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湘惊雷震九州——长沙和平起义纪实（二）

中共湖南省工委不失时机，策动长沙和平起义

程潜回湘后的矛盾言行及种种举措，引起了中共湖南省工委的密切注视。省工委根据中共中央“应注意团结一切中间分子，孤立反动派”的指示精神，对程潜进行了历史的全面的分析，认为程潜曾两次同共产党合作，在湖南有较大名望，在南京政府又受到蒋介石和桂系的排挤。因此，省工委书记周礼认为“有争取程潜转变立场，站到人民方面来的可能性”。1948年8月，省工委建立了统战小组，指定中共党员、湖南大学经济系讲师余志宏任组长。

余志宏领受了策反程潜起义的任务以后，深感责任重大。经过一段艰苦的工作，他终于找到了两位能够直接影响程潜的重要人物——方叔章和程星龄。

方叔章当时是省政府的顾问，抗战中任程潜天水行营的秘书长，与程交往甚深，无话不谈。方为人开朗，对时局有开明的看法。余志宏通过关系认识了方叔章，经常到方老家，给他分析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阐明共产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以期由他去影响程潜及程潜身边的人。

程星龄，程潜的族弟，生于190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曾任过福建省政府顾问、秘书长。余志宏在福建时就与程星龄有交往，知道他是一个拥共反蒋的进步人士。于是，立即托人给在台湾的程星龄带去一信，催他从速回湘有所作为。程星龄回到长沙后，马上又成为萧作霖和邓介松要寻找的人物。他们在颂公面前周旋，在省府增设了物资调节委员会，任命程星龄为主任委员，正式把他拉进了省政府。

有了方叔章和程星龄，余志宏的活动更加频繁了，在王家菜园搞一个时事座谈会，邀请了长沙绥署秘书长刘岳厚、长沙市长蒋昆和在湖南省银行工作的唐文燮3人参加，表面上是座谈时事，实际上是通过他们，了解动态，并起掩护作用。

11月19日，湖南大学附近桃子湖方叔章家举行了一次特殊的家宴，应邀赴宴的除余志宏外，还有邓介松、萧作霖、程星龄，湖南大学著名教授李达、伍薏农，民盟湖南负责人肖敏颂等，可谓高朋满座，四壁生辉。由于李达的出席，更使邓介松等省府大员感到有幸。李达，中共一大的12位代表之一，又是著名社会科学家，他的到来为这小小的家宴增添了不少色彩。酒宴上，大家畅谈时局，国民党败局已定，湖南怎么办，程潜怎么办，成为议论的中心。当听到萧作霖说颂公有主和的一面，但还有不少顾虑的时候，李达把话题接了过来：蒋介石往后是不可能派兵到湖南来了，也没有什么兵可派了，白崇禧尚在武汉，以后可能到湖南来，但也只能是路过，或许会有一个短暂的停留时间，但他想在湖南阻挡住解放大军是不可能，湖南的解放指日可待。李达一番精辟的分析，使满座耳目一新，豁然开朗。

桃子湖聚会的话题很快就传到了程潜耳中，特别是李达的真知灼见，深深打动了程潜。方叔章也去找过程潜。他开门见山地给老朋友点明，你一家10余口，到香港或美国，你没有人家有钱，生活怎么办?去台湾，你受得了蒋介石的气吗?你就连李德邻、白健生也没法搞到一块呀，今后怎么办?颂公心动了。

1948年12月，全国政治、军事形势发生更加剧烈的变化。平津战役进入后期，淮海战役大局已定。国民党统治集团更加分裂，白崇禧在武汉公开扯起“和平”与驱蒋的旗帜。在这种情势下，程潜必须对自已的政治出路和湖南的前途作出果断的决策。1948年的最后一天，程潜迈出了和平起义有着决定意义的一步。就在这天深夜，他对程星龄说：“我的决心定了，你全权代表我和中共地下党进行联系吧。”他唯一有所顾虑的是，他被列上了中共中央关于惩办战犯的名单。

1949年1月14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和平谈判八项条件。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李宗仁任代总统。在这一新的政治背景下，中共湖南省工委决定把争取程潜的工作，推向使他响应八项条件、促成局部和平的阶段。1月22日，程潜正式复电行政院长孙科，并在长沙和上海的报上发表，表明对中共八项条件除惩办战犯一条尚须商讨外，其余7条均可接受。第一次公开表明了不再反共、谋求和平的态度。针对程潜对列入战犯的顾虑，周礼在余志宏的陪同下访晤了程星龄，请星龄向程潜转达了中共关于战犯问题的诺言：只要站到人民方面上来，不仅不会算旧帐，而且会受到应有的礼遇。

程潜义无反顾，终于抉择了和平起义的道路。于是他下令在全省停止征兵、减少征粮，释放政治犯，并撤换了坚持反共的长沙警备司令蒋伏生的职务。

(原载《长沙晚报》1999年8月1日，系与梁小进合作，是《长沙晚报》为纪念长沙和平解放50周年而特约的稿件)（本文来源《湘城文史丛谈》陈先枢/著，未经授权，严禁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