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大鹰在拍完《陈赓大将》之后一年补写了一个“导演阐述”，在阐述里，他把这个电视剧定位为《一个英雄的传奇》，中心大意是:“一个民族不应该遗忘他们的英雄！”《陈赓大将》播出后，叶大鹰接受我们采访时有一次强调了这个大意:“我们不想评判历史，因为我们不是干这个的。我们干的就是讲我们民族的故事，讲陈赓这种奇人的故事，因为他们有伟大的人性。” 一场革命或战争造成的历史结局尚未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对战争的叙述回顾，总是会惯性地停留在由胜败导致的光荣与仇恨的基础上，光荣来自胜利，而仇恨因为是对手。当历史稍稍远去一些，重新检索战争中建立功勋的人物，遥想当年的风云变幻，他们所经历的奇关异险，以及在那种经历中百炼成钢的人物背后的做人原则和能量，不正是伴随漫长历史的英雄传奇？其中悲与喜的衡量都由于历史的境遇而耐人寻味。在我们告别了一个时代之后，难以告别的是这些时代英雄。 陈赓传奇开始的时代，中国社会的衰败、可悲和毁灭的迹象激发出各种要求改变社会的力量和理想，国共两党的主张代表着当时对新型社会的追求，无数想要改变中国面貌的理想主义青年都在这两种主义中选择自己的道路，1922年陈赓加入共产党，随后他又考入黄埔军校。 从今天的距离去看80年前的黄埔军校，无论是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想还是共产党的共产主义理想都不是最迫切的任务，而是如何面对混乱的时局。正是那个历史环境造成了很多人身兼国共两党党员的奇特政治面貌，在当时，理想的轮廓对很多人来说也许并不像时局发展到后来那样清晰。1926年，在蒋介石重新制定政策，要求黄埔军校的军官和学生填表声明党籍，不准跨党，声言“凡在本校本军里的CP（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缩写）同志，不管是愿意脱离CP，或者愿意脱离国民党，他总要做一个纯粹的党员”。在这个政策中，所有身兼两党党员的人都经历了人生道路的第二次选择，不同选择框定出了此后中国历史时期中敌对两方诸多重要成员，也延伸出跌宕起伏完全不同的人生境遇。陈赓虽然跟随蒋介石参加了两次东征讨伐陈炯明的战斗，并在第二次东征时，救过蒋介石的命，但校长的器重和同窗情谊都没有让他在这次道路选择中改变初衷，他公开了共产党员身份，同时声明脱离国民党。同他一起报考黄埔、又经他介绍参加共产党的宋希濂，就是在这时退出了共产党。宋希濂后来被国民党派赴日留学，1930年回国后，很快就连续升任国民党军团长、旅长，1933年升任第36师师长时，军衔由少将升为中将，时年27岁，成为国民党最年轻的高级将领。这时候的陈赓在红军中只是个团长。到了1948年昔日好友分属的两党做最后决战的年代，宋希濂曾身居华中“剿匪”副总司令兼14兵团司令的高位。 陈赓选择的道路充满艰难。1926年，陈赓被共产党派往苏联学习特种工作经验，这意味着随后他将进入特殊时期的特殊境遇。所谓“特殊”，就是1927年国共两党分裂，共产党进入地下状态，可想而知，叛徒对于秘密状态的共产党是严重的威胁。顺应时世的突变，随即中央特科成立，特科的主要任务就是深入敌军警宪特机关，探取机密，向组织报警，镇压叛徒，保卫中央机关。因为处境险恶，能够进入特科的成员都是身怀绝技、胆识超群的党员。中央特科的负责人顾顺章是与陈赓一同到苏联学习的同事，顾顺章后来的叛变虽然是他的耻辱，但叶大鹰提醒我们注意的是在那种险象丛生的景况中，人的灵魂所经受的磨砺。历史中顾顺章被捕与陈赓被捕不在同时，但叶大鹰在电视剧中设计出两人在同一牢房里的对话，无非也是为了对比陈赓在黄埔军校公开共产党身份时的那种坚定和道路选择后的坚毅。顾顺章是陈赓的上级，两人既是战友，又是同学，又是上下级，互相了解就如台词所说“像了解自己的手指”，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就要对比两个灵魂的对话。关于顾顺章的叛变有很多传说，叶大鹰在为《陈赓大将》收集资料时遇到一个传闻，说顾顺章招供之前在厕所里有一次惊天动地的号啕大哭，哭过之后走出厕所，全部招供。从他的哭声中透露的也许是意志在做最后的抵抗。顾顺章也做了第二次道路选择，不过是在一种没有尊严的处境中对第一次选择的背叛。 历史并不留给人太多的机会，战争逻辑比起这种机会显得更为简单，无非是胜与败、生与死，在这种简单逻辑中，道路的选择才显得艰难。而光荣与耻辱、得与失以及所有的情感与义气、品格与意志都在那简单的逻辑中被诠释，形成了不同质地的传奇。 陈赓的传奇色彩丰富，还在于他与对战双方都有非同一般过命的渊源。1955年，蒋介石在接受一个美国记者的采访时，曾提到黄埔军校时期著名的“黄埔三杰”;多年后周恩来对记者也谈到了同样的话题。