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与跨越之上集突破

突破与跨越

谨以此片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和长沙改革开放25周年

(电视专题片解说词)

作者注：本片作于2004年，系应长沙电视台之约而作，播出时改名为“嬗变与崛起”，解说词亦有改动。

（本文来源《湘城访古》陈先枢/著，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上集  突破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2l世纪初，古城长沙的变化惊天动地，有如两个不同的世界。这是一个需要热情、勇气、理性和智慧的时代，也是一个焕发出了热情、勇气和理智光芒的时代。在它的每一代年轮上都刻上了新一代长沙人走过的足迹——改革、开放、现代化；它的每一个成就都受惠于一个伟大的思想——邓小平理论。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邓小平理论的根本目的。

在长沙，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伟大实践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改革，以联产承包的形式，从农村开始。然后，以“包”字为核心内容的改革进入城市各个领域。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与改革开放同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势头。

回顾长沙这一阶段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存在着迟滞性、缓慢性和历史沉积性等自身不足。沉积性，一方面是计划经济下的沉重包袱，另一方面则是在实践推进中解除历史包袱的不彻底，因而总是艰难地负重前行。

在国家投资对地方经济发展占主导地位的年代里，长沙列入了“维护城市”的行列，长沙工业注定了小型分散的命运。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长沙还是一个座畸形的消费城市。这时，长沙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全国23个人口过百万的大城市中居倒数第二位，在26个省会城市中居倒数第四位。

1989年，中国改革开放已进入第十个年头，长沙工业总产值仍在100亿元上下徘徊，虽然比1949年增加了178倍，但与领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沿海城市相比，长沙的发展速度是那么令人羞愧。

最能体现长沙建设艰难的是修建芙蓉路。它从80年代中期破土动工，历经10年全线拉通。长沙人尝到了没有钱也要搞建设的苦涩，开始丢掉那些封闭保守的东西，营造一种对外开放的环境。

这一阶段的实践，还伴随着激烈的思想冲突。长期以来形成的“左”的思想禁锢、习惯势力、主观偏见，以及“两个凡是”的残余，使得实践每前进一步都要遇到极大的阻力，都伴随着“姓社姓资”和孰进孰退的争论。

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广东，突破“姓社姓资”思想的第二次思想解放的信息，在大江南北不胫而走。邓小平的话掷地有声：“‘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好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湖南有如大梦初醒。3月13日至15日，省委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在全省开展思想解放大讨论。长沙又一次迈开了改革开放步伐。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伟大实践也进入一个新阶段。

长沙在开始探索自己的发展和振兴之路，当时的提法是“开放强市、科教兴市、流通活市、依法治市”，并确立了“西文东市、六桥三环”的城市规划格局。到1997年，国民经济指标有了历史性突破，国内生产总值达483亿元，为1991年的4倍。

1997年2月24日，伟人逝去。从五棵松到八宝山2500米的大街上，两边站满人群。披着黑纱的灵车一过，哭声四起，哀乐徘徊在京城上空。值得欣慰的是，江泽民在给他的恩师致悼词时，毫不犹豫地表示“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全国人民放心了。

就在这一年5月29日，江泽民在著名的“中央党校讲话”中郑重宣布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大胆利用。”这实际上是在回答继“姓社姓资”争论后的又一轮“姓公姓私”的争论。

“姓公姓私”的争论，引发了长沙人的反思。1996年长沙的工业经济形势，让当权者心急如焚。143家预算内工业企业，亏损面达50％，亏损额高达5亿元，40％以上的企业停工或半停工。这一年中有72家企业破产，资产评估值2．3亿元，负债值5．4亿元，资产负债率235．8％，涉及职工1万2千多人。

一个个企业破产，有如一次次涅檠，烈火中一只只金凤凰飞起。不可逾越的“姓公姓私”思想屏障，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不攻自破了。

国企改革有了重大突破，长沙在全国率先提出“两个置换”的概念：通过产权转让，使企业产权主体多元化，置换企业的国有性质；通过一次性补偿，置换职工的全民身份。2000年，湖南友谊阿波罗集团公司、湘江涂料集团公司、长沙通大集团公司三家大型国有企业首批完成了股份制改造。

“两个置换”把向来被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国有资产的很大部分界定为企业“集体资产”，又将“集体资产”的绝大部分量化到经营者和职工。这无疑是一种最大的思想解放，其力量远远超过20年前中国农村的那次“分田到户”。

