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法勤工俭学：“湖南教育界的一个新生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国留学的吴玉章和蔡元培创办了勤工俭学会，以“勤以作工，俭以求学”为目的，从事对在法华工的教育。1916年，他们回国后在北京、上海等地宣传勤工俭学，并于1917年成立了华法教育会以主持这一活动。于是在青年学生中掀起了一股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
　　湖南的赴法勤工俭学最先起于1917年冬。当时，华容学生罗喜闻、戴勋等积极筹组赴法，但他们主要是为了解决自身的求学问题，因此没有产生重大影响。1918年5月，原一师杨昌济教师受聘到北京大学任教。他将赴法勤工俭学的情况写信告诉了毛泽东。当时，新民学会已经成立，一些会员受十月革命的影响，急于想走出国门，了解俄国和欧洲革命的情况，20多人的新民学会，就有10多人决定赴法勤工俭学；长沙一些学校的青年学生也想借此到外国求得发展。于是，新民学会决定组织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学会先派蔡和森到北京联系，毛泽东则在长沙进行组织。经过一番筹备，毛泽东率25名准备赴法的学生于1918年8月到达北京。
　　当时，已经到北京准备赴法的湖南学生有四五十人，比任何一省都多。经杨昌济协调，蔡元培同意首先为湖南学生举办一期预备班。毛泽东还应华法教育会的要求，为湖南学生起草了一份留法勤工俭学的计划，得到了华法教育会的完全同意。同时，毛泽东还各方奔走，为赴法湖南学生筹集旅费、安顿家庭、准备行李，出力最多。长沙籍著名爱国人士章士钊也为湖南赴法学生提供经费2万元。1919年3月17日首批大规模的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从上海启程。这批学生总数为89人，湖南学生占了43人，接近一半。
“五四”运动爆发后，湖南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进入高潮。在新民学会的推动下，1919年10月19日，长沙青年学生联合教育界组织的华法教育会湖南分会在长沙开办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12月，向警予、蔡畅等又在长沙成立了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并于1920年初成立了湖南女子留法预备团。当时的湖南尤其是长沙，已经形成了一股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在这股热潮推动下，截至1920年底，通过各种途径先后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学生共有346人，在全国赴法学生总数1576人中占有22％，在全国各省份中仅次于四川，居第二位。这300多学生，就其籍贯而言有长沙、湘乡、湘潭、测阳、华容等十几个县。而长沙籍学生占很大一部分，即使是外县籍学生，也大部分在长沙各学校毕业或就读。仅长郡中学，就有28人赴法勤工俭学。新民学会会员中有蔡和森、萧子升、李立三、向警予，李维汉、罗学瓒、张昆弟、李富春、萧三、蔡畅等10多人先后赴法。
　　湖南赴法学生除人数多外，还有两个引入注目的地方。一是女子较多。当时全国赴法学生中共有女子约20人，湖南就占了2人，是留法勤工俭学女生最多的省份。二是有两个“老学生”。一个是在长沙已从教20年，并担任过省临时议会副议长和长沙师范校长的徐特立。他以43岁的年龄，决心做一个“扶拐棍的老学生”，以求成为“一个有学问的新人物”。他到法国后与其他勤工俭学学生一样，首先补习法语，然后到一个钢铁厂半工半读，以后又考入巴黎大学选学数学和物理。另一个“老学生”是蔡和森和蔡畅的母亲葛健豪。她当时已经54岁了，仍不畏艰难，毅然与儿女一起赴法勤工俭学。她在法国一边做工，一边接受中等女子教育。这在当时的中国是绝无仅有的，1920年的《时事新报》曾载文称她“可谓勇矣”。
　　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在法国同法国当局和北洋政府进行过三次斗争。在这些斗争中，湖南学生蔡和森、李立三、李维汉、罗学瓒、李富春等勇敢地站在斗争的前列。在最后一次斗争中，北京政府勾结法国政府逮捕了103名中国学生，囚禁28天之后武装押送回国，其中就包括蔡和森、李立三等43名湖南学生。
很多留法勤工俭学的湖南学生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如蔡和森、向警予、李富春、李维汉等。他们或写信回国与国内的战友交换意见，或回国后发表文章和演说，对国内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共产主义组织的建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留法勤工俭学的人员中除绝大部分是学生外，其他人员中在国内担任教师的最多。如湖南赴法的女子几乎全部在国内担任过教师。他们在法国不仅勤工俭学，而且注意考察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教育。徐特立在法国就多次写信回国给教育界的朋友介绍法国教育状况，后来又到比利时和德国考察教育。回国后，他除了将在国外学到的新知识运用于自己的办学和教学实践中外，还经常发表演讲、撰写文章向长沙教育界介绍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教育状况，推动了长沙的教育研究和教育改革。正因为如此，时人称赴勤工俭学为“湖南教育界的一个新生命”。

（以上内容摘录于《长沙历史文化丛书》之《湘城教育纪胜》，郑佳明/主编，彭一平|陈先枢|梁小进/著，请以原书内容为准，未经授权许可，严禁复制转载引用！如需使用，请联系《长沙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或名城长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