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大火六十年祭（二）

(二)

“衔枚荷重人千百，整户完垣户二三。犹有不磨雄杰气，再从焦土建湖南。”五天五夜的大火终于熄灭了，田汉留下了这首《重返劫后长沙诗》。长沙这座历史文化名城，遍地是砖头瓦砾、断垣残壁，一片鬼哭神嚎的凄凉景象。

然而，大火之后，日军并没有越过新墙河，前线安稳如初。消息传开，舆论大哗。

在重庆和其他省市的湘籍知名人士，如辛亥革命元老仇鳌、前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等，纷纷写信、打电报，要求彻查大火真相，严惩祸首，救济灾民……

时在重庆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许德珩，愤怒地写下了一首诗：“大火熊熊日，长沙一巨焚。斯民尽涂炭，怆情不忍闻。似这样抗战，深挖自己坟。敌人还在远，焦土乱纷纷。”

而向来专唱低调的汪精卫，却幸灾乐祸。大火第二天，他就发表了一个《痛论‘焦土抗战’——为长沙大火而发》的讲话，乘机兜售“再战必亡”的论调。

日本帝国主义更加欣喜若狂，大火后，他们派飞机到长沙上空拍照，又在广播、报纸上大事渲染。

中国共产党为维护抗日统一战线的团结，表现出可贵的精神和品质。毛泽东针对汪精卫的言论发表讲话：“要警惕有些人借长沙大火事件攻击蒋委员长。”(《毛泽东军事文选》)

从大火中脱生的周恩来，与陈诚一道登上了天心阁。他强调这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坚壁清野，要求严惩祸首，同时积极投入到善后救灾中。在救灾动员会上指出：“长沙大火是国民党的错误，是某些当权者的犯罪行为，但这一切又都是由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疯狂侵略所引起的。”

火后的蒋介石震惊了，11月16日夜赶抵长沙。当夜就听取了陈诚、张治中的汇报。第二天，他登上天心阁，登高凭吊，一片焦土瓦砾，顿生悲感，当即下令：“逮捕首事有关人员，依法严惩；拨付巨款，救济被难民众；调集重兵，加紧长沙防卫；改组地方军警机构，办理一切善后。”

蒋介石下令限两天内结案。11月18日，在容园，军法分监部对长沙警备司令酆悌、长沙警备二团团长徐昆、省会警察局长文重孚进行审判。

蒋介石在法庭呈送的判决书上用红色铅笔作了批示：“酆悌身负长沙警备全责，疏忽怠惰，玩忽职守，殃及民众，着即枪毙”；“徐昆玩忽职守，殃及民众，着即枪毙”；“文重孚身为警察局长，擅离职守，率警逃遁，着即枪毙”。在批示中他将“纵火”二字改成“辱职”。

侯家塘，这里繁华闹市是当年的刑场。11月20日，一阵清脆的枪声，酆悌、徐昆、文重孚3人仆地而毙。

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也自请处分，蒋介石批道：用人失察，防范疏忽，革职留任，责成善后，以观后效。省保安处长徐权因惊慌失措，摇动人心，被革职查办。在逃的长沙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石国基、参谋处长许权，均予革职，通辑查办。长沙市长席楚霖，弃职潜逃，革职留任，责成善后。

当时，长沙有过一副流传很广的对联：治湘有方，两大方案一把火；中心何忍，三个人头万古冤。横批是：张皇失措。

对联采用嵌字手法，对张治中进行辛辣的讽喻，也表现了对酆悌3人所抱的冤抑之情。其实，酆悌等人何冤之有?国难当头，畏敌如虎，腐败无能，辱职殃民，加在他们头上，丝毫也不过分。张治中无疑负有重大责任，但他毕竟没有下达放火的命令。陈诚当时对张治中也多有微词，蒋介石却说：“这不是文白一个人的错，是整个团体的错误。”

长沙大火，是长沙人民为伟大卓绝的抗日战争，为全民族付出的惨重代价，得到了全国同胞和国际友人的深切关注和同情。11月16日，周恩来和他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人员最先赶到长沙，组织和从事善后救济。张治中以“负罪之身”办理善后，筹集赈款，组织人力，尽到了他的责任。

国民党中央和中央行政院、中央赈济委员会派要员来长沙视察慰问、进行调查、指拨赈款、调拨救济物质；中华慈善总会捐赠了救济物质，国际救济委员会和在长沙的外国侨民也给予了支援。

当时江西省也组织了慰问团来长沙参加救援工作，作为江西省妇女生活改进会顾问的雷洁琼，是慰问团的成员。

11月22日，以尹任先为主任的“长沙市火灾临时救济委员会”成立，田汉、席楚霖为副主任。长沙大火的善后工作全面开展起来。这份救济委员会名单反映了当时国共两党协力开展善后救济的真实情况。