职工身份置换，彻底改变了国企职工传统意义上的“主人翁”身份，使他们成了一种“市场化的人力资源”。企业从而形成了充满竞争和活力的用人机制。新的用人机制与新的产权制度相结合，为企业构筑了一个新的发展平台。

新一轮国企改革以产权制度改革为突破口，积极引进战略投资者，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除国家专营、资源性、公益性领域和支柱产业继续保持国有控股外，在一般性竞争行业，国有资本可从独资转为控股或参股，也可完全退出。中小型国企以民营经济为基本取向，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企改革。国有资产重新洗牌已成定局。

日立公司第一次在中国内地投资就选定长沙，与长沙汽车电器集团公司合资生产精密汽车电器；韩国LG电子选定曙光电子集团，投资6500万美元生产彩管；马来西亚金狮集团选定长沙啤酒厂合资生产啤酒；瑞典伊莱克斯选定中意集团合资生产冰箱；台资“旺旺食品”、民营“新一佳”超市也先后进入长沙。

长沙沸腾了!这一切都预示着长沙的改革开放在推进，在突破，在走向一片新的天地。

2003年6月，沃尔玛在中国商业博弈中落下的第27枚棋子定格长沙黄兴南路。至此，世界零售业排名第一的沃尔玛，排名第二的家乐福和排名第六的麦德龙第一次在长沙亲密对面。中国政府承诺2004年底全面开放零售市场，长沙已先行了一步。

统计显示，民营和外资经济已占长沙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争论实际上是“姓社姓资”争论的翻版。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一针见血地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还说，“不搞市场经济，没有竞争，没有比较，连科学技术都发展不上去。”

党的十四大做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策。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实现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性突破，打开了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崭新局面。

改制后的“国企”在市场经济中尝到了甜头。在外资、民企、纷纷踏入长沙零售业之际，长沙本土的“友谊阿波罗”依然赢得商界的宠爱：“春天百货”到外区成功扩张，“家润多”出让21％的股权借道香港创业板。友阿集团内部实现“统采统配”的现代连锁模式。年销售额达24亿元，综合毛利率达国内同行业先进水平。长沙的商业现象令世人瞩目。

把市场经济机制引入城市建设领域，把城市不变资本转化为可变资本，盘活城市存量资本，走城市滚动发展的新路。长沙成为我国首先尝试“经营城市”的城市之一。

经营城市就是运用市场经济的手段，对构成城市空问和城市功能载体的自然生成资本，如土地；人力作用资本，如路、桥；以及相关延伸资本，如路桥命命权等进行集聚、重组和运营，平等地吸纳各种投资主体，以经营权或土地使用权作为补偿，开拓面向市场的城建项目。

为此，1997年长沙成立了法人化、业主化的城市建设投资公司和环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长沙环路公司组建后的第一个引资协议是与香港著名实业家李嘉诚名下的长江基建公司签下的。这一笔引进的2．2亿元资金就是用湘江一、二桥收费经营权，通过资本运营后带来的双赢成果。

长沙市八水厂全新的建设经营模式，是国内民间资本BOT模式的首次尝试。该水厂由乡镇企业长大集团投资2亿元建设，形成2．5万吨的供水能力。根据协议，每年6700万元的经营收入是对长大集团投资的回报，17年的经营期满后，八水厂完好无偿地回交政府。

芙蓉南路是一个奇迹。这条长8．38公里、宽100米的大道宛如巨龙，横亘长沙南部，为长株潭三市经济腾飞插上双翼。质量是奇迹，速度是奇迹，运作方式更是奇迹。前后近10亿元建设资金，政府未投入一分钱，全由市场“大腕”运作而来。一段1．87公里由中外合资的长沙大道发展有限公司投资修建。二、三段6．51公里，湖南长大集团主动请缨。

“两桥十路”的建设又引来社会投资13．7亿。黄兴北路引进香港天英公司；火星南路和金星大道分别引来多家民营建筑公司；劳动东路则引进成功集团投资建设。

海纳百川方成其大。对经营性基础设施按照“谁投资，谁经营，谁受益”的模式进行产业化运作，形成城市基础设施多元投资、多家经营、平等竞争的发展格局。这是长沙在企业所有制改革实现突破后，在城市建设领域的又一重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