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后长沙教育的曲折发展

　　民国初年，湖南教育有较大发展，但也受到军阀割据混战的影响。特别是汤芗铭和张敬尧督湘期间，湖南教育遭受严重摧残。长沙地区更是首当其害，蒙祸尤烈。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的亲信爪牙汤芗铭于1913年10月当上了湖南都督兼民政长，此后主持湘政近3年之久，湖南教育遭到他的肆意摧残。他一到湖南，就把学校视为“乱党策源之地”，对各地学校滥行封闭搜查，省城长沙被封闭或搜查的中小学就不下数百所。他还挪用教育经费作为设立特务侦探机关的费用。由于教育经费短缺，很多学校倒闭或不得不缩小规模。对于私立学校，或停发或减少津贴，迫使其无法维持；同时停止选送出国留学生，取消已出国留学生的官费待遇，迫使他们无法继续深造。他还制造文字狱，肆意逮捕和杀害学校师生。邵阳中学国文教员李洞天因学生作文语涉袁世凯，他未加批改，被指控为“乱党”，予以枪毙，校长刘武亦遭拘捕。雅礼学校学生彭德明因参加一次公开集会，竟被逮捕杀害。汤芗铭还大量任用保守旧学人士把持教育界。如以叶德辉为湖南教育会会长，聘吴嘉瑞为高等师范学校校长，以吴獬为该校文科主任，聘彭清黎为景贤法政学校校长。湖南教育界复古之风喧嚣尘上。 
　　袁世凯垮台后，汤芗铭在湖南的统治也随即结束。谭延阎第二次督湘。他比较重视教育，曾对湖南教育进行了一些调整，但好景不长，1917年9月就被迫辞职，离开湖南。1918年3月，皖系军阀张敬尧被段棋瑞任命为湖南督军兼省长，湖南教育又惨遭了一场浩劫。
　　张敬尧一到长沙，就命令军队占驻长沙各中、小学，以后此来彼往，两年不撤。第一师范仅留两栋宿舍，3间教室。4000多师生被逼处一隅，士兵终日喧哗，学生根本无法听课。甲种工业学校实习工场的机器，被拆往陆军工厂；乙种工业学校的实习工场被军队占用，无法实习。驻军还在各校园毁坏房屋、器具，甚至将图书作柴烧，拿仪器当玩具。更有甚者，张敬尧还通令各校在1918年秋季不准招生。张敬尧还肆意克扣教育经费。全省教育经费原有80余万元，张减为50万元，并强令以纸币折合银元发放。经过这样一番克扣，学校所得仅为十分之三四。就是这被克扣后的款项，学校到被张敬尧控制的银行取款时，银行竟说：“你湖南人有甚么钱存在这里，胆敢在此胡闹!”各校经费无着，处境极为困难。特别是师范学校，本为公费，因经费短缺，学生没有伙食费，以致罢餐；教师7个月没有薪资，只得罢课。各校长纷纷缴印辞职，有的被迫离开湖南。各校事实上已经停办。
　　1919年，当北京学生“五四”爱国运动的消息传到长沙时，长沙人民发动了“驱张”运动。这场运动首先就是由学界发起的。5月28日长沙学生联合全省各地学生成立了湖南学生联合会。6月3日，在湖南学联的领导下，长沙召20多所学校学生先后罢课，教育界人士也对学生的爱国行动表示同情和支持。12月6日开始，长沙中等以上1．3万学生总罢课，73所公私立学校的1200名教职员宣布总罢教，展开了“驱张”运动。学联和教育界人士还组成代表团，分赴北京、上海、广州和省内各地，扩大驱张声势。在“驱张”运动和谭延 、赵恒惕所部湘军的军事压力下，1920年6月，张敬尧终于被赶出湖南，谭延 再次督湘。 
　　“驱张”运动是“五四”运动在湖南的继续和发展。在这一斗争中，学界和教育界起了主要的作用。这一斗争的胜利，扫除了湖南教育发展的一些障碍，正如毛泽东当时所说的一样，“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鉴于张敬尧克扣教育经费的教训，从1920年8月起，湖南教育界提出了教育经费独立的建议，经过士番斗争，1921年由省政府核准，成立了以曹典球、陈润霖等为委员的教育经费保管委员会，同时通过“省宪法”确定每年的教育经费应占全省预算总额的30％。教育经费独立运动取得初步的胜利。另外，省议会于1920年通过了《强迫义务教育案》，1921年又颁布了《义务教育实施规程》。这些都为长沙教育的复兴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与此同时，“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也对长沙教育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五四”运动前后，湖南传播新文化的主要阵地之一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一师的著名教师杨昌济利用课堂讲坛积极宣传资产阶级新文化，批判封建旧文化。他的思想，对青年毛泽东以及新民学会的成员影响很大。新文化运动中的著名反封建斗士易白沙也是长沙人。“五四”前，他曾在一师任教。他的反封建、反孔思想对湖南知识界影响也很大。以一师青年学生为主，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成立了新民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新民学会成立后，一师、长郡、周南、商专等校进步学生和青年教师纷纷参加，很快发展到七八十人。新民学会还组织了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运动。这一运动被称为“湖南教育界的一个新生命”。在长沙教育界，进步教职员以陈润霖、徐特立、杨树达、朱剑凡等为首，发起成立了以“输入世界新思潮”为宗旨的学术性组织健学会。这些都说明进步师生已经成为长沙新文化运动的主力。
　　“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使长沙教育界思想得到进一步的解放。首先，各种新的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广泛传播；如强迫教育理论、大教育主义、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以及设计教学法、蒙台梭利教育法、道尔顿制等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已成为教育界广泛谈论的话题。其次，各种教育团体和教育刊物也纷纷涌现。较著名的教育团体有长沙40多所小学的代表成立的小学国文研究会、设在长沙的全省教育界协调组织湖南教育促进会、由一些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生组织的青年教育社等。较重要的教育刊物有舒新城等创办的《湖南教育月刊》、青年教育社发行的《青年教育》等。同时，教育研究和教育改革蔚然成风。长沙健学会经常组织一些教育研究和讲演活动，并聘请国内外著名教育家如杜威、罗素、蔡元培等来湘讲学。教育改革搞得较好的有楚怡学校和第一师范。他们的改革在全省和全国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总之，“驱张”运动的胜利和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给长沙教育事业带来了新的生机和希望。

（以上内容摘录于《长沙历史文化丛书》之《湘城教育纪胜》，郑佳明/主编，彭一平|陈先枢|梁小进/著，请以原书内容为准，未经授权许可，严禁复制转载引用！如需使用，请联系《长沙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或名城长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