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长沙经济综述

1937年至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长沙工商业遭受了两次灾难。一次是1938年的“文夕”大火及随后的3次“长沙会战”，一次是1944年的长沙沦陷。但这个时期长沙经济也经历了两次大繁荣。一次是1937年至1938年“文夕”大火前的商业发展，一次是1940年至1943年长沙轻纺工业的迅猛增长。长沙成为战时经济向大西南辐射的主要据点之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长沙地处后方，沿海及沦陷地区人员、游资后撤，沪、汉、苏、浙等地部分工商户开始内迁，长沙是主要的终点和中转站之一，长沙市人口从1934年的38万人骤增到50多万，使长沙商贸发展面临一次难得的机遇。1937年长沙海关进出口贸易总值达3707万元，比历史上最好的1936年又增长10％。当上海战争吃紧时，沪商急于脱货求现，长沙百货业大户“大德昌”、“大五州”、“裕阜长”等，绸布业大户“大盛”等，乘机低价从沪杭大量进货，绕道宁波、温州、金华，再从湘赣公路内运长沙。不久上海、南京相继沦陷，物价飞涨，沪苏产品奇缺，黔、川、滇、陕等省客商云集长沙采购，商贸活动盛极一时。如布面胶鞋当时充作军用品，销量很大，因此批发业务极为昌盛，“大德昌”、“大五州”、“裕阜长”等大户，年营业额达100万元以上，其他中小批发号也在50——80万元之间。1938年初，中国内衣公司开业，在八角亭兴建3层楼房，独览内衣生意，日营业额达2至3千元。“大盛”绸布庄的年营业额也创历史最高纪录，批发销售额达200多万元，门市零售额也达120万元。

由于人151骤增，加之北大、清华、南开3所著名大学迁来长沙，大批文化名人云集湘城，长沙市场更趋繁荣，不仅绸布、百货、南货、湘锈、金银首饰等业顿时活跃，而且饮食服务行业更是盛况空前。餐馆分出中西两大菜系，各具特色和规模。著名的中菜馆有：经营粤菜的南国酒家、经营浙菜的中央酒家、经营川菜的又一村菜馆，正宗湘菜馆曲园酒家，回民菜馆“李合盛”，专营素菜的“蔬香林”、“净竹林”等。西菜馆以司门口的“万利春”最为有名。饮食店除原有面粉馆、茶馆门庭更加熙攘外，还新开有咖啡馆和饮冰室。夜市热闹非凡，沿街叫卖馄饨、烧饼、油炸豆腐、茶盐蛋、糯米饭的摊担通宵达旦，夏夜街头叫卖绿豆稀、酸梅汤的比比皆是。理发店有高、中、低档共2700多家，浴池有10余家，旅馆分甲乙丙丁4个等级，多达500名户。

如此繁华的市井，可惜被蒋介石的“焦土抗战”政策毁之一旦。1938年11月12日深夜震惊中外的“文夕”大火，造成长沙工商业的空前劫难，工厂被烧毁40多家，商业损失更为惨重。全市190多家碾米厂和粮栈仅存12家半，仓储200余万石大米有190余万，石化为灰烬。绸布业损失近400万元，约占全行业资产的80％。湘绣业40多家所有绣品和画稿几乎和店铺一同被烧毁。长沙工商业者流离失所，长沙商贸元气大伤。11月18日，国民政府的主要报纸《中央日报》发表社论称：“长沙近30年来，虽屡经兵燹，然以湘人活力之强，近年早复旧观，物资人力，欣欣向荣，全国都市中，充实富庶，长沙当居首要。百年缔造，可怜一炬。”随着赈灾活动的推进和日寇3次进攻长沙的失败，长沙商贸活动逐渐恢复。到1942年全市商店恢复到6000余家，市场开始复苏，除百货业因政府禁止奢侈品入境，无多盈利外，其余绸布、颜料、染织、卷烟、南货等业盈利均在数十万元至百万元不等。

