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革命中工农教育的兴起

　　还是在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湖南的共产党人就注意对工人的教育。毛泽东在1920年秋就利用一师附小主事的身份，在一师附小创办了工人夜校，并亲自主持夜校的教学业务。夜校不仅仅限于教工人读书、写字，还对他们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同时，湖南学联所辖的许多中学学生会也举办工人夜校。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共湘区委员会把开办工人夜校作为发动和组织工人的一条重要途径。从1921年下半年至1922年，湘区委员会派李立三、郭亮、罗学瓒、夏明翰、夏曦等到各工厂、矿山开办工人夜校或工人补习学校。在长沙就创办了新河粤汉铁路、铜官陶业、长沙泥木业、铅印活版业、制笔业、人力车业和其它产业和行业的工人夜校或工人补习学校。毛泽东还动员工人自己起来争取受教育的权利。1922年长沙铅印活版工人罢工时，毛泽东在他执笔的《铅印活版工会致＜大公报＞记者盾书》中指出：“我们非减少工作时间，不能取得读书的机会；我们非自己团结起来，自己创办补习学校，不能取得读书的场所。……我们要拥护我们读书的利益。
　　当时举办工人夜校一个很大钩困难是没有现成的具有革命思想内容，又适合工人阅读的通俗教材。毛泽东很注意这个问题。刚开始，他要担任工人夜校教员的同志在旧的中国历史课本中找一些材料，如利用人类“由巢居穴处进到茅棚窗室，由茹毛饮血进到取火烹任，由披挂树叶进到蚕丝棉织衣服，由渔猎畜牧进到农业手工业，由石器铁器进到机器等事例，来说明劳工神圣的意义和资本家剥削工人血汗及贫富悬殊之不合理，以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
　　1923年，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成立。湖南党组织决定利用这一组织来推动工农教育，并利用该促进会组织编写平民教育教材的机会，解决工农教育的教材问题。党组织派曾开办过工人夜校的李六如和郭亮进入平民教育促进会工作。利用这一合法身份，李六如编写了《平民读本》4册。在这套通俗教材里，不仅包括了日常生活常识、社会文化科学知识以及国内外大事，还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浅知识和俄国十月革命。如第一册“衣食住的来由”一课中写道：“人们的衣食位，无一桩不是由农工们创造出来的。但是，这些耕田作工的同胞，反倒没有好衣穿，没有饱饭吃，没有房子佐，真是太不平等呵”第二册的“分工互助”一课认为，人类社会的生活应该是“大家各尽所能，各取所值，切不可像那些吃百姓的官僚、军阀、资本家，坐得人家现成的东西”。第三册中有鼓动工农团结起来，组织农工联合会的内容：“世界上最辛苦的，莫过于我们农工，虽拼命的创造一些东西出来，却自己享受不到一点，简直替人家作一牛马罢了。如果大家不赶快觉悟，团结起来，恐怕埋在十八重地狱底下，永没有翻身日子”。这套教材对工人有很大的思想启蒙作用。当年在株萍铁路当工人的王震，就在工人夜校中读过这一课本，并受到它的很大影响。 
　　大革命兴起后，中共湖南区委非常重视工农干部的培养。1927年1月，湖南省总工会创办了湖南工人运动讲习所。这期讲习所招收工人干部学员80余人，聘请李维汉、郭亮、杨东药、夏曦等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任教。讲习所还出版了《湖南工人运动讲习所半月刊》。
　　长沙湘江学校为适应国共合作后革命形势的需要，于1924年8月特设了农村师范部。这一农村师范部公开是“专以养成农村学校教授人才，促进农村教育为宗旨”，但实际上它的：目的在造就一班农村运动人才，到乡间去做农民运动，组织农民，教育农民”。当年，该部招收一个班30人，学制两年，开设农民运动、农村经济、农村社会学、农村小学教育行政组织等课程。它的创设，被称为“湖南教育破天荒之第一举”。1926年冬，湘江学校又增设了农民运动讲习班，共招收29人，学制半年。到1927年3月湘江学校结束时，300多师生全部投入农民运动高潮，为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1926年底至1927年初，中共湖南区委以省农协、国民党省党校的名义开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各县培养农民运动干部。讲习所主任由当时担任湖南农民协会教育科科长的徐特立兼任。它设在教育会坪旧贡院国民党省党校内。讲习所有来自全省各县的300多名学员。徐特立经常深入长沙县的农村，调查农运情况，并找学员了解各地农运经验，借以丰富讲课内容。这所讲习所的学员结业后，以国民党省党部名义派往各县领导农民运动。
　　1927年2月，中共湖南区委通知各县农协要“设法开办农民训练班”。先后举办了农运讲习所(班)、研究所、训练班的有长沙、测阳、宁乡等30多个县，其中宁乡是农运干部培养成绩最好的县份，共培训农运骨干约2000人。
　　除培养农运干部外，对一般农民进行文化知识和思想教育也是当时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所关注的问题。1922年1月。共产党员廖锡端、曹典琦等成立了“以增进农村人民常识，改进农村生活为宗旨”的长沙农村补习教育社，并分别担任委员长和编辑主任。至1923年10月，该校已办农村补习学校5所，后又增至10所，学生200余人。该社还设有9处阅报所，试办农村读书处，进行家庭教育，编印《成人补习读本》、《珠算教科书》，发行《农村》周刊。至1924年，该社已有社员300人。这一教育社和湘江学校农村师范部的设立，为大革命兴起后长沙农民教育的发展鼎定了基础。
　　北伐军攻占湖南后，湖南省政府于1926年10月18日发布了《提倡农村教育》的训令，指出：“解放农民，贵在教育，实行农村教育计划，确为切要之图”。12月召开的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上，又通过了《农村教育决议案》，强调改革农村教育，要求省农协从速组织农民教育委员会，编制教材，创办农村师范学校等。同时，还提出“农民教育普及，全靠农民自己起来”。1927年4月8日，省教育厅决定每月拨支三万元作为农村教育经费。徐特立主持的省农协教育部也提出了《农村教育计划大纲》。在这种条件下，全省农民教育蓬勃兴，“不久的时间内，全省当有几万所学校在乡村中涌出来”。长沙及其附近几个县的农民教育尤其兴旺。测阳县80％的乡村办了农民夜校，其中莲溪区就办有53所，上夜校的农民达到2000多人，走在全省的前列。
　　总之，国民革命时期，长沙工农教育的发展无论就其速度还是规模在历史上都是空前的，在全省乃至全国也是突出的。它成为了湖南工农运动蓬勃发展的重要条件。

（以上内容摘录于《长沙历史文化丛书》之《湘城教育纪胜》，郑佳明/主编，彭一平|陈先枢|梁小进/著，请以原书内容为准，未经授权许可，严禁复制转载引用！如需使用，请联系《长沙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或名城长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