他们都提起“三杰”中陈赓曾经救过他们的性命。1933年陈赓被捕大难不死，蒋介石没有杀害他，显然不能简单地归为那一次救命之恩，来自各方的政治压力阻挡了蒋介石才更符合战争逻辑，但那救命之恩才显得陈赓的命运有回旋的余地，蒋介石许诺：“只要你愿意，我可以随便让你指挥任何一个师。”但他依然不做第二次道路选择，把自己置于生与死的边界。 由于陈赓的位置，他的传奇必定联系着一段历史。理想可敬，历史无情，他的戎马一生中竟有大约10年时间是在与自己的同窗旧友做生死决战，当那段历史远去时候，当事双方也许终能一笑泯恩仇，但风云际会的历史现场上，那又是一种与庄重的道路选择相互考量的内心伦常秩序。并非每个人都要经历这样的考量、都走到过生死边界，陈赓与历史中交战双方的命运纠缠以及他在战争中几次大难不死，是他的传奇中不可缺少的意志与能量的光彩。从这种不可毁灭光彩中我们似乎能看到某种坚硬的东西，它比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更牢固、更持久。 1961年，陈赓58岁时去世，他的传奇终止得又是那么早，这与他的传奇一生又形成某种对比。 陈赓、王根英在上海 与亲人一次又一次生离、乃至死别，似乎是那个时代每一位革命者都必须面对的命运。对于王根英这位曾经的革命战友加革命伴侣，陈赓一直用自己的方式默默铭记着。 革命夫妻 1933年12月，二姐王根英在家里被特务带走的情形，王璇梅一直都深深记在脑海里:“那一天，四五个穿长衫的特务找上门来，说要把王根英带走询问情况。家人知道不妙，哥哥赶紧把特务头子引到里屋，拿出家里仅有的几十块钱想疏通，但磨了一个多小时也没什么效果，姐姐终于眼睁睁地被带走。”当时11岁的王璇梅现在回忆说，当时陈知非刚4岁，这是他与母亲王根英的最后一面。 在陈知非的童年记忆里，对“父亲”与“母亲”的印象几乎是一片空白，他也是直到查了湖南老家的家谱，才确认自己是1929年出生。有关母亲的形象，他都是在后来一点点建立起来的。 出生于1906年的王根英是家里9个兄弟姐妹中的老二，8岁时王根英便跟着姐姐，到纱厂做工。“记得早上四五点钟左右，天还没亮，妈妈就起来给几个姐姐做早饭，然后上工，晚上18点才下工回家。”王璇梅是家里的老小，比王根英小16岁，对姐姐的回忆也并不清晰。 1923年，17岁的王根英转到怡和纱厂做工。此时，恰值中共利用教会名义，以纱厂工人为对象，开办了工人夜校。好强的王根英是这所夜校的第一批学生。家里的贫苦状况以及在工厂里受到的不平等待遇，使王根英对共产党有了天然的亲近感，她也很快成为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中国共产党为了配合北伐而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二姐不仅三次武装起义都参加了，而且在第三次武装起义之前，受周恩来委托，把一些枪支拿到家里藏起来。” 王根英是在夜校时认识的陈赓。陈赓追求王根英的方式，也成了后来许多文艺作品重点描绘的一个细节:陈赓对年轻、充满革命热情的王根英产生爱慕之情，就写了一张字条请人递过去。没料到条子传到王根英手里，被泼辣的她认为是扰乱会议，顺手贴在了会场上，立即成为各代表休息时的笑谈。陈赓一看爱情表白被公布于众，索性又写去第二张，结果又被贴出来，连写三张都是同一个下场。周恩来得知后批评陈赓求爱不讲究策略，还是他与邓颖超出面找王根英谈话，最终撮合成了这一对。 “起初姐姐觉得能说会道又爱开玩笑的陈赓有点滑头，不太同意。”现已84岁的王璇梅笑着回忆。被王根英接受后，陈赓经常跑到王家，跟王根英的父亲聊天，“父亲觉得陈赓口才好，人又机灵，很喜欢他”。王根英八九岁时，家里按当地风俗，给她定了门娃娃亲。与陈赓结识后，她请求父亲为她退掉这门婚事。王父于是请地方有名望的人士去男方家说情，最后请了一桌酒席，男方只好同意退婚。“那时候一般女孩子订了婚之后再退掉是不太容易的，所以二姐一直也感谢父亲。” 1927年，陈赓与王根英结婚。在王璇梅记忆里，陈赓每天都是忙忙碌碌的，“好像从来不记得他在家里休息过”，像当时的“白领”一样，每天或着蓝、灰长衫，或着绸缎上衣，别人问起来，姐姐回答:“我家先生在洋行里工作。” 陈赓与王根英最后一个住处是上海保定路一个很大的弄堂里，住的是后楼一间小屋，紧挨着凉台。像上海普通人家一样，王根英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倒马桶，然后洗刷干净放在凉台上晒干。但陈赓总是不等马桶晾干，抢着第一个用马桶。每逢此时，王璇梅总是偷偷向姐姐告状:“姐，马桶还没干，阿哥又抢先用啦！”陈赓就得意地哈哈大笑:“小妹，拿报纸来。” 还有一次，王根英在气炉上煎河虾，不小心把虾煎糊了，不舍得倒掉，想把糊的部分拿去洗洗后接着吃。但陈赓一把抢过来，往虾碗里吐了几口，一边吐一边顽皮地看着姐俩笑:“这下不能吃了吧！哈哈！” 