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汉墓——楚汉文化的宝库

自远古时代起，先民们就相信灵魂不灭，认为人死了以后将到另一个世界生活，所以都信举厚葬。于是，历史悠久的中国留下了不计其数的重要陵墓，成为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西汉初期长沙国的国都长沙，也有着许多汉代王侯大臣的墓葬。近几十年来，从这些墓葬中出土了无数的珍贵文物，它们是汉代长沙地区灿烂文化的直接见证，马王堆汉墓和咸嘉湖长沙王陵更是其集中代表。

马王堆汉墓位于长沙市东北郊，以前相传是五代时在长沙称楚王的马殷的墓地，故名马王堆。1970年，湖南省军区某部士兵在马王堆丘下挖防空洞，屡屡塌方，用铁钎探查发现地下有气冒出；有人用水灌注，水非但不下渗，反而喷起呈喷泉状。后经专家考证，认定这里应是保存完好的木椁墓葬所在。1972年1月到1973年底，考古发掘了长沙国丞相侯利苍、利苍的妻子辛追及他们儿子的墓葬共三座，出土文物达3000余件。其中辛追的尸体体形完整，肌体富有弹性，部分关节可以弯动，经过解剖查明，内脏器官基本无损。一具易朽的肉体竟完好地保存了两千多年，不能不说是罕见的世界奇迹。它反映了当初长沙地区的人们在密封和防腐方面已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准，从而引起国内外广泛的震惊与关注。而三座马王堆汉墓中出士的帛书、帛画、漆器、乐器等众多文物，为人们研究汉代长沙的文化状貌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马王堆出土文物中弥足珍贵的有包括天文、地理、历史、哲学、医学等类别的近30多种帛书，许多是早已失传的佚书。其中《五星占》和《天文气象杂占》为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天文学专著。前者约6000字，由占文和五星位置两个部分组成，记载了前246年（秦始皇元年）至前177年（汉文帝三年）70年间金、木、土 等五大行星在天空运行的位置，推算出金星的会合周期为584.4日，比今测只大0.48日；土星的会合期为377日，比今测只小1.09日；木星的会合期为395.44日，比今测只小3.44日。在2000多年前，没有任何精密仪器，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实在令人惊叹！《天文气象杂占》是一种利用天象来占验灾异变数、战争胜败的书籍，上面用朱墨两色绘有云、蜃气、晕、虹、恒星、慧星等各种天象图约250幅，还附有简短的文字说明，内容包括图像的名称、解释、占文等。虽然杂占是一种古代方术，但《天文气象杂占》中所记录的自然现象却是很有价值的科学资料。书上绘有29幅慧星图像，皆画出慧核、慧发和慧尾，是世界上有关慧星形态的最早记录，反映出我国古代在天文观测研究方面所取得的突出成就。

马王堆出土的大量帛书、竹简中，《五十二病方》、《阴阳十一脉灸经》、《脉法》、《导引图》等14种医书特别引人注目。《五十二病方》中记载的242种药名，有近一半不见于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专著《神农本草经》。它介绍的治病方法除药敷外，还有药浴法、砭法、灸法、按摩法等，都是我国医学史上相关疗法的最早记载。《阴阳十一脉灸经》等主要论述人体11条经脉的循环走向及所主的疾病，其内容较《黄帝内经·灵枢》更为古朴。《脉法》则是在上书的基础上，简明地介绍有关导脉、启脉、相脉的几项重要法则。《导引图》更别具一格，绘有44个作不同操练姿态的男女，并标着“熊经”、“鸟仲”、“爰（猿）”、“沐猴灌”等名称，及它们主治的病症名。这是我国考古发现中时代最早的一幅健身图谱，为研究我国独特的“引导”疗法的源流和发展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

马王堆出土的其他帛书也饶有价值与趣味。如《老子》帛书甲乙本的编次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可合称《德道经》，与现今传世的各种《老子》版本恰好相反。在《老子》帛书乙本前面，还抄有《经法》、《十六经》、《称》、《道原》等4种古佚书，都具有浓厚的道家色彩。中国古代道家的黄帝之学与老子之学并称“黄老之学”，但几千年来却没有一部黄帝之学的书籍流传，所以后世只知“老学”而不知“黄学”。4种佚书的发现，使人们了解到黄学的要旨，对古代哲学思想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西汉初年提倡“无为而治”，黄老学说成为政治上的主导思想。马王堆帛书中黄老佚书的出现，证明当时黄老之学已在长沙地区得到传播，且地位还在其他学派之上。

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还反映了汉初长沙地区在美术方面达到的较高水平。出土帛画共有5幅，其中2幅是覆盖在一、三号墓内棺上的“T”形帛画，都分上、中、下三部分。上部描绘天界，以人首蛇身的女娲为中心，右日左月，日中有金乌，月中有蟾蜍。女娲足下仙鹤仰首，鸿雁展翅，中部描绘人间，雍容华贵的老妇扶杖款款而行，前有小吏跪迎，后有侍女相随，还有蛟龙神兽环绕周围。下部画一力士站在两条鳌鱼背上，双手托举起大地，意味着地下阴间。画中神话与现实和谐地交织在一起，表现出画家丰富的想象力。另两幅长方形帛画有数百人马和数十乘车，用鸟瞰的方式有机组合在一起，再现了墓主人登临高坛检阅仪仗的场面。还有一幅帛画已残破，但可见房屋建筑、车骑、奔马和妇女划船等一些片断。这些帛画主次分明，疏密有致；绘画线条细腻、准确、流畅；所使用的颜色丰富而鲜艳，施色方法以单线平涂为主，但已有渲染、退晕等画法。此外，马王堆汉墓出土的500余件漆器色彩光鲜亮丽，表面纹饰有菱形、环形、龙凤纹、变形云纹等，精细而富有变化。其中，“锥画狩猎纹漆奁”，花纹细如发丝，奁的盖和底用锥刻画出撤腿奔驰的兔、潜游的鱼、凌云的鸟和匍地的鼠；奁四周云气弥漫，有卷云、飞鸟等纹样；狩猎场则描画着猎人手牵套绳之犬，追逐前方仓惶逃窜着的一头奔鹿。这些绘画手法，人们很难用其他语言来加以描述，只能用高超这个词来表达。而且从帛画和漆器画中日月星辰、鬼神灵异、舞乐游戏、驰逸田猎等惊人丰富的内容都表现出汉代绘画对世间生活的全面关注和肯定，这正是那一时代生气勃勃、积极昂奋文化风貌的反映”

