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反思 (电视片解说词) 岳麓书院“睢楚有材,于斯为盛”的门联和湖湘文化深厚的底蕴,常令长沙人自豪和鼓舞。 湖湘学派的一个鲜明特热就是把传习理学的学术教育活动同经邦济世、解危救难的强烈经世愿望紧密结合在一起。到近代,湖湘经世学派发展到了巅峰。魏源首倡“师夷长技以制夷”,使湖湘学风为之一变,新风骤起。 可以说,注重经邦济世是长沙历史文化的主流,岳麓书院的“实事求是”横匾便是见证。 事物总有两面。在潜意识或显意识中、有意地或无意地,湘人总愿意把“惟楚有材”的惟字作“准独”理解,不仅仅是孤芳自赏,而且大有“舍我其谁”的气势。 对长沙历史文化要认真寻找其合理内核,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讲入世、任人力、重教育、倡礼仪和重视人与社会关系等优良传统必须发扬,而狂妄自大情绪、封闭守旧观念、小农经济思想和忽视自然科学等弱点的消极影响,不可不引起人们的警惕。 长沙人在理学创新和经邦济世上敢为人先,但守起旧来,有时也有铁杆硬性。 100多年前,当电灯在全国各地已视为常物,而在长沙出现时,却被市民诬为鬼火,有人掷石击之。1887年电灯亮不到一年,就被禁用。10年后,固守熏灯烛火的陋习被外地人讥笑,长沙人方知电灯的益处。 19世纪中叶兴起的湘军,是封建卫道士的一面旗帜。湘军的胜利意味着传统伦理纲常的胜利,意味着传统保守意识的强化。使湖南在维新运动前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中国最保守的省份之一。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拒绝接纳西方先进文化。 洋务运动在全国各地方兴未艾,湖南±人却顽固反对设立工厂、架设电线、开通轮船等一切有悖于传统的新事物。连曾国藩想在故乡创办近代企业的计划至死都未能如愿。 “孤独的先行者”郭嵩焘出使英法,吸取西方新鲜空气,提出“其强兵富国之术,尚学兴艺之方”。此论一出,立即招来湖湘士人的挞阀。郭氏被视为桑梓败类、“汉奸”、“贰臣”。郭氏辞职回归故里,长沙政府令其所乘轮船不准停靠长沙码头。 曾国藩之子曾纪泽从上海乘小火轮返湘奔丧,湖南士人为之哗然,攻击他辱没先祖。 长沙拒绝任何西方人士的进入,因而被西方人士称作“铁门”、“大陆腹地中一座紧闭的城堡”。 难怪有学者感叹,是湖南人推翻了清王朝,也是湖南人延缓了清王朝的覆亡。 民国初年,湖南封建文化又一次沉渣泛起。充斥着复古旧守思潮的《经学通诂》,被湖南省教育会刊印为教群书,广为发行。 当袁世凯企图复辟帝制时,湖南是拥袁最坚决的省份之一。1915年8月,长沙成立筹安会分会,叶德辉任会长。10月,湖南“国民代表大会”在长沙进行团体投票,一致赞成君主国体。一个月之内,长沙各界上表拥袁称帝的竟达百余人。然而,湖南又有了讨袁护国的伟大斗争。 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有时会存在巨大反差,在世界文化体系中,一些文明古国经济上会相对落后,而那些新兴国家反而表现出巨大的经济活力。 文化资源具有财富和包袱的双重性。如果在悠久丰富的历史文化面前固步白封,把它当作可以闭关受用、自给自足的资本,那么,文化资源不仅不会转化为财富,反而会使社会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后退。 地域文化只有不断融人外来先进文化、不断完善,而又不被外来文化所同化时,才会具有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力。 “惟楚有材”作为激励长沙人热爱家乡、奋发拼搏的一种动力是很有益的。但把它作为拒绝引进人才,甚至于嫉贤妒能的口实,那就大错而特错了。 其实,长沙“灿若群星”的人才,多集中在政治军事和文化科技领域,在工商业和经济管理领域鲜有像荣毅仁、王光英、胡厥文那样显赫人物的出现。这不能不说是湖南近代人才结构的一种缺陷。 今日长沙尚不能跻身中国最先进城市的行列,还与60多年前的那场大火不无关系。1938年“焦土抗战”中,国民党军队一把火,长沙城顿成废墟。大火不仅截断了城市外在方面的千年沿革,也使城市失去了历史文化沉积的厚度,更中断了城市经济发展的脉络。 20世纪30年代的长沙,曾一度商业繁荣,文化教育发达,工业也初具规模。正开始走上坡路的长沙经济,一场大火骤然夭折。直到解放前夕,全市百人以上的工厂仅有8家,工业总产值仅5791万元。 当时国民党的《中央日报》社论称:“全国都市中,充实富庶,长沙当居首要。百年缔造,可怜一炬。”长沙大火,使长沙经济近代化所形成的基础瞬间化为空白。直至今日,“当居首要”的桂冠还未复归长沙。 大火后《中央日报》曾表示“将来总清算时,首先完成长沙之复兴”;战后国民政府行政院又承诺要把长沙建设为“示范市”。然而,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公然发动内战,这些美好的承诺都化成了泡影,国民党留给新中国的长沙是一座百孔千疮的破烂城市,大火的痕迹比比皆是。 长沙大火是长沙为民族抗战所作出的牺牲,而且是以毁掉整个城市为代价的巨大牺牲。新政权理应肩负起“完成长沙之复兴”的担子。遗憾的是,长沙列入了“维护城市”之列。“一五”到“二五”期间,全国156项重点建设项目,长沙地区没有一项,以后长沙始终没有成为国家生产力布局的集中投资地区。 正当亿万群众满腔热情投入经济建设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却是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终致爆发“文化大革命”。