可惜在那个动荡年代里，这样的生活，对这一对年轻的革命夫妻来说显得太过短暂。 上海岁月 1929年，王根英生下了陈知非，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王璇梅都住在姐姐家，一方面是帮助照看小知非，另一方面，她后来悟道，这也是陈赓出于地下工作的需要，装成一个完整的上海小家庭模式，不会惹人怀疑。 其实从1928年4月，腿伤未愈的陈赓就到特科负责领导情报工作。对那段时光，王璇梅印象很深的是搬家，“一个地方住几个月、半年，稍有情况就立即搬家”，每次搬家前，陈赓与王根英都先把她和小知非送到娘家，待安顿好后再把他俩接到新家里去。 陈赓与王根英的第一个家在辣斐德路一间楼下的厢房里，有一天9岁的王璇梅带着只有2岁多的小知非到街上玩，迎面看见英租界的印度巡捕——上海人称其为“红头阿三”。小知非突然用手指着“红头阿三”说:“你红头阿三的枪，没我爸爸的好。”“你爸爸身上用枪？”“红头阿三”马上警觉地用上海话问，小知非点点头。 于是印度巡捕就一路跟着两个孩子到了家里。正在家里的王根英听到巡捕问枪的事，愣了一下，急中生智:“有，有枪，是他爸爸在永安公司给他买的玩具枪。”说着便到放知非玩具的木头柜里，取出一把木制长枪。“红头阿三”找不出什么破绽，只好离开。 王璇梅回忆此事说:“陈赓有一把手枪，每天放在枕头底下。我后来猜测知非肯定见过，说不定还玩过，所以一直觉得爸爸的枪好。”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有一次陈赓与王璇梅说起此事，“你们闯了祸，自己一点也不知道，满不在乎的，可把你姐姐吓坏了”。没过多久，陈赓又一次搬了家。 还有一次，王根英带着妹妹与儿子，坐一辆黄包车经过外滩南京东路路口时，突然被一男一女两个巡捕叫住，女巡捕很仔细地搜查王根英，而王璇梅只顾东张西望地看四边热闹。巡捕搜查未果，抬手放人。新中国成立后，有一次王璇梅与丈夫陈锡联到陈赓家里做客，陈赓还指着她鼻子说:“你这个小傻瓜，什么也不懂，你二姐把手枪缝在你棉袄背里，你一点也不知道。”王璇梅后来才知道，姐姐经常趁自己睡觉时把文件和材料缝在她的棉袄里，因为巡捕一般不会搜查孩子。 “有一天，姐夫说带我们去看变戏法，我和姐姐抱着知非坐一辆黄包车，姐夫单独坐一辆，一起到临街的一个小屋里。屋里有个小戏台，里面有不到20个观众，木头椅子可以移动。变戏法的人拿个空盒子，一会儿变出一把糖来，撒给底下的人，我们小孩子都欢天喜地地吃着糖;一会儿他又拿出另一个空盒子，一下子变出一盒蛋糕，我们又高兴地等着他给大家分蛋糕吃，哪知他一提盒子拿走了……” 过了很多年，王璇梅才想起当时被忽略的一个细节:当她和小知非兴高采烈而又聚精会神地看变戏法时，台下观众席里并没有陈赓，他一直在后台抽空和那个变戏法的人说话。当时只有十几岁的她并不知道，台上那个年轻又“长得不错”变戏法的人，其实是当时陈赓的上级、大名鼎鼎的顾顺章。而顾顺章就是不听劝阻，在一次变戏法时被抓的。据说当年陈赓到顾顺章家中，发现此人吸毒，回来便感慨地说:“只要我不死，准会看到顾顺章叛变！”他向周恩来汇报了这一忧虑。中央正考虑将顾调离特科时，顾顺章叛变了。 生离死别 1933年3月的一天，陈赓很晚没有回家，王根英焦急万分，她预感到，这一次，陈赓可能被捕了。 此前，陈赓曾有几次险些被抓的经历。有一次，他在电影院里，与一个认识自己的密探打了个照面，彼此都知道对方身份，但碍于电影院人多，对方不好下手。结果一散场，陈赓马上从人群中溜走，回家还跟岳母笑着说:“有个‘包打听’想抓我，他哪里抓得住我？” 王家是上海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平民家庭，对陈赓究竟从事什么工作，不甚了解。家里人只觉得陈赓不简单，“因为他经常把穿长衫的、穿西装的人带到家里”。 但第三次陈赓还是没逃掉。王根英焦急万分，到处托关系打听，但都没有消息。过度紧张和忧虑一度使王根英的情绪颇不稳定，甚至出现幻觉。“有时她帮妈妈提水时，看着水说:有人头！” 一天，她带着知非跑到曾经的一个联络点——闸北某酒店继续打探，但还是没什么消息。万分紧张的王根英又出现幻觉，感觉有人来抓她，情急下，她先把知非从二楼窗口扔出去，自己又纵身跳下。“多亏那个楼并不太高，外面又是土地，二姐脸上摔得乌青乌青的，知非脑袋摔破了，抱到医院缝了好几针。”77岁的陈知非还记得自己跌跌撞撞地站起来，而脑袋上的疤还清晰可见，这或许是母亲王根英留给他的一个永恒纪念。 王根英被送到家里养了一段时间，情绪渐渐稳定下来后，又开始出去四处打探陈赓消息。秋季的一天，她找到过去曾经的一个工友，未料女工已被收买，第二天就有人上门来抓王根英。 很长一段时间，王根英都生死不明。直到两年后，家人突然收到一封发自南京的信，才知道王根英还活着。原来王根英先是被送进提篮桥监狱，后与帅孟奇、夏之栩、钱瑛等转到南京“江苏第一模范监狱”，经过绝食斗争，狱方才答应她们提出的与外界通信等条件。 