1938年至1940年，上海、汉口等地迁湘现代工厂分别达118、122和121家，使湖南工厂总数仅次于四川居全国第二位。湖南省政府对沿海沿江工业内迁持积极支持的态度，第九战区司令兼湖南省主席薛岳将第九战区和省粮政局结余经费1380万元，全部拨交省建设厅和教育厅，充作发展生产和教育的经费，并以贷款和补助等方式资助工厂内迁，1939——1942年就补助迁湘各厂166万元。大批企业迁湘不仅给湖南带来了大批富有先进技术和经验的技术人员，而且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管理方法，促进了湖南近代工业的创建和发展。再加上当时湖南公路网已已四通八达，东联浙赣，西达川滇，粤汉、浙赣、湘桂铁路相继开通，使长沙成为西南各省的交通枢纽和大后方的物资集散中心。长沙运输行再次进入繁盛时期，“永福隆”、“南通”、“同安”、“建安”、“信丰”等运输行阵营都十分强大，业务日趋繁忙。运输路线有长沙至金华的浙赣线一段，长沙至曲江的粤汉线一段，长沙为总枢纽，丽金华、曲江、桂林、衡阳、湘潭等地都有长沙运输行的分支机构。战时陪都重庆商业更盛，长沙与重庆之间的运输量激增，由于公路运输在运价上不合算，于是改由长沙水运津市，转陆路至三斗坪，再从长江用民生轮运渝。1939年苏、浙、皖等省疏散来长的船主，组成苏、浙、皖轮驳事务所，参与了这种湘渝水陆联运。1940年招商局和民生公司又合组了川湘水陆联运管理处。同年湖南省驿运管理处成立，开办战时驿运。1943年招商局又开办了湘水与粤汉、湘桂两铁路的联运业务。

战时湖南的购买力大大超过全国其他省份。1 942是抗居战争爆发以来购买力最低的一年，若以1937年全国平均购买力为100，到1942年湖南为86，四川为82，陕西为69，福建为45，湖南仍是最高的。人口的增加，沪厂的内迁，民用需求的激增，促使长沙轻纺工业迅速发展。省建设厅也在长沙设立产业工人登记处，介绍熟练工人和科技人员到各企业工作，长沙就业人数大大增长。首先是纺织工业的大扩展，据1943年湖南省银行经济研究室所编《湖南之花纱布》记载，抗日战争时期，“黔、桂、粤诸省，均有赖于湘产土布之接济，乃先后与湘省当局合组土布产销调节机构，以利购运。川、滇两省，亦赖湘产土布部分接济”。长沙市当时有木织布机40()()架，铁织布机100架，年产布达1600万码，年产值958兆元(法币，下同)；针织业，有74家，资金5000万元，各种织机3700部，从业工人5000人，年产袜110万打，价值350兆元；棉纺业，城乡有纺纱车10万架，年产纱8·5万担，从业人员达12万人；染织工厂176家，资本2亿元，从业工人数千人，产品价廉物美，畅销滨湖各县。长沙战时另外两个上规模的行业是烟草业和皮革。战争爆发后，沿海各机器卷烟厂相继停厂，烟价上涨达500倍，因而各地手工卷烟风起云涌。长沙组织完善的烟厂多达56家，资金3000万元，从业工人4千人，每年产烟3万箱，产值450兆元。1940年迁至宝庆(今邵阳)的华昌烟厂也于翌年迁回长沙近郊望城坡，并增添卷烟机2台，恢复了机制卷烟的生产，月产烟500箱左右。抗战时期，华北、华东的皮革工厂内迁，加上军用制品的需要激增。长沙皮革工业有所发展，制革从业人员500余人，皮鞋、皮件从业人员达1800多人，年产皮鞋数十万双。

长沙及整个湖南国统区战时经济繁荣，对支援前线、安定后方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长沙烟草业支撑的卷烟专卖税，1940——1944年居全国第一。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湖南支援前线的粮食超过5000万石，与四川、河南同列为全国贡献最大的省份。薜岳在1944年3月召开的全省行政会议上也说：。湖南对国家贡献居全国之冠。每年除供军棉7万担，军布300余万匹，军粮1000万石外，尚须接济邻省更大更多之需求。”1943年5月5日至12日，长沙市政府举办了长沙手工产品展览会，展出织染、百货、皮革、竹器等34个行业的产品2000多种，购买者踊跃，贵州、重庆等外省商人也来长采购，在全国引起较大的反响。

长沙战时虽呈现一派繁荣、但基础仍十分脆弱。战时长沙工厂虽为数众多，但多系民营小厂，据对长沙等5市县133家工厂统计，平均每厂只有工人36人，且资金少，设备简陋，手工作坊比重大。加之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后期实行统购统销、加重捐税和通货膨胀三大政策，工商业者不堪重负。1944年上半年还未等到日军攻陷长沙，城内半数以上企业即已自行停业。6月长沙沦陷，工商业者纷纷逃离家园，疏散于川、黔等地，辗转流离，倍受艰难，长沙市场复趋衰落。

(原载《长沙社科}1995年第4期，本文获湖南省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学术讨论会优秀论文奖)（本文来源《湘城文史丛谈》陈先枢/著，未经授权，严禁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