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的商业经济思想

谭嗣同的商业经济思想与他的政治民主思想一样，蕴含着激进的变革要求，他主张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从“人我通”的观点出发，提倡贸易自由，堵塞漏厄，鼓吹“尚奢”的消费风气。谭嗣同的这些思想主要产生于维新变法时期，并随着形势变化而不断丰富，形成了一定的理论体系。

谭嗣同早年“好王夫之之学，喜名理。自交梁启超后，其学一变。”梁启超主张“必以工立国”，鼓励富人“出其资本兴制造等事，以求大利”，并主张商品自由流通，“举全国而15岸之”。这些思想对谭嗣同经济思想的形成影响至深。1895年前夕，谭嗣同与康、梁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一样，把振兴民族工商业视为中国富强之本。他尤其赞同郑观应等的“商战论”。他指出：“西人虽以商为国，然后以为战者，即所以为商。以商为战，足以灭人之国于无形，其计至巧而至毒。”甚至指出：“今之矿务，、商务，已成为中西不两立、不并存之势。”较为深刻地看到了中国和帝国主义的利益冲突。因而他大声疾呼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用中国的富强来抵御外国的经济侵略。他认为，既然西人以工商立国，则中国“不能不奋兴商务，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故纺布织呢、煤矿铁路诸务，次第兴举，虽无不赔本，要皆与之争利，使彼(外国)之货滞销。”并建议清政府“设商部、立商总、开公司、招民股”等，与陈炽等人的主张十分相似。

谭嗣同在经济上的民主思想源于他对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经济弊端的认识，他意识到封建剥削是造成贫富两极分化的根源。他说：“抑尝观于乡，千家之聚，必有所谓富室焉，左右比邻以及附近之困顿不自聊者，所仰而以为生矣”，“乃其刻奚锁啬，弥甚于人”，“以剥削贫民为务。放债则子巨于母而先取质，籴粜则阴伺其急而厚取利，扼之持之，使不得出，及其箝络之久，胥一乡皆为所吞并：遂不得不供其奴役，而入租税于一家。《周礼》有保富之文，富而毒此，岂堪更保之耶。”对封建剥削的不满，必然迸发出他对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向往。因此，谭嗣同极力主张“散利于民”，大力发展工矿业和商业。他说“为今之策，上焉者奖工艺，惠商贾；速制造，蕃货物，而尤扼重于开矿。”并把采用机器生产作为急务，谓“一人百日为不足，用机器则一人一日为之有余。，’尤其可贵的是，谭嗣同认为要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必须摒弃洋务派那种官办形式和官方垄断局面，倡导民间创办，“伸民权，抑官权”。对于兴办工商业，应“不问官民，只要我有山有地有钱，即可由我随意开办，官即予以自主之权，绝不来禁阻”。

谭嗣同的商业经济思想在1896年出版的《仁学》中又有了新的发展，他提出了“人我通”的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的理论。他认为，天地间的一切事物皆统一于“以太”或“仁”。而且“仁”又以“通为第一义”，“仁——通”是万事万物皆具有的规律。“通商”乃是“仁——通”在经济领域的体现。谭嗣同以“仁——通”为基础，进一步阐发了他的商业经济思想：“夫仁者，通人我之谓也。”也就是说，只有体现“通人我”精神，发展商品交换和流通，社会经济才得以存在和发展。

这种主张是谭嗣同变法维新思想在经济领域的体现。在政治上，他主张以平等自由来取代中国原来的纲常礼教，以开议院、兴民权、实行分权制以取代封建君主专制。在经济上，他主张消除国内的各种障碍，使资本主义工商业得以顺利发展，并对外开展自由贸易。谭嗣同对“人通我”或“通人我”的提法十分自信，认为如果真能体现这种精神，中国南北各地就能自由发展商品交换和流通。否则，商品就会“南不至北，北不至南，日用饮食，各取于其地，不一往来焉。”社会生活就会带来诸多不便，社会发展就会受到阻滞。为此，他力主废除厘金制度。“厘金”是清政府设立酌一种苛税制度，征厘范围几乎囊括所有国产商品。到同治年问额定税率达30％，税卡林立，重复征收，商人无不怨声载道。因此，谭嗣同认为厘金“为呛商务喉咙之石灰气”，“此商脉之所以绝，商战之所以败北，中国之所以贫且弱也”。