时隔70余载，想起姐姐，王璇梅还是忍不住地难过。“监狱允许她们跟外界通信后，我们可以给二姐寄东西。但我家里很穷，没多少钱，最后只买了一块火腿肉和一袋带甜味的云南大头菜给她，就这一次，现在想想，我们家也对不起姐姐，她吃了那么多苦……” “我们家里人平时连南京路都很少去，都没坐过火车，没怎么出过门，所以也从来没有想过去南京看她。”王璇梅另一件难过之事是没有去南京监狱里探望姐姐，从此也永远失去了见姐姐的机会。 王根英在监狱里学会了刺绣，她寄给母亲自己绣的一对菊花枕套，给儿子知非一个绣着老虎的书包，而给妹妹的一对玫瑰花枕头，则一直被王璇梅保存至今。 1937年，王根英作为周恩来亲自点名要求释放的3位“政治犯”之一，重获自由。8月出狱后不久的王根英在云阳八路军部政治部和陈赓团聚。陈赓在1937年8月27的日记里写道:“昨日根英由西安到云阳总政治部，小平同志加菜为我们庆贺，并另辟一室，使我们作竟夜之谈。是晚彼此互诉离情，直达深夜，尚无疲意，其快乐有胜于1927年武汉新婚之夕。根英在狱达4年，艰苦备尝，在敌威迫利诱下，始终坚持共产党员的立场，不为动摇，使我对她更加敬佩。” 短暂相聚后，这对夫妻不得不再次分离。几天后，陈赓被正式任命为129师386旅旅长，率部东渡黄河，而王根英则动身前往延安。 1939年3月8日，日军扫荡河北南部，王根英是129师供给部的指导员。当她冲到村外，才发现装有文件和公款的包没有带出来，不顾大家劝阻，她执意又返身回到村子里，等从驻地取出包返回时，不幸在村口与日军相遇，死在敌人的刺刀下。 得到王根英牺牲的消息时，陈赓正率领386旅行穿过平汉线西进。据说陈赓当时便发下誓愿:3年内不结婚，而他果然也信守诺言，直到王根英牺牲的第四个年头才娶了傅涯。 重 逢 直到1946年，陈知非才知道自己的父亲还活着。那年10月，在银行工作的一位地下工作者找到王家，说是受陈赓之托，要把知非送到父亲那里。 自从陈赓与王根英跟家里失去联系后，陈知非就一直在外婆家生活。他断断续续地上了几年学，为了谋生，擦过皮鞋，当过报童，还到工厂里给日本人当过在办公室与车间之间跑腿传话的“boy”。 “我后来才知道，陈赓之前已经找了我们好多次了。”王璇梅说，1937年，自己家的房子全都被日本人炸成废墟，他们在附近又搭了一间简单的房子。陈赓此前曾两次派人寻找无果。得知陈赓又有音讯了，王璇梅也要跟着外甥知非一起去见姐夫。 坐着新四军一条大木沙船在东海上行了五六天后，两个人在苏北一个小镇上了岸。“一到了解放区，立即有人给我们换上了军装，走在大街上，也有人喊我们同志。”这新景象登时让陈知非感觉很兴奋。 大约走到山东时，王璇梅终于得知姐姐的消息:王根英早就牺牲了，她顿时哭起来。一路牛车、马车地颠簸了3个月，王璇梅与陈知非终于到达山西阳城。迎接他们的先是傅涯，此前，陈知非与王璇梅还私下嘀咕:如果她对我们不好，我们马上离开。但一见面，傅涯就忙着给他俩炖鸡吃，还帮知非抓衣服上的跳蚤，“见了面之后就再也没有那个想法了”，陈知非微笑着回忆。当时，陈赓还正在前线打仗，傅涯马上写信把见面情况托人告诉了陈赓。 1946年12月，刚刚打完一场胜仗的陈赓带部队下来，在山西沁源休整。傅涯接信后，马上带着王璇梅与知非及刚刚1岁多的知建，走了100多里路到沁源县郭道村。 与父亲相见的场景，陈知非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到了郭道已是傍晚，父亲和一大堆人已经到门口接我们了。在上海时，我很羡慕日本武士山田一彦的武士道精神，怕父亲瞧不起我，所以也学着山田的样子，两腿叉开站着，故作很神气的样子。”与父亲分隔这么多年，已经17岁的知非多少有些不自然。陈赓好像看出了知非的小心思，他夸奖知非“有点神气”，然后忍不住感慨道:“看你长得多像根英啊，头发也一样，你妈妈要在该有多高兴……” “刚开始我都有点认不出来姐夫，他苍老了许多，打仗太辛苦了！”仔细想起来，王璇梅才发现与陈赓已是13年未见，印象中那个年轻、爱开玩笑的陈赓变成了一个略显沧桑的中年人。 离休之后，热爱画画的陈知非平时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把那些难忘的场面画下来。这样的画，他已经画了很多幅。其中，与父亲相见的这一幅上，重逢的一家人在画面中心，周围全是高兴地看着一家人团聚的战士们，站满了街道两旁。“当时确实就是这样的，大家都替我们高兴。”起初陈知非并不好意思张口喊傅涯，细心的陈赓敏感地觉察到了这一点，他对知非说:“你还是要喊她‘妈妈’，以后我们是一家人……” 当天晚上，陈赓与知非睡在一个炕上。傅涯带着知建，与王璇梅睡在另一间屋子里。躺下后，陈赓把知非从头到脚摸了一遍又一遍，“比电视剧里演的还亲！”“那是我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感受父爱。”