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的长沙教育

　　抗战初期，长沙被称为“文化城”。北方和东南一些大学纷纷南迁西移，来到长沙，为长沙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张治中出任湖南省政府主席以后，在革新政治、安定后方、发展教育、组织民众，准备抗战等方面颇有建树。国共两党在湖南比较成功的合作，形成了一个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于是，长沙教育在前几年较大发展的基础上，又出现了一个短暂兴旺的局面，一直维持别1938年“文夕大火”的时候。
　　从1937年9月到1938年初，先后有南京国立戏剧学校、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北平民国大学、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等迁来长沙。清华、北京和南开3所大学组成长沙临时文学，校本部设在原长沙圣经学院旧址(今湖南省政府大院)。长沙临时大学下设文、理、工、法商4个学院，共有学生1452人。长沙被日寇轰炸后，文学院迁到南岳。执教于4个学院的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冯友兰、金岳霖、叶公超、吴俊升、潘光旦、曾昭抡、吴有训、陈序经、顾毓秀等几十个著名教授“辞却了五朝宫阙”，“暂时驻足衡山湘水”，使长沙成为当时中国教育界名流荟萃的地方。
　　抗战刚爆发时，长沙本地已有湖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和群治农商专科学校等3所大学，共有教职员200多人，学生近1000人；看中等师范学校2所，高初级职业学校15所，公私立中学26所，三类学校共有教职员2000多人，学生15000多人；有公私立小学104所，教职员共有1200多人，学生有2万多人。加上外地迁长的6所大中专学校的师生，形成了长沙教育史上前所未有的兴旺景象。
　　战时的形势和湖南特殊的战略地位对湖南教育提出了特殊的要求，即“训练动员民众的干部人才”，“训练抗战需要之各科人才”。根据这一要求，湖南省政府连续在长沙举办了两期湖南民众干部训练班，第一期于1937年12月20日开学，参加这期训练有3358人，都是各地中学以上教职员和大学、高中学生，其中湖南大学就有200多人。以后又开办了第二期，两期共有6000多人参训。同时，国民党“军官外国语补习学校”和国民党第20集团军战时干部训练班，也都是依托湖南大学而开办的。湖南大学学生与这两个校(班)的学员建立了非常融洽的关系，经常与他们一起开展读书、演讲和救亡文艺活动。湖大地下党组织还在这两个校(班)的学员中发展了地下党员。以至于国民党中的顽固分子惊呼：“共产党在岳麓山挂起了红旗”。
　　民族危机的空前严重，使长沙各学校的师生都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为了领导全省学生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7月13日，长沙学生成立了湖南学生援助前方将士委员会，后来改名为湖南学生抗敌后援会(简称“学抗会”)。在学抗会的领导下，在长各校无论是本地的还是外地迁长的都空前团结起来，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各校学生参与抗日救亡运动最有特色的形式是进行文艺演出和环城晨呼。文艺演出方面，国立戏剧学校、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在长沙演出了《最后关头》、《炸药》、《毁家纤难》等抗日题材的戏剧和《雷雨》、《日出》等进步话剧。其他各校也排演许多抗日题材的剧目，如长沙临时大学剧团的《疯了的母亲》、《暴风雨的前夜》，湖南大学的《古城怒吼》、《凤凰城》，周南的《天津黑影》，明宪的《重逢》，雅礼的《炮火中》等。这些演出对唤起人们的民族觉悟，激励人们的抗日斗志起了很好的作用。学抗会还组织各校学生进行环城晨呼活动。学生们分东西南北中5区，组成小型的晨呼队，每天清晨在环城各主要街道上高唱救亡歌曲，高呼抗日口号。长沙临时大学的很多学生也参加了这一独具特色的救亡活动。
　　在长沙各校师生的抗日救亡热潮中，有一所私立小学是值得一提的，这就是长沙市育英小学。这所学校创办于20年代。1937年，共青团员孙伟担任该校校长(抗战爆发后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他领导下，育英小学成为当时中共领导下的一个抗日救亡阵地。学校成立了中共党支部，并相继成为中共湖南省委、长沙市委和长沙县委的联络点。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成立后，它又挂起了“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仓库”的牌子，以掩护党组织在此的活动。
　　当时任八路军驻湘代表的徐特立很关心育英小学的教育工作，他指示育英小学“应该适应抗战需要，实行民族解放的革命教育”。于是，该校拟定了《我们抗战教育团的主张》，提出了七点主张，即“一、抓住抗战工作进行教育；二、集体主义的自我教育；三、生活与教育、社会与学校打成一片；四、即知即传，实用小先生及大众小先生制；五、教育均等，有钱无钱的都要受教育；六、师生共同生活；七、政教合一”。根据这些主张，学校对学制：课程、教材、教法等进行了全面改革，以对学生进行有效的抗战形势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和战时常识教育。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育英小学根据陶行知提出的“教学合一，边学边教”的方法，实行的“小先生制”。学校把高年级的学生编成l1个组，规定每个“小先生”至少必须找一个以上的对象作为学生。同时还建立了一系列制度以保证“小先生制”的实行。很快，这一活动取得很好的效果，每个小组的对象由原来的40多人增加到160多人。街头到处可以看到一队队孩子在“小先生”的带领下操练、唱歌、读书、识字，被称之为“街头学校”。还有一些学生不仅成为失学儿童的“小先生”，而且还当上了一些文化低的城市居民和手工业工人的“小先生”。这种“小先生制”，既有利于社会，又巩固了学生已学的知识。 
　　1938年9月，长沙全城大疏散，育英小学迁到长沙县东乡团头河，与原设在这里的育英分校合并。在这里，育英小学仍坚持“小先生制”和抗日救亡活动。这年12月25日，育英小学在原“育英儿童抗战团”的基础上，成立了“育英儿童抗敌工作团”。这一儿童抗日团体在中共湖南省委的直接领导下，在省内外坚持了两年的流动抗日宣传，被誉为“抗战烽火下的一簇奇花”。
　　抗战初期长沙教育的兴旺景象是短暂的。由于日寇侵逼长沙，1938年，外地迁长学校和长沙本地原有的大中学校大部分相继迁出长沙，部分小学迁往长沙县。长沙教育的“黄金时期”结束。而1938年l1月的“文夕大火”对长沙教育更是一场浩劫。长沙城内湖南大学、第一师范、楚怡工业学校、省立长沙高中以及明德、岳云、兑泽、南华、明宪、妙高峰等中学全部或大部被烧毁。总计全城被烧毁校舍的学校有31所。除校舍的损失外，其它校产特别是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的损失更是无可估量。到1944年6月，长沙沦陷，长沙城内各级各类学校全部停办。长沙教育进入了它近代以来的最低潮。 

（以上内容摘录于《长沙历史文化丛书》之《湘城教育纪胜》，郑佳明/主编，彭一平|陈先枢|梁小进/著，请以原书内容为准，未经授权许可，严禁复制转载引用！如需使用，请联系《长沙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或名城长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