谭嗣同根据“人我通”观点论证通商贸易能起到“财均以流”的作用。在国内，如能做到“仁通”或“人我通”，就可达到贫富相通、社会财富通畅的目的，一旦“一人获利，踵者纷至”，此即“自由”。“不问官民”，“大富”可设大厂，“中富”可没中厂，“穷人”靠出卖劳动力则可以“赖以养”，此即“平等”。“富人”有钱，“穷人”有力，从而大家“第就天地自有之利，假吾力焉以发其覆，遂至充溢普遍而收博施济众之功”，此即“博爱”。这样一来，富人可以获得巨额利润，并增加自己的生活消费，穷人也可以解决生计问题。可见，谭嗣同是在套用“自由”、“平等”、“博爱”来描述和赞颂他所向往的商品自由流通的生产方式，这是他有感于中国的贫弱，迫切企望以资本主义来解脱这种状况所得出的结论。

在这里，谭嗣同已觉察到了生产、流通与消费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特别提到了消费对生产和流通的反作用，认为“尚奢”可以刺激生产、促进流通。他极力反对封建社会中“主静”和“崇俭”的生活传统，而鼓吹推行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社会所流行的“主动”和“尚奢”风气。虽然他也不否认奢侈有许多负作用，但他坚持认定“奢”是一副刺激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的药剂。因此，他提出“反静俭而主动尚奢”的主张，进而又以“主动”和“尚奢”的社会风气为条件，反对封建社会的“节流”思想，而倡导以机器生产的方式来“开源”。在谭嗣同看来，富裕阶层“尚奢”，便可使财富在社会中流通，贫富便可在人力与财力之间相通，从而刺激农工商诸业的发展，对整个社会有利。他这种“反节流而主开源”的见解，虽然略显幼稚，但表达了他欲以西方国家生产方式来代替中国传统生产方式的强烈愿望。

在对外贸易方面，谭嗣同也主张“人我通”，认为中外之间的商品交换日益发展，对贸易双方皆有利。他说：“西人商于中国，以其货物仁我，亦欲购我之货物以仁彼此。则所易之金银，将不复持去，然辄持去者，谁令我之工艺不兴，商贾不恤，而货物不与匹敌乎?”但是，谭嗣同仍受传统的“食货”思想影响，忽视货币在商品流通中的作用。他认为，外商与中国通商，中国得到的是有用的贷物，而外国得到的只是金银，“货物必皆周于用，金银则饥不可食而寒不可衣。以无用之金银，易有用之货物，不啻出货佣而为我服役也。”

谭嗣同认为对外通商也能达到“财均以流”的目的。他说：“夫财均矣，有外国焉，不互相均，不足言均也。通商之义，缘斯起焉。”他把外国商品的输入和中国商品的输出称之为“仁我”和“仁彼”，认为不同国家生产不同的商品，需要相互调剂补充，需要彼此交换，以满足双方的短缺商品需要。因此，他主张实行自由贸易，反对实行保护关税政策，不必对进口商品征收重税。他说：“有所谓保护税者，重税外人之货，以阴拓其来。邻国不睦，或苛其税，藉以相苦，因谓税务亦足以亡人国也。而其实皆非也。”这种观点在当时盼历史条件下，显然是不正确的；也是行不通的。

谭嗣同之所以提倡自由贸易论，固然与他对西方国家商品输出的经济侵略本质缺乏足够认识有关。但主要的还是与他以“仁——通”理论为基础，强调首尾相通有关。同时，他受中国传统的“食货”观念束缚，片面强调货物的效用即使用价值，不认识商品的交换价值，更否认金银的价值作用；片面强调外国货物对中国的好处，而忽视金银外流对中国的害处，因而得出了违反经济规律的结论。同时，谭嗣同不象梁启超等那样具有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功底，不能运用近代经济学的概念、范畴和术语来研究经济问题，因而最终形成的只是一种乡土气息十分浓厚的经济思想。

然而，他主张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积极发展正当的对外贸易往来，中国与其他国家互通有秃，反对封建政府实行的“抑商”和“闭关自守”政策，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而且在1897年协勘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等推行新政期间，努力实践了他的理论。梁启超在《殉难六烈士传》中说，当时湖南倡办之事，如筹办内河轮船、商办矿务、修筑铁路，“皆君(谭嗣同)所倡论擘画者”，“故湖南全省风气大开，君之功居多。'’谭嗣同的商业经济思想是建立在“仁——通”或“仁我通”理论基础上的，说明他已自觉地适应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趋势，已开始对经济问题作本原的理论性探讨，并使之中国化。这种从中国国情出发的理论尝试，也是值得称道的。(原载《谭嗣同与戊戌维新》(纪念谭嗣同殉难100周年暨谭嗣同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岳麓书社1999年，本文同时刊载于《重庆商学院学报》)

（本文来源《湘城文史丛谈》陈先枢/著，未经授权，严禁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