忆及往事，陈知非神情一下子有些伤感。 知非以前听外婆说父亲做了大官，彭德怀给他两汽车的钞票他都不要，所以一见父亲的面，知非就迫不及待地向父亲问起这个问题。原来南昌起义时，陈赓负责保卫起义总指挥部，并曾接管过江西银行，的确把没收的大批钞票用汽车运到总部。陈赓听了哈哈大笑说:“那是一句玩笑话，老太太当真了！” 第二天起床穿衣时，陈赓看见知非的腰带只是一条布绳子，问道:“你在上海，为什么不买条玻璃皮带？”所谓“玻璃皮带”，就是当时用透明塑料制成的皮带，抗战胜利后由美国大兵传入中国，与“玻璃皮鞋”、“原子笔”成为上海滩的时髦物。“我当时听了特别奇怪，父亲在偏僻的穷山沟里怎么还会知道大上海的事情？” 那时刚从上海来到解放区的知非，多少还有些旧上海的习气。他既觉得解放区的戏没有上海麒麟童的戏好看，也不愿意告诉父亲自己买不起“玻璃皮带”，只推说自己不习惯。“因为上海人最怕别人说他穷，穷了就会被人瞧不起。”陈知非笑着说，当年日本统治时期，大舅舅家三餐都喝粥，但见人硬说吃的是干饭，“喝粥时关着门，吃干饭时开着门”。 在陈赓建议下，知非最终到北方大学工程学院就读，而王璇梅则进入北方大学医学院，陈赓一直都关心着这个小妹。他给在医学院上学的王璇梅写信:上学期间不要谈恋爱，“姐夫一说，我就听他的”。 1949年毕业后的王璇梅参加了南下工作团，从长沙经过南京时，她请假回上海看望阔别3年的母亲。临走前一天，王妈妈忙着为璇梅准备路上带的点心时，没想到门口出现了不速之客——陈赓。“我就知道你早晚会来的！”惊喜交加的王妈妈连连喊着陈赓的名字，一边泪水涟涟。这也是王妈妈自陈赓1933年离开上海后第一次见到陈赓，中间整整隔了16年。
刚刚渡过长江的陈赓住在国际饭店，他特地把王根英的母亲接到国际饭店，请她吃了一顿饭，以前一直觉得只有外国人和上等人才迈得进国际饭店的王妈妈，连说根本没想到。 那时，同样来自“二野”、有“两陈”之称的另一员战将陈锡联也渡过长江住进了国际饭店。陈锡联的夫人1948年春天刚病故，留下一个3岁的儿子，陈赓于是想把王璇梅介绍给陈锡联。过了一段时间，陈赓见两人没什么动静，一边催王璇梅，一边又跑去找陈锡联:“人家女孩子家，你不主动怎么行？”逼着让陈锡联主动来找王璇梅。在陈赓热心撮合下，陈锡联与王璇梅进展得很顺利，认识不久便结了婚。 以后的岁月里，王璇梅一直喊傅涯“姐”，陈赓还是“姐夫”。陈赓去世前在上海住在丁香花园，把王根英的母亲又接到他住的丁香花园。王璇梅说，没见过多少世面的母亲很是高兴，她还在丁香花园里照了一张相。“姐夫真是个难得的大好人，重情义，他一辈子也没忘记我们……”说起陈赓，王璇梅感慨连连。 1960年，陈知非的女儿出生，陈赓高兴地逢人便说:我已当了爷爷了，他给小孙女起名“怀申”，大家都明白，怀念上海，其实就是怀念王根英。一年后，陈赓猝然去世。 “如果有一天我死了，你会为我掉眼泪吗？”与弟弟、妹妹一起赶到上海的陈知非，一下子想起15年前与父亲相见的第一个晚上，父亲半开玩笑问他的话…… 陈赓在中央特科的秘密生涯 一个斜仰角镜头推上去:手枪指向角落里的叛徒，陈赓身穿黑西装，拉低帽檐，侧面表情冷酷。电视剧里的场景并不完全出于虚构。1929年11月11日晚上23点，陈赓亲自指挥中央特科红队击毙出卖彭湃的叛徒白鑫，“子弹由前额洞穿后脑，脑浆迸裂而亡”。尽管没有资料显示陈赓是否亲手杀死了白鑫，但这场被上海各大报纸写成“霞飞路暗杀案”的行动，显然是陈赓情报生涯中最震动人心的一幕。历史比戏剧还要精彩。1928年到1931年，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各租界巡捕房、甚至青帮小头目都熟悉的名字“王庸”，从来没有出现在陈赓自己的文字中，更没有留下任何照片。作为中央特科情报科长，陈赓和他的同志们保守了秘密。 中央特科没有留下大量详实材料的原因也许正在于此:能掌握全局的周恩来、陈赓、潘汉年、康生没有公开任何信息，而普通情报人员当时根本不知道“中央特科”这个名字——他们直属于某位领导，执行某一项任务，对其他情况一无所知。老记者穆欣作为这段历史的最初研究者，早年曾多次采访过陈赓和一些特科工作者，他提供的材料由此成为了解这段历史的基础。 早期特科 1926年9月，陈赓秘密离开黄埔军校，到上海中共中央报到。陈独秀派遣他和顾顺章一起前往苏联“契卡”受训。半年里，他们先在伯力学习侦探、审讯;又到海参崴学习暴动、劫狱及爆破、射击、秘密通讯等专门技术。1927年秋，周恩来向党中央提议成立中央特务科，直接归党中央领导，并借鉴苏联经验，规定“三项任务——打进敌人内部获取情报，筹款，制裁叛徒;一条原则——侦查手段绝不许在党内进行”。 初创的中央特科并没有陈赓领导的情报科（二科），它只有两部分:红队，专门负责镇压叛徒;总务科，为党中央办理杂务，比如采买、布置会场、安置同志。由顾顺章领导的“打狗队”当时在上海已经有了名气，国民党特务、警宪和租界的包探、巡捕都以为，红队只有4条枪，威力却很大。