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法会审

    犯人既已到案，审讯立即开始。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审讯分为预审和会审两个阶段。

    预审由第九战区军法分监部组成预审小组进行。当时担任九战区军法分监的张耀宸回忆说，1938年11月，他随军转移到长沙，住在离城南约20里的乡村大托铺。17日晚，他的老同学、蒋介石的侍从参谋焦士坚，带了几个警卫提着马灯来访。焦说，蒋委员长已来长沙，住在容园，是为这次大火事件来的，并决定令军法分监部立即进城，审办大火事件。于是，张耀宸同分监部军法官阎景瑜、王志刚一道随焦连夜进城，赶赴容园。

    到了容园，张耀宸先后见了林蔚和钱大钧两人。林蔚谈了大火案件的始末，并交给了一些案卷，其中多是第九战区政工大队这二三天来所调查的材料。钱大钧则说：“长沙大火案要进行军法审判，在这里找不到军法官，只好调你回来。我虽然挂了审判长名义，但我不懂军法，一切听你安排，我只能配配相。”

    张耀宸随后又由林蔚带领走进大厅，晋见蒋介石。这时，蒋一人独处大厅，正襟危坐。张耀宸汇报了军法总监部和分监部的情况。蒋良久未语，只是简要地说道：“大火案要严峻迅速，依法论罪，限两天内结案。”为大火案的审理定下了基调。

    11月18日上午7时许，张耀宸与阎景瑜、王志刚三人在警备森严中，对大火案被告人进行预审。法庭设在容园一角的亭子里，公案上堆积了市民控诉状和各种放火罪证，如放火队的白旗等。首先被提审的酆悌，这时已脱下了平时威严齐整的军装，身着长袍，面色灰黑。

    酆悌，字力余，湖南湘阴县人，早年就读于长沙长郡中学，后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酆成为蒋介石的得意门生和亲信，为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1935年被派赴驻德国使馆当武官。抗战初回国，在军委会侍从室任第六组组长。张治中主湘后，酆回湖南，先后任第二区专员、第二区保安司令、常德警备司令部司令。1938年10月，调任长沙警备司令部司令。来到长沙，酆悌踌躇满志，一心想干一番大事，组织司令部班底，筹建警备部队，不想还不到一个月就遇上这弥天大祸，竟被押上了审判席。这时的酆悌，心情沮丧，万念俱灰，已只能俯首听命了。

    据二十多年后张耀宸的回忆，当时酆悌供称：

    我非常惭愧，实在没有脸再见湖南的父老兄弟。我生长在湖南湘阴，幼年读书在长沙，我怎能忍心来烧自己的家乡，真是万死也难抵大火损失的亿万分之一啊!我敢大胆地说，我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是蒋委员长培养出来的忠实干部。我能够体会国策，不敢为所欲为，但也不能否认这次大火的起因，是由于我布置检查疏忽失慎发生的，违反了机宜，是一个不可赦免的罪行，我愿受国法最严厉的处分。

    完成了对酆悌的审讯后，大火案的另两名被告文重孚、徐昆又先后传上了法庭。

    文重孚，又名运开，字雨楼，湖南益阳县人，出生于农民家庭。1918年，毕业于益阳桃花县仑信义小学，后考入长沙兑泽中学。1924年秋，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参加了东征陈炯明和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之役。北伐战争时，任中尉连长。1928年，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上尉侍从副官。1931年，奉派赴日本研习宪警，次年学成归国。以后历任察兵第五团上校团长、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税警总团少将分团长等职。1938年2月，应张治中之邀，出任湖南省会警察局局长。

    徐昆，字士壁，号玉岗，湖南新宁县人，出身农家。他小学毕业后即外出当兵，后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参加了东征陈炯明与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之役。北伐战争中，历任排长、连长、营长，负过伤。抗日战争前，在南京中央军校任中校练习营营长。抗战爆发后，任湖南警备旅第二团团长，曾代理旅长。

    与一口承担责任的酆不同，这两位出自农家的军人，根本就不承认自己的罪过，都极力将责任推向酆悌，满口咬定，一切行动都是执行警备司令部的命令。

    整个预审是在非常严肃的气氛中进行，只有当敌机在头上低空掠过时，审讯才间或停顿。审讯时，蒋介石也不时出现在庭院里，望望天空，信步徘徊。预审完成后，法庭根据纵火罪，判处酆悌有期徒刑20年、文重孚有期徒刑10年、徐昆有期徒刑5年，并立即组织军委会高等军法会审。

