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由人设，宛如天开”：清代长沙私家园林

　　园林是人类出于对大自然的向往而创造的一种充满自然野趣、供人游憩玩赏的理想环境，是人类征服大自然后缩写的一种审美享受对象。我国自商周以来沿袭3000多年渐次发展恢宏、博大精深的造园艺术，以其独特的空间艺术语言，体现了中华民族崇尚平和谐调，淡泊宁静的精神。

　　我国的古代园林以其属性来划分类型，主要有5个分支：即自然风景区、邑郊园林、寺庙园林、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其中的皇家园林与私家园林是我国造园艺术发展的主流。

　　私家园林始于汉代，它是少数达官显贵、豪绅、大贾为满足其悠哉游哉、信步山水、消遣闲情逸致，甚至但求“卧游”、“神游”的一种园居生活方式。

　　就其实用来划分私家园林，主要有3种：即以住宅等院落所布置的“庭园”；在住宅旁另辟园地而构成的“宅园”；以及别墅园林。其中宅园是封建士大夫所崇尚的一种典型的园居方式。它是一种无需长途跋涉之苦，可收湖山逍遥之功的“城市山林”。在“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指导下，它所创造的既可游又可居的人工山水园，成为封建士大夫在名利角逐间歇或引退时的一个理想的休养处所。这种有如绘画之缩千里江山于尺素的私家园林，除可满足人们一般的漫步游览之所需外，根据园主的不同社会地位和不同的癖好，还成为了文人墨客或读书作画；或弈棋、抚琴；或清淡、啜茗等进行社交聚会的理想场所。

　　西汉初，古城长沙出现了贾谊故宅和定王台的蓼园，史学家视其为长沙私家园林之发轫。

　　长沙私家园林自汉代发轫以来，经历了汉晋的萌芽，唐宋的发展，明清时的成熟、繁荣与昌盛三个时期。清代以来，长沙的私家园林遍布城区，比较著名的有：息机园、荷花池、雪蕉亭、晋园、朱家花园（余园）、听桔园、芋园、止园、储英园、李家花园、郭家花园、小朱家花园等。这些各具特色的园林，争奇斗艳，异彩纷呈，把长沙的园林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标志着长沙造园艺术的日趋成熟。

　　宅园是清代私家园林一个典型而又庞大的类别。宅园的主人们，主要为古代现任或离任的达官显贵以及豪绅大贾，自明清以来，居于长沙的唐源、廖元度、陶澍、朱昌琳、朱剑凡等一批官宦士绅，以他们在文化术艺上的修养和博识，运鬼斧神工，夺天地造化，搬运山岩、筹画江湖。变区区坊里隙地为湖山胜境，苦心孤诣营造宅园那澹泊隐逸的理想意境，在长沙城区留下了一座座内容生动，形式活泼、个性鲜明、趣味盎然的私家园林，有力地推动了长沙园林艺术的发展。

　　寄思园，据《善化县治》载：“园在县治后，即明令陈宏乘鸣臬别墅旧址（今县正街附近）”为善化县知县唐源于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建。园林的立意往往是造园者主观世界的表露，唐源在他自撰的记文里将寄思园的兴建过程和通过园内的花草树木、春风、夏日、秋霜、冬雪所寄寓的情思，进行了生动的描述：“万历庚戍（1610年）岁，余辜长沙看花之愿，渴选得善之邑，绾符视事，偶修颓垣，见隙地半亩，命工锄去草莱，浚为方沼，取其土筑高平地五尺，取杂卉植之，中构竹亭，遂成佳境，题其名曰寄思园。”那么唐源要通过园林来寄托什么思想感情呢？作者共列举了10个方面的内容：即通过竹、莲、葵、梅、桃李等看似寻常、寓意深刻的园中之物以表现其奉公谦节、励精图志、矢志不渝的思想感情。“园有竹，池有莲可以寄蓼莪（为子必须尽孝）之思，有葵可以寄向日之思，有桃有李可以寄公门树人之思，有梅有榴可以寄怀白抒丹之思，锦鳞游泳，白鹤翩翻，可以寄鸢（即老鹰）飞鱼跃之思”，春日有万物同和之思，夏日有杨仁慰庶之思，秋日有寓慈惠于刑法之思，冬日则有令人爱令已洁之思，而其他杂卉奇葩种种悦目之物都可以寄步武河阳之思。构置简单的园景，朴质无华的格调而又能予人以无限的暇思，这就是寄思园于平淡中见神奇之魅力所在，同时也展示了园主热爱生活，勇于超越自我，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

　　清代文学家廖元度所建的息机园，其立意却与寄思园迥然不同，息机的立意要“屏息机制”，以利归隐。据《善化县志》载：“息机园在城中长善分界处（今五一西路北侧）。”为廖元度晚年所建，廖元度在清初的几十年间饱受战乱之苦，尤其是吴三桂之乱，住宅被毁，颠沛流离，被迫居佛寺8年，故对现实有哀愤之情。一首《古意》之诗，表达了作者停止追求，放弃理想的归隐之心：

　　“宁为陌上桑，莫作路旁草。宁寄陇头梅，莫啖东方枣。世态重浮名，委弃疾如扫。人生蕴血性，持此报苍昊。所以十亩间，才大终身老。一朝春风来，繁华慎自保。”