它的前身是五卅时期的“上海工人纠察队”。美国记者罗伯特·帕克曾写道:“红队由一批熟练的枪手组成，为上海全党的高级干部提供警卫，并负责各类会议的安全;紧盯反共的国民党特务;但最主要目标是实施惩罚，处置那些叛变投敌的共产党员——这为它争得了‘打狗队’的名称。”红队具体工作安排，顾顺章在叛变后，为国民党写的《特务工作制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曾有所描述:“如果C.P.（共产党）今天要在某处开重要会议，就要通知红队到开会的地方看看有没有不保险的地方。他们的保护是利用电气及武器等，万一发生危险，他们立刻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抵抗敌人，一部分保护各要人出去，这是在房内。房外保护，有自行车队员的巡查，还有许多做小生意的，皆负有保护使命。如果有人来破坏而发生危险，就用规定的特别记号按门铃，通知戒备。如他们有时为保护党的安全而杀一个人，方法很多，或在路上，或在敌人家里，因事制宜，没有一定。内部同志自首者，他们便要设法活捉回来审讯，看看有其他阴谋和其他小组织否，然后再杀。……此外，如果C.P.经费缺乏，就要用非常手段，或其他方法来供给党。但不是自私自利，而是为他们的党。” 在顾顺章领导下，红队的行动能力很强。散发传单之类的活动，几乎可以半公开化。1928年春，25岁的陈赓带着腿伤，奉周恩来之命进入特科，任情报科科长，也是顾顺章的副手。 情报科长陈赓上任 陈赓一进入特科，就开办了为期29天的训练班，隔年又为红队专开训练班，训练项目是:熟悉上海各街道里弄的名称、路线和居民住宅情况，熟悉警察、宪兵、特务机关和流氓帮会的情况;学习化装术，以便能切实有效地隐蔽自己和对敌人进行侦察、监视;学习猜破敌人密码，用隐显墨水写密函，被捕后打开自己的镣铐，在汽油里掺糖以破坏汽车等等。除了这些，还有枪法训练，心思缜密的陈赓安排租船到长江口，入海学习枪法。中央特科的几位领导人周恩来、顾顺章等都是化装高手。陈赓会说几种方言，能根据身份变换形象，有时西装革履，像租界的洋行买办;有时长袍马褂，礼帽缎鞋，扮作巨商。陈赓穿什么像什么。国民党将领张克侠第一次见到陈赓，说他“一身青缎子裤褂，裤腿用黑缎带扎紧，样子很像上海的小开。我问他腿伤如何，他一会儿纵情跳跃，一会儿又下蹲屈腿，……我们十分知己”。“王庸先生”个性风趣亲和，交游广阔，与国民党特务机关、警察局、党部，巡捕房的探目、包打听，乃至上海各帮会地痞均有往来。有位同志在公车上丢了文件，不到两天就被流氓寻回。秘密工作的关系网逐渐建立起来。 到底情报科有多少耳目，多少工作人员？谁也说不清楚。在顾顺章为国民党画出的示意图上，中间的圆圈写着“侦探科长陈赓”，向周围辐射的许多小圆圈，分别写着“某通讯社记者”、“上海警备部某女侦探”、“上海军械局”、“青帮流氓杨安清”、“日本翻译”、“高丽人”等许多联络人，这些人又再辐射更多联系人。除了上海和南京，还有香港、满洲的中共情报团，有些具体姓名连顾顺章也不知道。但是他向国民党供出:“第二科对于全国政治、经济以及国际方面得来的消息非常敏捷而有价值。尤其是如要破坏他们的机关，他们事先已经知道，因为每天编有一种叫《敏捷飞》的情报出来，所以消息灵通。同时又设法破坏敌方，有时制造种种相反消息，以挑拨对方内部，使其互相猜忌，力量分散。”所有特科侦探都是单线联系，只认识自己的直接领导者。陈赓手下的几个得力的情报工作者，分别联系不同的线人。也是在陈赓主持工作以后，中共发展了几个重要的情报关系。 间 谍 陈赓手里的王牌是杨登瀛。1928年1月，国民党中央党部成立调查科（“中统”前身），要在上海筹建调查机构，以反共为首要目的，杨登瀛得到蒋介石手谕，成为“中央驻沪特派员”，独立于军警和侦察机关，直属于陈立夫。他同时又是陈赓手下陈养山的旧相识，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与张道藩有私交。陈养山发现，杨登瀛对共产党很有好感，又不愿意放弃做官的机会，将情况报告给了陈赓。周恩来和陈赓决定借陈养山拉拢杨登瀛。表明身份后，陈赓切断陈养山和杨的关系，自己单线和杨登瀛联系。杨登瀛要求汽车、保镖和活动经费，陈赓请示周恩来，尽力满足他，并要求他和上海党部、市政府、淞沪警备司令部建立关系。上海各种警察机构之间的矛盾复杂，杨却能得到各方信任，他独立的身份又有权参加陪审。在政治上，杨登瀛并不可靠，据当时给他做保镖的党员回忆，杨官架子很大，做事情总是两手准备，心思深，然而秘密工作却需要这样的人。1929年10月，陈赓为杨登瀛在北四川路大德里对面过街楼上成立了一个办事处，挂牌“国民党中央调查科驻沪办事处”。陈赓派女党员安娥去做秘书，杨登瀛一带回情报，安娥就及时抄送陈赓。这里也是杨登瀛和国共两路人马会合的地方，侦探和奸细都会来这里和杨接头，中央特科常会送来一些秘密性不大的文件，配合杨登瀛的工作。