻碑。宋元以来，碑刻著录家将“禹王碑”列为中国最早的石刻文，名曰：“夏禹岣嵝碑”；而将周穆王“吉日癸巳”石刻文（原刻于河北赞皇县坛山）列为第二，名曰：“周穆王坛山刻石”；第三才是秦“石鼓文”。清代诗人黄景仁（仲则）《禹碑》诗道：“倘欲刻意辨真伪，问有真者谁知之？予生怀古嗟已晚，何处不受前人欺！”强辨真伪，恐为诗人所笑。

正因“禹王碑”上的文字空疑怪古，近年有不少学者对碑文释义的“大禹治水”之说表示怀疑。如浙江考古研究所原所长曹锦炎认为岣嵝碑是战国时代越国太子朱句代表他的父亲越王不寿上南岳祭山的颂词。而湖南工业大学教授刘志一则认为岣嵝碑为楚庄王三年（前611年）所立，内容是歌颂楚庄王灭庸国的历史过程与功勋。

按刘志一的说法，“禹王碑”实为“楚王碑”。刘的直译是：

将帝戚然，戴赵郑魏州韩，先登庐，宣来北风，方 兆。伐息，邓否其仁，柴厅宛宝，念丽。  昶益酉。格鄂网茀。屈生穗与穿业。择泰野崇，荨堇裒  ，穆  望，赐羸器，御本冕濮函。走则甚，晋燎。坐嚣宁，庸  渊莽。

意译为：庄帝担忧戴、越、郑、魏、州、韩等国来犯，先发兵攻庐国，宣布北伐声势及最终目标。攻下庐国后，邓国阻挠其仁义之师前进。庄帝焚柴祭天地，厅内堆满珍宝，祭司朗朗诵经。突然天上光芒四射，美酒盈溢，一派吉象。继续进军到鄂国。因沼泽草莽，不便行军，遂折向高原。穿过险峻区，联合秦岭下的崇国（秦人）和忠厚的褒国（巴人）夹击，迅速深入庸国，彻底摧毁反叛势力，使楚国避免了陷入百濮包围的一场灭顶之灾。当时行军声势浩荡，一路烧山不止。反叛平息后，庸人窜入深山老林。

刘先生认为岣嵝碑所用文字为夏代官方文字，早于商周金文。这种文字到战国末期逐渐消亡。秦汉文字改革后，绝大多数文人无法识读了。加上内容南楚方言，又多通假，字体又采用对称型装饰手法，更难辨认。刘志一花费10年心血破译此碑文，其译意与《春秋左传·文公十六年》所载楚庄王灭庸的过程大同小异。刘的成果得到了中国先秦史学会专家们的肯定。无论将来另外的考释结论如何，刘先生的释文都能成一家之言。

（本文录自海南出版社2007年版《麓山名人谱》，陈先枢、梁小进/编著。未经授权，严禁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