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临危赴难

    最先赶到长沙，组织和从事善后救济工作的是周恩来和他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人员。

    周恩来和叶剑英自11月13日凌晨长沙火中脱险以后，到了湘潭。在湘潭下摄司，他将三厅人员稍作安排后，又于当日下午同叶剑英一道返回长沙。两人站在城南一高地举望，长沙正是浓烟滚滚、一片火海，火势还在随风蔓延，无法抢救，只好暂时撤离。面对这般惨景，周恩来给自己临危受命，要力挽狂澜，收拾这个严重的局面，组织救灾，同时要说服受灾人民转变情绪，把仇恨记在日本帝国主义身上，鼓舞人民重建家园，稳定后方，支援前线。于是，他又于11月16日赶回长沙。

    到长沙后，周恩来立即会同陈诚、张治中、席楚霖等登上天心阁古城墙，又深人城内废墟，视察灾区，了解灾情，慰问灾民。随后，又由席楚霖陪同，在中山东路何键公馆接见了灾民代表袁海鳌、戴金华等12人。周恩来除谆谆慰勉，详细询问受灾情况外，当即指示要组织生产自救，并要求政府设收容所，将灾后无家可归的人暂时收容下来，免得流落街头。当时长沙市内还有一批从前线下来的伤病员，周恩来也要求政府采取积极措施，进行治疗。

    鉴于救灾善后事务繁巨，而人手不够，周恩来又于当天发出电报，调政治部第三厅所属各部人员，包括分配在西南各地的四个演剧队和抗宣一队等赶赴长沙，参加救灾。17日深夜，田汉、洪深率三厅人员计130多人赶到长沙。

    汽车驶入长沙市区后，只见到处是断壁残垣，满街瓦砾，有的地方还在冒烟，有时还可闻到谷物和尸体烧焦的臭气。目睹此情，三厅人员个个心情沉重，更感责任重大，决心为救济灾民、帮助灾区人民重建家园而努力工作。带队前来的三厅六处处长田汉，这时已是一位著名的戏剧家和诗人，当即挥笔，写下了《重返劫后长沙》诗一首。诗云：

    长驱尘雾过湘潭，乡国重归忍细谈。市烬无灯添夜黑，野烧飞焰破天蓝。

    衔枚荷重人千百，整瓦完垣户二三。犹有不磨雄杰气，再从焦土建湖南。

  三厅人员进入危城以后，住进省财政厅办公楼。其时，省财政厅房屋完整无损，但已人去楼空。队员们进入室内，居然发现财政厅大印竟未被主管人员带走。一些年轻的队员还开玩笑说要盖上大印去附近的县提取猪肉，大吃一顿。后来还是郭沫若把这方大印收回，交还给了财政厅长尹任先。

    第二天，周恩来给全体三厅救灾人员作了动员报告。当时担任三厅抗敌演剧八队队长的刘斐章，还十分清楚地记得：

    我们听报告的会场不算大，没有粜椅，大家就席地而坐。一见恩来同志走来，都不约而同地站起来欢迎。恩来同志边走边和大家打招呼，要大家都坐下来。

    周恩来同志穿一身粗旧的浅灰色中山装。他一开头就严肃批评了国民党的“焦土抗战”方针，既不发动群众，也不向人民宣传，把抗战看成是少数人的纯军事行动，对人民保密。敌人还在新墙河，就在长沙满城放火，弄得老百姓家破人亡，无家可归，衣食无着，真是祸国殃民……恩来同志还说，根本不应该放的火，他们已放了；根本不应该烧的长沙城，已经烧成一片焦土。怎么办呢?首先我们要忍着悲愤，热情地对待受灾人民，一定要把安置救济受灾群众当作重要的工作做好。他们不要人民，我们要。

    恩来同志指出：必须惩办肇事的罪魁祸首，不惩办不能平民愤。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一定要向受灾人民讲清楚，长沙大火是国民党的错误，是某些当权者的犯罪行为，但这一切又都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疯狂侵略所引起的。没有日本强盗的侵略，也不会有长沙大火。我们要把仇恨记在日本侵略者身上，要鼓舞人民振作起来，重建家园，稳定后方。这样，才能支援抗日的前线，取得抗日的最后胜利，从而才会有真正安居乐业的太平日子。这样做，也是为了促使国民党政府继续抗日。这是个全局的问题。我们要扭转当前的困难局面，做好善后救济工作和宣传工作。

    随后，周恩来详细地布置了救灾的具体工作。11月19日，郭沫若又奉令率第三厅后续人员200多人赶到长沙，参加救灾工作。三厅救灾人员，当时统称为“长沙大火善后突击工作队”，每个人都戴上盖有八路军驻湘办事处印章的袖章。突击队分成宣传、救济和调查三个组。

    救济和调查两组最初的任务是清理现场，把瓦砾、破砖、石块都按原来住家、商店的房基堆放整齐，把街道清出来，以便通行。同时还要清查各家各户是否还有尸体压在残瓦破砖下面，如有，应做出记号，以便掩埋队能迅速运走埋掉。还要清查各处粮食、被服仓库，把未烧光的粮食拿来在各区办施粥站，未被烧毁的军用被服仍留归军用。

    宣传组首先是办墙报，内容有湘北前线的战报，救济办法细则、严惩放火肇事者的消息等。几天以后，队员们发现废墟中有铅字和残缺的印刷机，于是又改出铅印小报，出版了大火以后长沙的第一张小报。开头的几期，周恩来都要亲自看看底稿后再抄出去。改为铅印小报后，宣传组曾组织一批受灾儿童作报童，免费分给他们报纸，卖了钱归他们作生活费用，作为救济。在他们等着取报时，音乐家任光把带来的一架小风琴放在院内，教孩子们唱歌，而最先教唱的就是聂耳作曲的《卖报歌》。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三厅的工作人员意志饱满、情绪高昂，废寝忘餐，没日没夜地工作，表现出极其可贵的革命精神，为善后救济工作的展开作出了很大贡献。

长沙大火的善后救济就这样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