随着杨登瀛的地位升高，又得到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重用，陈赓一方面加强对杨登瀛及家人的思想工作，一方面将杨的任务转向协助处理共产党内部的奸细。1928年底到1930年初，向国民党“投诚”的叛徒被杨登瀛“拦截”，再交由红队处理的，记录在案的就有戴冰石、陈尉年、黄第洪等人。陈赓主持特科情报工作的时间里，杨登瀛是陈赓最重要的联络人之一。 除去和国民党的执法机关打交道，共产党的工作需要更高层的政治情报信息。上层的内线更隐蔽，情报工作维系全党安危。1975年，周恩来逝世前几个月，才要秘书到《辞海》编辑部，说明袁世凯的谋士“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李大钊被捕后，他变卖居所，换得4500元营救，后来成为杜月笙的挂名“秘书”，多次用雪茄烟盒给中央特科送情报，晚年入党。周恩来要求:如果《辞海》编入杨度，应加入党员一条。上海律师界和新闻界也遍布中共眼线。周恩来和陈赓掌握了多个秘密上层联系人。斯诺的《西行漫记》里，第一次提到了“红色牧师”董健吾的故事。他主持的圣彼得教堂，是陈赓常常活动的地点。董健吾当过冯玉祥家人的英文教师，又对青帮了如指掌。1929年下半年参加特科工作，代号是“周二胖子”。他每星期去宋子文家里，陪宋氏的母亲倪桂珍做祷告。陈赓把这个关系交给了情报科副科长刘鼎，刘鼎后来回忆说:“当时有好几个牧师，陈赓自己联系几个，把董交给了我，那段时间主要让他以牧师面目，和宋子文的母亲接近，了解蒋、宋情况。”董健吾的“大同幼稚园”也是培育共产党子女和烈士遗孤的秘密场所，毛泽东的两个孩子——毛岸英、毛岸青都曾得到他的抚养。 营救与复仇 中央特科并不担负营救所有党员的任务。一般同志被捕由郭沫若、沈雁冰领导的“中国济难总会”营救，只有中央负责同志由特科负责。一般做法是买通国民党警宪机关，掩护被捕同志的身份，也会聘请律师。中央军委书记彭湃的被捕，却没有具备任何营救的因素。叛徒白鑫曾在彭湃领导的海陆丰政权工作，后调入上海中央军委，做彭湃的秘书，他家常被作为军委会场。1929年8月24日下午16点，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负责人范争波派遣警察驾红皮钢甲车来到白鑫家，一个一个按照姓名和照片拘捕了正在开会的5名中共党员，但对白鑫夫妇置之不问。周恩来因故未能出席会议。陈赓得知消息，立刻让杨登瀛调查，当天晚上查明白鑫早在一个月前就和范争波取得了联系，准备将中共军委一网打尽。8月25日，周恩来部署特科人员住在侦缉队附近，8月26日，陈赓指示杨登瀛参加对彭湃的审讯，并暗示彭湃，特科将全力营救他们。 彭湃等被捕后受到严刑折磨，将自己奋斗的历史一再向人宣传，对党的秘密却无半点透露。周恩来接到密报，下令中央特科所有会打枪的人全部出动。8月28日凌晨，陈赓得到消息，彭湃等将被押往龙华警备司令部，特科迅速买来各种器具，枪支则由“三民照相馆”的老板范梦菊运送。当范梦菊骑着脚踏车，将装有驳壳枪的小皮箱运到同孚路集合处，却发现所有枪支上都涂着一层保养用的黄油。特科人员用了约有一小时将黄油清洗干净，20人的救援小队这才来到囚车的必经之路枫林桥，在卡车上放了一个三脚架，摆上摄影器材，分别扮作导演等剧组人员。陈赓当时其实没有去现场，而是在附近的法国公园里接应，等了半天没有听到枪声，才知道耽误了时间，囚车早已经过去了。8月30日，彭湃等4位同志英勇就义。 白鑫被国民党迅速保护起来，陈赓要杨登瀛严密监视白鑫，得知白鑫身患疟疾。陈赓通知柯达文做好准备，果然，白鑫带着保镖找到了“达生诊所”，请多年的老相识柯达文为他看病。白鑫并不知道，他的广东老乡柯达文，早年就加入了共产党，是陈赓手下的特科人员，更不知道，“达生诊所”是党中央的会议场所，传染病房是高层领导的会议室。尽管白鑫更加警惕，更换了住所，直接住进了范争波在霞飞路和合坊的范公馆，并让范争波帮其筹备去意大利躲避，但并没有怀疑柯达文。陈赓将紧靠范公馆后面的房屋租下，派监视哨居高临下俯瞰。大约一个月时间，和合坊新开的门面房，范家女佣的洗衣妇朋友，弄堂口修自行车的小贩全部换成了中央特科的耳目。白鑫动身的时间，乘坐轮船号，甚至范争波送去码头的细节全部被周恩来、陈赓掌握。11月11日，杨登瀛陪同张道藩前往范公馆，确定了白鑫晚上23点离开上海的计划。下午，陈赓亲自带领十来名红队队员陆续埋伏在弄堂里。到晚上22点多，范争波的汽车带了另一辆车来接白鑫，停在弄堂口，佣人们开始往车上搬行李。23点左右，白鑫走出范公馆，他身穿藏青色西裤，上身穿灰哔叽绒衫，旁边还有范争波兄弟和保镖共7人，走向汽车。离汽车还有几米远，特科人员突然从黑暗中冲出来，大喝:“不许动！”白鑫被掩护着向北逃走，保镖们和特科队员展开枪战，一名保镖被打死，白鑫一边逃跑，一边掏出手枪准备还击，但还没开枪，就被特科人员逼到了角落里，子弹射穿头部，当场毙命。