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开埠与新商业街区的形成

　　长沙历来是湖南全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帝国主义侵略者梦寐以求的通商口岸。因此，继岳州开埠后，英国侵略者便通过马士之口，扬言“再开长沙”。嗣因义和团运动和自立军起义相继爆发，此议才暂搁下。
　　《辛丑条约》签定后，英帝国主义又一次扮演了侵华急先锋的角色，在1902年1月10日于上海举行的中英谈判中，率先提出了增开北京、长沙、常德、成都……等城市为新的通商口岸的条款，中国政府竟予以接受。1902年9月5日，《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在上海签订。其中第8款第12条规定：“中国允愿将下列各地开为通商口岸，与江宁、天津各条约所开之口岸无异，即湖南之长沙、四川之万县、安徽之安庆、广东之惠州及江门。”从此，长沙的门户洞开。
　　1903年底，湖南巡抚赵尔巽电咨外务部，请外务部饬总税务司转饬岳州税务司夏立士（美国人）来长沙会订通商章程，履勘租界界址，为开埠作准备工作。经夏立士与湖南洋务局官员实地查勘，认为“长沙城外东门距河太远，南门人烟沓杂，且系丛葬之所，西门过于狭窄，均与商界不宜。惟北门地势平衍，西枕湘河，东傍铁路，袤长六、七月，宽方二、三里不等”，作为通商租界较为合适，“佥以（北门外）为宜”。
　　1904年6月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首先与湖南长沙关监督签订了《长沙通商口岸租界章程》。规定“长沙通商租界，定于省城北门外，所有应需地段，南以城为界，东以定修之铁路至新码头为界，北以浏谓河、西以湘江为界”。这样，长沙商埠区域的界址限定在了北门外一带，北门外的大片领土，首先成为了外国殖民者的践踏之地。
　　但是，英国对此极为不满，它借口长沙北门一带是“洼下”之地，易遭水淹，声称通商租界应包括城池在内，率先向湖南巡抚部院和长沙府署进行要挟，并联合美国等国向清政府外务部提出交涉，要求允许洋商在长沙城内开行设栈。其帝国主义列强贪婪的掠夺本性，由此可见一斑。由于清朝湖南当局的腐败无能，为满足外国殖民主义贪婪的野心，故在《长沙通商口岸租界章程》第10款载明：“租界以外沿河地段，原不准租用，兹因长沙通商租界沿河一带，目前于轮商贸易尚未便利，特议于关章所定起下货物处之沿河一带，即自永州码头起，下至西门鱼码头止，准各轮商指明租用”。这样，西门外沿城一带成为了事实上的商埠区。
　　外国资本主义在由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的经济侵略中，其商业和金融业总是处于领先的地位。长沙开埠以后，从1904年到1924年，短短的20年间，外国商团在长沙开设的洋行由最初的17家激增至75家。因长沙自古得“舟楫之便”，木帆船运输历2000多年，东通江淮，西接巴蜀，南极粤桂，北达中原，几度“转输半天下”。在近代交通运输未发达之前，长沙港必然地成为了“南联海域，北达中原”的水上运输枢纽，全省物资集散地。当时这一带，洋行商栈盘距，粮栈、米厂、油行、盐号及土果杂货店云集，随着辛亥革命后城西自北往南沿湘江一线西城门及城墙逐渐拆除，建屋成为上河街、下河街，从而初步形成了今沿江大道之规模。
　　为了运输的方便，一般洋行均设置于上自灵官渡，下迄草潮门一带河街。如灵官渡开设有英国的安利英洋行，法国的宝汇洋行，德国的开利洋行等数家洋行。学宫门外有美国的南正大洋油公司。在小西门有文字可查的日本洋行、公司达7家之多，如戴生昌汽船公司、大石洋行，盐川洋行等。太平门外也是英国、日本的洋行居多，如日本的日丰洋行、英国的太古洋行。美国的洋行设在大西门、福星门、草潮门一带的也不少，如北正大洋油公司，慎昌洋行，美孚洋行等。此外还有设于金线街的汽巴洋行（瑞士）、荷兰保险公司等不一而足。随着洋行沿江林立，长沙对外的商品交往日益增多，市场逐渐扩大。闹市从西往东向市区延伸，即北从潮宗门延伸至潮宗街、北正街；从浏阳码头（后改为兴隆码头）延伸至中山西路，继而延伸至中山东路、水风井；西从大西门内延伸至太平街、药王街，从小西门内延伸到坡子街，从西湖桥一带延伸到南正街，继而到红牌楼、司门口、八角亭；南则从西湖桥、灵官渡延伸到半湘街、楚湘街、碧湘街。一西、一南、一北，由南往北初步形成长沙商业荟萃之区。
　　清代中叶以后，长沙即开始成为粮食集散市场。开埠以后，湘粮外销局面进一步拓展，长沙迅速发展成为全国四大米市之一。因此，沿湘江一线的街市，粮行米栈云集。据初略统计，当时在大西门、潮宗街、半湘街、西湖桥、碧湘街、西长街、太平街、草上河街、福兴厅、九如码头、冯家码头等沿江的街巷码头，汇集的粮行，米栈有60多处。
　　随着粮食市场的兴旺，长沙商业市场开始出现繁盛局面，至1934年（长沙开埠30年）时，全市有各类商店14424户，并在南门口、道门口、东头街、小吴门、水风井、先锋厅、通泰门7处设有菜市场。文娱场所也一度兴起。计有：电影院6家、京剧院2家、湘剧院7家、话剧院3家，花圃店16家，均分布于小西门、又一村、西牌楼、中山路、坡子街、太平街、兴汉门、福星街等商业繁华的地方。
　　自长沙开埠以后在城区由各类商业建筑与各式新型娱乐场所组成的新的城市中心，完全替代了封建旧城以官署，寺庙为重心的布局，而成为近代城市的突出标志。

（以上内容摘录于《长沙历史文化丛书》之《湘城沧桑之变》，郑佳明/主编，黄纲正|周英|周翰陶/著，请以原书内容为准，未经授权许可，严禁复制转载引用！如需使用，请联系《长沙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或名城长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