　　他所构造的息机园“树荫十苗，竹覆五楹……徐步其中庭，虹泉遥迸于江麓，龙谷虚吟于廓渚，嘉疏品列，野鸟时飞，晴岚绕楹而回光，奔涧奋流而呈籁，见青虫之满院，忘长日之小年”于朴素中隐匿着冷洁，给人一种“篱落随时补，门宽任意关”“好客常藏千日洒，陶情只种一园花。……既醉不知天已晚，唤人归去是林鸦”的与世无争、超脱孤高的感慨。

　　晚清古城长沙宅园颇盛，如陶澍于戥子桥建印心石屋，罗研生于荷花池荷花精舍，何绍基于化龙造石山房，李星沅在城东柑子园建李家花园，郭松林在落星田建郭家花园，朱昌琳在丝茅冲建余园，朱剑凡在泰安里建蜕园，此外还有胡兴仁的旷寄园，黄冕的宛园，熊雨胪的洞泉草堂，彭于蕃的怡园，黄月的晚香山馆，何键的蓉园，唐生智宅园，曾敬吾宅园，李定邦别墅花园，吴家花园、萧家花园等不胜枚举，在这花团锦簇，风格各异的宅园中其景色之秀，规模之大，当首推余园。余园又称朱家花园，系清末长沙巨商朱昌琳为休养余年而建。整个园址占地400余亩，园内兰堂、宜春馆、一笠亭、云寮亭、延眺轩、众绿轩等亭台楼阁，迥环错列，池塘荣绕、假山嶙峋、异木奇花、争妍斗采，间有乔木高参，绿竹阴影，风景十分绮丽，而亭台内的联匾均出自郑板桥、左宗棠、王文治、黄自元、谭延等名家手笔，游憩其间，不禁使人心旷神怡。

　　长沙最早的纪念性祠园建筑可首推福胜街太傅里的贾太傅祠，然至清代以前，长沙的祠园建筑一直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19世纪的下半叶，清同治、光绪年间因贾太傅祠与清湘别墅、曾国藩祠与浩园、左宗棠祠园、席少保祠园的先后建立，长沙的祠园建筑才开始展现出其栋宇宏丽，园林雅致的特有风貌，在长沙的园林发展史上占有了一席之地。

　　在贾、曾、左、席清末四大祠园中，尤以曾祠的浩园规模形制最大。1875年（清光绪元年）当清王朝为曾国藩在长沙建立专祠的上谕下达后，湖南当局随即选址于水风井一带大兴土木。这座费时3年，耗资4万有余，规模宏大的祠园建筑，占地62亩，总堂室178间，建筑布局基本采用以中轴线为主、东西有序的对称手法，四围有墙，主体建筑为崇祠，祠前后皆有园林设置，前部以碑石塘和大假石山为中心，亭台桥廊布列其间，后部亦有池塘山水，全园景象丰富，情景交融。光绪年间，诗人王经常与王先谦、海印和尚等名人聚首于浩园，为后人留下了一段呤诗、赏月、观花的佳话。

　　清代长沙除私家园林外，衙署园林也有一定的特色。衙署园林在宋代即已有之，敬简堂、观政堂就是宋时衙署庭园。但规模之大，景物布置纷繁者，莫过于清代抚署花园和粮道署宜园。抚署花园昔为明代吉藩四将军府旧址，（即今省民政厅又一村一带），1657年（顺治十四年）洪承畴经略长沙时，曾驻居于此，并建有集思堂。1664年（康熙三年）偏沅巡抚由沅州移镇长沙，此处遂改为抚署衙门，并一直沿袭至清末。经历届巡抚的陆续修建，抚署园林得到不断扩展，渐成规模。其中康熙1662年---1722年间巡抚周召南在此建有求莫楼，赵申乔修建御碑亭；乾隆1736—1795年间巡抚蒋溥在任期内，将园林重新进行规划和拓增，并取陆放翁“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意境，称其园林为“又一村”，园林景观更增一番胜韵。随后巡抚开泰又兴建了双清亭，范时绶建丰乐亭；道光1821—1850年间巡抚吴荣光建登湘台，致使花园日益巍峨宏大。因抚署花园非成于一人之手，历任巡抚均以已之所见而为之，这样就使整个园林在布局上以提供园居生活享乐的亭台楼榭之建筑比重大为增加，而作为园林结构基本因素的青山绿水、植物花草，则成为了委曲婉转之建筑空间的点缀，虽无十分明显的特色，但仍不失为封建官员理想的一处休闲之地。

　　宜园为清时粮道衙门之西花园，位于今坡子街至道门口一线。粮道衙门系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为驿盐粮储道赵廷标建立。宜园则立位于衙门的西部，初时景色一般。同治（1862—1874）年间，经粮道夏献云的创构，才形成了一个布局严谨、颇具规范、风景宜人、气象万千的衙署园林。宜园的构思，意在突出一个“秋”。所谓“宜园”，“宜者，宜秋也”。“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其秋与粮道十分贴切，故宜园内的亭馆多以“秋”命名。听秋声馆、延秋亭与桐桂山馆、澄怀轩、望岳楼等园林建筑装点于山石池水、花草竹木之间，为粮道衙门的官员营造了一种十分贴切地返回自然、亲近自然的休闲活动场所。

（以上内容摘录于《长沙历史文化丛书》之《湘城沧桑之变》，郑佳明/主编，黄纲正|周英|周翰陶/著，请以原书内容为准，未经授权许可，严禁复制转载引用！如需使用，请联系《长沙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或名城长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