据赶到现场的《时报》记者报道，白鑫的尸体“侧身蜷卧，背靠于门，食指犹伸入扳机上，做射人势”。特科人员迅速撤离，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后经巡捕房勘查，共射出90多发子弹，打死5人，打伤3人，而特科无一伤亡。 可能改变历史的叛变 特科领导人顾顺章的叛变，曾经被亲手抓捕他的国民党特务蔡孟坚说成是“可能改写中国近代历史的故事”。比陈赓大8岁的顾顺章，出身于上海贫民窟，他在上海工人运动中多次领导罢工和工人武装，缔造了红队的雏形。后来进入中央政治局，和周恩来、向忠发共同领导特科工作。他自己能徒手无声杀人，作战勇敢，红队中有一些人是他的徒弟。罗伯特·帕克写道:“顾顺章渴望在政治上和社会上得到重视，身为杜月笙青帮的一员，顾顺章很快就能接触到上海各警察队的情报。他还经常出入夜总会，吸鸦片，以魔术家化广奇的名字在著名的大世界娱乐中心表演。大世界是一幢高高的、像结婚蛋糕一样的建筑，里面提供各种形式的娱乐，从跳舞、卖淫到射靶、轮盘赌。张国焘曾经说，‘顾顺章的外表和习性有点像花花公子’。”这些因素让周恩来感到不安，1931年4月，周恩来派顾顺章护送张国焘去武汉。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写道:“顾顺章为我服务，十分卖力。”一切都安排得非常妥当，何时转船，何时按照暗号乘坐黄包车，顾顺章对张说因为他曾用化广奇的名字多次在武汉游乐场表演，所以朋友很多。4月8日张国焘得到安全交接，顾顺章却不顾周恩来反对，留在了汉口，在德明饭店公开表演魔术，还到处张贴“化广奇”的海报。4月24日，一个叛徒认出了顾顺章，国民党武汉侦缉处的蔡孟坚逮捕并审讯了顾。蔡曾经写回忆文章说:“顾一进门就说:‘我不是普通共产党员，是共产党中央常委，和周恩来平起平坐;共产党党务，我掌管大部分，任何秘密机关由我安排。这次我护送张国焘任豫鄂皖边区的主席，你找到我，对国共两党都有好处，我不能多谈，留下重要的问题，请你安排我与蒋委员长商谈。”蔡孟坚于是决定“大方些”，尽快送他去南京面见蒋介石。 4月25日，顾顺章供出了中共在武汉的各大办事处和联络点，造成十余人被捕。顾顺章要求，在他人到南京之前，绝不要向南京拍发电报，以免走漏风声。但是武汉方面已经向南京的中央调查科科长徐恩曾打了电报。 出底牌终结特科 就在这天晚上，南京中山东路5号，徐恩曾的办公室接连收到6封来自武汉的特急绝密电报，每封都写着“徐恩曾亲译”。当晚是星期六，办公室只有机要秘书钱壮飞一人。他手里掌握了徐的密码本，迅速译出所有电报后大吃一惊。第一封电报说黎明（顾顺章）被捕，并已自首，迅速押解至南京，则3天之内中共中央将全部肃清。第二封说将用兵舰运送，第三封则改由飞机送，因为黎明认为兵舰太慢，而且绝不能让徐左右的人知道这个消息…… 钱壮飞记下电文，又封好电报。他做的第一件事是翻出“京沪路行车时刻表”，让自己的女婿刘杞夫连夜坐特快到上海，将此事转告李克农，再报陈赓。 将近30年后，徐恩曾在其回忆录里讲到钱壮飞的时候，还惊骇不已地说:“我得悉捕获顾顺章的消息时，极为兴奋，命令立即将其递解南京总部。……顾顺章的自新立即使我得到一些令人震惊的情报。顾说，我的手下有一个最能干的工作人员保管着我们的绝密文件，此人实际上是一个共产党的间谍。他是我的秘书，我在1928年建立第一个商业的无线电台时，便雇用了他，并在我手下工作近3年时间。我过去一直认为他是一个工作勤奋、忠诚、有能力的年轻人。他从不多说话，也从不打听他工作范围以外的事情，熟练地执行我的命令。我确实怀疑，这样一个模范职员会是共产党的特务。报告捕获顾顺章的密电是由他译出的，又是他把译出的报文交给了我。我希望顾是在撒谎，但是我派去寻找他的人回来报告说，我的职员已经在前一天早晨偷偷地溜走了，我才相信顾顺章所说的话是真实的。” 4月26日凌晨，李克农在上海接到情报，立刻告诉陈赓，陈赓上报周恩来。一天之内，一切顾顺章可能侦查的人员全部转移，废止一切顾顺章知道的秘密工作方法，上海中央特科人员全部调换。4月27日，顾顺章到达南京，先去徐恩曾中山东路的办公室，一见到门牌，顾顺章就说，“徐恩曾的秘书钱壮飞是中共安插的核心间谍……”随即供出周恩来、瞿秋白、向忠发等所有领导人的地址和办公网络。尽管一网打尽共产党的计划未能得逞，和盘托出的顾顺章还是让中共受到了损失。当时被杀的领导人包括恽代英、向忠发、邓演达、蔡和森等。周恩来前往广州，上海党中央基本撤离，陈赓隐藏在天津。中央特科由陈云、潘汉年和康生接管，以后几年的工作以处理顾顺章叛变的遗留问题为主。继续留在特科的陈养山曾经著文说:“负责干部大都撤离，党的组织均遭破坏，到1935年，上海的保卫组织已不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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