“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使国民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 在国家投资对地方经济发展占主导地位的年代里,长沙工业注定了小型分散的命运。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长沙还是一座畸形的消费城市。 1989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进入了第十个年头,长沙工业总产值仍在100亿元上下徘徊,虽然比1949年增加了178倍,但与领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沿海城市相比,长沙的发展速度是那么令人汗颜。 然而,长沙的自救伟力是令每一位长沙人深感自豪的。解放后,长沙能在一片废墟上迅速重建和恢复经济,就在于湘人的活力及坚忍负重、吃苦耐劳的韧性。从新中国长沙市第一任市长顶着压力修建五一路到五六十年代以工代赈大兴市政设施建设;从70年代穿城铁路外迁和新火车站兴建到80年代芙蓉路的修建,再到今日“六桥三环’’格局的框定,每一进取都饱含着长沙人民自强不息的悲壮精神。 最能体现长沙建设艰难的是修建芙蓉路。它从80年代中期破土动工,历经10年全线拉通,长沙人尝到了没有钱也要搞建设的苦涩,开始丢掉那些封闭保守的东西,营造一种对外开放的环境。 然而,这种思想解放来得太迟了。历史的车轮隆隆驶入20世纪70年代后期,当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各大省市如火如荼展开的时候,湖南在观望。待人们清醒之时,我们惊异地发现,湖南落伍了。 回顾长沙这一阶段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存在着迟滞性、缓慢性和历史沉积性等自身不足。 沉积性一方面是计划经济留下的沉重包袱,另一方面则是在实践推进中对历史包袱的解除不彻底,因而总是艰难地负重前行。 1980年5月,当温州的个体户已在天南地北冒出的时候,长沙西长街农贸市场上,国营红星饭店的职工砸了个体饮食摊担。新华社作了报道并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指出“这个事件反映出我们有些同志对个体经济还存在一些错误看法”。 改革开放,将中国城市推到了与世界城市对话的地位。沿海城市走在这轮竞争的前列。沿海十几个开放城市,形成了一串充满青春朝气的城市带。改革的中心地带因得风气之先、政策之先,发展迅速,而那些内地城市,因受过多的计划柬爨。丽缺乏竞争,发展滞后。 80年代初期,长沙人均国内生产总徵奁全国23个人口过百万的大城市中居倒数第二位,在26个省会城市中居倒数第四位,人均财政收入在特大城市和省会城市中也居倒数第四位。 长沙感到了挤压。竞争的形势推动着她寻找自己的位置。逼着她实施开放战略,跻身世界城市之林。 这一阶段的实践具有启动性、探索性、渐进性、积累性等特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在结束“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拨乱反正的艰难复杂的背景下起步的。摸着石头过河,在试验、探索中推进,同时,酝酿、积累着 新的更大的突破。 这一阶段的实践还伴随着激烈的思想冲突。长期以来形成的“左”的思想禁锢、习惯势力、主观偏见,使得实践每前进一步都要遇到极大的阻力,都伴随着姓“社”姓“资”和孰进孰退的争论。 1992年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南巡广东,突破“姓社姓资”思想禁锢的第二次思想解放的信息,在大江南北不胫而走。湖南有如大梦初醒。长沙又一次迈开了改革开放的步伐。 历史的沉疴,僵化的机制,似乎一开始就注定一些内陆企业要在这场生死竞赛中折戟沉沙、淘汰出局。 1994年冬季,天气格外寒冷。长沙市工业经济形势,让当权者心急如焚。143家预算内工业企业,亏损面达49.3%;亏损额高达4.9亿元,40.1%的企业停工或半停工。 人们谈论“活”,企盼“活”,即回避“死”,忌讳“死”。似乎国有企业从娘胎一出世,就打上了“万寿无疆”的印记。残酷的现实,使他们在于方百计搞“活”的同时,不得不面对“死”的选择。 1996年一年中,长沙市有72家企业破产,资产评估值2.3亿元,负债确认值5.4亿元,资产负债率235.8%,涉及职工12000多人。一个个企业破产,有如一次次涅槃,烈火中一只只金凤凰飞起!、 不可逾越的“姓公姓私”思想屏障,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不攻自破了。 一幅宏大的画卷从哪里着笔?一部庞大的机器从哪里启动?市委、市政府首先确立了“开放强市”的战略思想,坚持开放促解放、开放促开发、开放促开明、开放促文明,实行外经、外贸、外资、外事、外宣的“五外”联动战略,尽快与国际市场接轨。 长沙已成为一块没有“围墙”的绿地。一条条意想不到的政策出台了,一件件过去不敢干的事情付诸实施。“中南第一大市场”的重点工程由个体户中标;环路工程交给外商经营;市八水厂由乡镇企业投资与经营;不是至关大局的国有企业让外商控股;对民营高科技企业实行种种优惠政策;中小国有企业纷纷改制和改组。 开放带来的新思维、新事物、薪技术,潜移默化着这个城市,感化着人们。 (原载《城市化导报》2000年第2期,系4集电视专题片《长沙,迈向21世纪》第2集解说词,第1集、第3集、第4集的标题分别是“时代的召唤”、“现实的选择”、“未来的希望”)(本文来源《湘城文史丛谈》陈先枢/著,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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