今天的湖南省农业厅大院，当时叫教育会坪，是救济委员会向灾民发放救济费的地方。在半个多月里，“救济委”向12万4千多灾民共发放救济费60多万元。

朱铁蓉老人的丈夫张以藩当时是救济委员会救济组组长，朱铁蓉当年也随丈夫参加了紧张的救灾工作。英国人赖朴吾曾对她进行过专题报道。刘斐章当时是救济委员会宣传组成员，回忆之中他哼起了当时的曲子。

从11月下旬到12月中旬，先后出动近5千民工、自卫团员、突击队员清理街道，掩埋尸体，拆卸危墙断壁，焦土上的城垣又依稀可辨。

人总要有栖居之所。为了生存，遭受劫难的长沙人民只能因陋就简。用木头竖起屋架，用竹子编成墙垣，再敷上一层泥巴，就是一栋简易棚屋。丽更多的市民则只能流离失所、风餐露宿。

11月19日，长沙竟然奇迹般的出现了大火后的第一个市场，其中有卖肉者3人，卖菜者2人。紧接着，中山路国货陈列馆前出现了一列摊贩。

11月29日，长沙火车站开始恢复营运。21日，省邮局开始在市内设立邮件收寄所。30日，省电讯局在长沙东郊设立收报处。

一片焦土的长沙开始慢慢复苏，然而，这是何等悲壮而伟大的复苏!它是勤劳朴实的长沙人民忍受无比痛苦的再生；它是坚强刚毅的长沙人民极其顽强的生命延伸!

刚刚复苏的长沙，还未喘过气来，又遭到日军的疯狂进攻。从1939年9月至1941年12月，日军3次大举进犯长沙。中国军队奋力抵抗。3次会战，日军均从长沙败退。长沙成为二战历史上坚持抗战达5年之久的英雄城市，成为中国抗战相持阶段的主要正面战场之一。

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中国军队抗击日寇时所挖的战壕今天仍清晰可辨。守卫长沙城的官兵抱定与长沙共存亡的决心誓死一拼。我守军葛先才团与敌四十四师团在城郊浴血奋战，白刃拉锯11次，全团只剩下50多人生存，最终守住了阵地。当年遗存的炮台仿佛还在守护着烈士的英灵。

第三次长沙会战以中国军队大获全胜而告结束。双方参战人数达到30万，各死伤两万余人。这不仅对于已不断丢失城池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而且这是太平洋战争初期同盟国首开胜利的纪录，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英国《泰晤士报》当时发表评论：“12月7日以来，同盟军唯一决定性胜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

日军第六方面军参谋长官崎周一中将感慨地说：“湖南人自尊心强，排外思想旺盛，富于尚武精神。”

其实这种尚武精神一直可追溯到楚人的根性。从熊绎“筚路蓝缕，用强楚国”之时起，楚人就孕育了一种励精图治、奋发图强、刚毅执著的精神，直到楚国被秦灭亡，楚人还发出“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悲壮誓言。

东汉末，‘‘天下起兵诛董卓，长沙子弟最先来”，主帅就是长沙太守孙坚。在近代清政府起兵收复新疆的伟大战争中，又是“湖湘子弟满天山”。统率湖湘子弟，“舆梓出关”的就是69岁高龄的湘军著名将领左宗棠。

1644年，清兵入关，明朝倾覆，长沙岳麓书院最后一任山长吴道行，痛不欲生，绝食而亡。

戊戌变法期间，为救亡图存、维新变法，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慷慨就义北京菜市口，谭嗣同在临刑前悲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20世纪初的10余年间，为唤醒国人而蹈海投江的长沙学子就有陈天华、姚宏业、杨毓麟、易白沙4人。随后有黄兴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锷带着病，领子弹不足两千的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仗。他们挚烈真诚、坚忍不拔的爱国主义精神与日月共辉。

1944年6月19日，长沙在第四次会战中失守。苦难深重的长沙人民继“文夕”大火之后再遭劫难。日机对长沙狂轰烂炸。25万人大逃亡。日军一进城，烧杀掳抢，无恶不作。

长沙沦陷后，面对日寇的淫威，长沙许多爱国志士与他们的先辈一样，同样表现出可歌歌泣的民族气节。

长沙书法名家郑家溉，拒绝日伪维持会长职务，骂贼不止，投塘自尽。实现了他生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诺言。长沙湘剧名角罗玉庭拒绝删去剧目中抗敌台词，绝食抗议，惨死在日寇屠刀之下。

这正是长沙近代“悍、强、刚、劲”民风的凸现。“一火四战”，长沙人民为民族抗战付出了最悲壮最伟大之代价。

(原载《创作》1998年第6期，系与梁小进合作为电视文献片《文夕大火》撰写的解说词，此片获当年湖南省“五个一”工程奖)（本文来源《湘城文史丛谈》陈先枢/著，未经授权，严禁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