    高等军法会审由老资格的钱大钧任审判长，军委会交通警备司令蒋锄欧任副审判长，张耀宸任审判官，王志刚和阎景瑜是当然的军法官。会审仍在容园别墅进行。

    酆悌受审时，仍然是预审时的一些原话，始终没有牵涉他人，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也没有什么辩白。文重孚与徐昆既不承认有罪，也未具体供出应负责任的人来，只是强调12时戒严禁止行人，2时起火，显然有坏人从中捣乱，意指徐权应负责任。

    对于这起重大案件的审理，国民党统治集团内的意见是不尽一致的，特别是围绕酆悌的问题，更是显得十分复杂。在法庭之外，张治中力保酆悌，曾先后找了张耀宸、钱大钧等人，想为之减轻处分。而陈诚则认为不杀酆悌不足以平息民愤和鼓起士气，力主杀酆。在法庭之内，上自审判长，下至书记官，无不为酆悌说情帮忙。蒋锄欧为酆的湖南同乡，在会审中即对酆表现出露骨的同情。他再三诱导酆悌供出应负责任的第二者、第三者，甚至明言张治中、徐权应共负其责。其他的会审人员也心领神会，在审讯时，避重就轻，甚至在笔录口供时还有意漏掉一些关键性的词句。但酆悌在法庭上说话很不得要领，一再提醒他、暗示他，他总领会不到。满堂审判大员们看了这种情况，爱莫能助，只是空着急。

    判决稿和全案文卷上报后，钱大钧对张耀宸说：“我看酆悌头脑不清醒，你到拘留室去和他谈谈，不作开庭审讯的形式，看他是否清醒些。”于是，张到拘留室与酆谈了很久，酆还是不得要领。最后张只得摊牌说：“你看这么一件大案子，是否只应该由你一个人负责呢?”这一问，酆才如梦初醒，赶忙答道：“那不应该由我一个人负责。”张紧接着问道：“那么，你的意思还有谁应该负责呢?”酆说：“徐处长应该负责。”但酆悌说得太迟了，因为审判的文卷已经上报了。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充分暴露了国民党官场中徇情枉法、官官相护的腐败风气。

    经过一天的会审，高等军事法庭仍然维持预审原判，分别判处酆悌、文重孚、徐昆有期徒刑20年、10年、5年。可是，当判决书呈送蒋介石后，蒋用红色铅笔一一改批为“着即枪毙”，一律判处死刑。随后蒋又传张耀宸上楼，指示说：“判死刑是应当的，但罪状上不能写‘纵火殃民’，不能有‘纵火’两字出现。”张旋即改为“渎职殃民”。再呈后，蒋介石又说：“文官叫渎职，武官要叫辱职!”说罢，亲笔改“渎”为“辱”。

    一场震惊中外的大火案的审理，至此结束。11月19日，蒋介石即将此次大火肇祸的原因及处理经过，电告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并请转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电报全文如下：

    查我军对于重要城市与军事有关建筑物施行破坏，免资敌用，原为作战上之必要。长沙既临战区，事先准备亦为当然之事。乃地方军警当局于我军放弃岳州时，即听信谣言，惊慌急躁，将准备工作变为行动。同时一部民众，鉴于敌机轰炸平江、岳州等县之残酷，激于民族之愤，以为敌寇将至，不如先行自焚其屋，遂至一处起火，到处波及，不可收拾。灾情之重，损失之巨，中正亲临视察，实深怆痛!而中正到长后，即一面遴员派队，分别收容救济难民，恢复秩序及交通；并一面彻查肇事祸首，交由军法会审。查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误信谣言，惊慌躁切，辱职殃民，罪无可逭；省会警察局长文重孚，未奉命令，放弃职守，均经本会高等军法会审判处死刑，业经发交长株警备司令部依法执行在案。又，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用人失察，防范疏忽，请予革职留任，责成善后，以观后效。保安处长徐权，惊惶失措，摇动人心，业令革职查办。其余有关人员，亦正彻查究办中。所有罹难流亡民众及所受损失，经饬湖南省府会同当地军警机关，迅予设法收容救济，调查具报，并于被灾区域逐部清理，分期复兴，以期少慰人心而挽元气。

    处理完这个案件，蒋介石即于11月20日下午乘汽车返回南岳。临行时，他一再叮嘱钱大钧，把全案卷宗用火漆封好，派要员送重庆军法总监部保管。这份关系重大的案卷，包括会审的庭讯记录，酆悌、文重孚、徐昆的供词，九战区第二政工大队等收集的证据及调查材料，以及蒋介石的亲笔批示等，一直没有公布。1948年，有人曾在南京国防部军法局看到了这一案卷，但时至今日，仍没有任何人予以披露。

（以上内容摘录于《1938：“11·13”长沙大火》，梁小进|陈先枢/著，未经作者授权，严禁复制转载引用！如需使用，请联系作者或名城长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