马王堆汉墓还出土了3幅画在绢上的地图。第一幅《域邑和园寝图》绘录了侯家族墓地与当年的长沙城；第二幅是汉初长沙国南部的地形图，图上的主区画得非常准确，比例约为17万分之一到19万分之一左右，其中游水流域的河流骨架、流向及主要弯曲与现代地图比较基本相似。饶有趣味的是，图中已有统一的图例：长沙国境内的居民点、县治用方框，乡、里有圆圈表示；细而径直的线表示道路；变化均匀、弯曲自然的线表示水道等，使图体生动形象，一目了然。第三幅《驻军图》是一幅军事地图，用墨、红、田青3种色绘成。图中部署严密，地势利用巧妙，诸军事因素考虑齐全。这3幅古图，是现今世界上最早的实用彩色地图，充分表明我国在2100多年前地理科学和测绘技术就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

在马王堆出士文物中还有瑟、竽、笛、琴、竽律等5种乐器，以及和木俑附在一起的乐器模型钟、磬、筑。出土的竹简“遣策”上还明确记载着“楚竽、各一人，吹鼓者二人”，“楚歌者四人”，说明汉初长沙地区的音乐已发展到了较高的水平。

瑟是我国古老的弦乐器。马王堆1号墓出土的一具瑟主体用木制成，瑟面略作拱形，瑟体下面嵌有底板，底板两端有两个共鸣窗；瑟上共有25根用4股素线搓成的琴弦，分成3组，中间用两条绛色的罗绮带穿插于弦间，将弦隔开，以保持弦距和柱的稳定，并消除弹奏时共鸣所产生的干扰。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具完整的弦乐器。

竽，是我国古代的一种管乐器。马王堆3号墓出士了一具实用的竽，虽已残损，但仍发现23个簧片及4组折叠管，个别竽管上还看得出气眼和按孔，其中有几个簧片上带银白色的小珠，这是现代演奏时还沿用的“点簧”，用来改变簧片的重量，调整振动的频率以控制音高。这具竽的折叠管有4组，每组由长短不一的3根管并列粘合而成，每3根管中间有孔相通，相当于把一个长管折叠起来，类似现代乐器的圆号弯曲的号筒，可以避免筒过长造成的不便持拿及使用的弊病，又可以延长管内有效气柱，能吹奏出较低的音，体现出设计的巧妙。

长沙作为长沙国的都城，除马王堆汉墓外还存有历代长沙国诸王的陵墓，它们连绵于长沙河西咸嘉湖畔的丘陵地带。这些王陵的墓穴规模都相当宏大，是长沙市目前发现和保存的最大的古墓葬集中地。1974年和1978年，考古工作者先后发掘了西汉长沙靖王吴著和某长沙王妃曹的陵墓；1993年又发掘了一座长沙国某代王后渔阳的墓。虽然这些墓均被盗过，但仍出土了数以千计的玉器、漆器、陶俑等珍贵文物。其中以玉器最富特龟，有玉佩、玉壁、玉环、玉瑗、玉磺、玉贝等众多类型。王纪曹的3方玉印，制作极其精美，堪称汉印之冠。曹的墓室与墓之间尚有一对偶人，高仅88厘米，头部为本质雕刻，泥胎木骨，头插鹿角，身着彩绘，屈膝坐于竹垫之上，造型生动，为汉代雕塑珍品。该墓葬旁有3座从葬坑，分别是疱厨坑、车马坑、陶牲俑坑。牲俑高4－16厘米，牛形健壮，猪形肥胖，鸡形灵巧，龟形笨拙，惟妙惟肖，形象极为生动。尤其令人兴奋的是，渔阳墓室中还出土了一种早已失传的木质五弦乐器——“筑”。相传春秋战国时期，燕国勇士荆坷西刺秦王，在易水之上击筑悲歌。作为我国迄今唯一的一件筑乐器实物，令全国的古乐器专家们叹为观止。

长沙西汉王墓发掘的重要价值，还在于展示了当时的葬制礼俗。所发掘的3处墓室，均是有“梓宫”、“便房”、“黄汤题凑”的大型木构。据史书记载，这些木构都属“天子之制”。“梓宫”指梓木制作的寝宫；“偏房”是帝王墓中供吊祭者休息用的侧室；“黄汤题凑”中的“黄汤”是指树心为黄色的柏木，“题凑”是指柏木绕棺椁四周层层垒积。长沙靖王吴著的陵墓由通道、题凑、外椁、前室、外回廊、内回廊、棺室和套棺组成，通道、前室、回廊、棺室间都有门扉相通，伊然是地上宫殿的缩影。这些墓葬为人们研究当时的葬制和礼俗提供了生动的实物资料。因而，河西西汉王陵和马王堆汉墓一起，构成了长沙楚汉文化的无价宝库。

（以上内容摘录于《长沙历史文化丛书》之《湖湘文化之都》，郑佳明/主编，郑焱/著，请以原书内容为准，未经授权许可，严禁复制转载引用！如需使用，请联系《长沙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或名城长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