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主义的胜利

　　1938年l1月的长沙大火，迫使许多文化界人士离开了长沙，之后四次长沙会战展开，长沙成为主战场，自然更没有文化事业可言。1945年8月抗日战争的胜利为长沙文化的复兴带来了新的转机，重新恢复了湖南文化中心的地位。商务、中华、世界、正中、开明、大东等著名书局的长沙分局陆续迁回长沙，众多外迁的长沙书店也返放土营业。长沙的各类书店达七八十家。它们主要营销来自上海、南京等地的书籍，少数实力雄厚的书局也自选印行出版部分书籍，使长沙书市出现繁荣的局面。在报刊方面，1946年后长沙先后出现50余家大小报纸，其中官营的主要有湖南《中央日报》、《湖南日报》、《国民日报》和《兴中日报》；民营的主要有《新潮日报》、《力报》、《晚晚报》、《实践晚报》等。同时，《实践》、《新时代》、《经世月刊》、《时代文化》、《社会评论》、《新语》等约数以百计的期刊也于1946到1949年间恢复或创办，呈显出一种文化大观。
　　这一时期长沙的新闻界与以前相比有了长足的进步，报纸形式变得丰富多采，除照例的社论、评述外，有的设有综合版、星期版、文摘版，有的设有一二个风格各异的副刊，有的还安排了影剧、文史、家庭、音乐、美术等多种专刊。如《晚晚报》副刊“糊涂博士”(熊伯鹏)的弹词，语言活泼，内容健康生动，受到读者广泛的欢迎。为了联系读者，各报还多有社会服务版，有的并设立专栏发表读者来信，反映民众的各种要求与见解。值得称道的是，为了使新闻更具真实性，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全国局势发展真相，长沙各报在报道要闻时，不单纯采用国民党中央社提供的材料，还经常采用外电、港报，乃至新华社的消息与文章，并有自己特约记者的通讯。这种作法在新闻史上是一个创新。
　　但是，当时长沙文化蓬勃发展的势头受到了国内政治形势的严重制约。抗战胜利不久，全面内战又告爆发，国民党统治区经济崩溃，物价飞涨，直接给出版发行业带来厄运，书刊滞销，除教科书外营业额很小。为维持生存，不少书店纷纷翻印《火烧红莲寺》、《包公奇冤》之类的旧小说，《三宇经》、《增广贤文》、《包举杂字》之类的通俗韵文，《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千家诗》之类的古诗文来招袜读者。因而当时就有人指出“(长沙)出版的种类虽不少，而真有价值的书籍并不易见到。我们只看看在长沙造货的几百部书籍中，有几多是已失时代性的古书重版，有几多是所谓好销书的翻版，你便可以知道，长沙的出版业在走着一条怎样的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国民党当局还实行严厉的图书报刊审查制度，使新闻出版事业横遭摧残。 
　　为了推翻国民党腐朽统治，建立一个新中国，共产党人和长沙进步人士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为配合当时高涨的民主运动，兄弟书店、文化书店、《天下文革》、《人民世纪》、《晚晚报》、《实践晚报》等进步书店与报刊相继创办，成为新主义、新文化的传播者。
　　1946年1月开业的兄弟书店实际是三联书店在长沙的分店，店名就暗寓生活、读书、新知亲如兄弟之意。该店出售的书刊涉及古今中外、天文地理、社会经哲史、教科文卫等，种类繁多，琳琅满目，书籍中有马恩列斯著作和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许多革命理论著作。后来又成为《人民世纪》与《天下文革》等进步刊物的代销处。这些书刊受到人们的欢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但也弓I起了政府当局的不安，成为特务们捣毁的目标。6月，它便转移停业。
　　文体书店于1946年初由共产党员沈立人主持开设，书店从上海生活书店购来《新民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书刊半公开出售，成为宣传进步思想文化的又一据点，成为长沙读者喜欢经常涉足的地方。1947年，沈立人被派往湘阴开展工作，文化书店旋即停业。
　　《天下文革》是湖南大学进步学生组织“世纪社”于1946年2月创办的刊物，主要选辑全国各地进步报刊的文章。它的《创刊献词》声明“反封建反法西斯的民主运动仍为中国人民当前最迫切的课题”，自己将“一方面无情地揭露出那腐朽的中国旧社会制度的脓疤，一方面将明确地指出一条新生的走向‘人民世纪’的道路——民主斗争的道路”。它选载了马寅初、章乃器、施复亮等人的文章，论述中国必须实现民主。《人民世纪》1946年3月创刊，也是中共地下组织所办，内容与《天下文革》基本相似，但着重发表自己组织的进步人士撰写的文章，也发表文艺作品。一个月后《人民世纪》与《天下文萃》合作，但7月便被迫停刊。
　　《晚晚报》和《实践晚报》都是由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群众创办的报纸，致力于揭露社会黑暗，鼓动民主政治。1948年秋，《晚晚报》记者傅紫获在新闻报道中揭露了国民政府“经济紧急措施方案”颁行后的弊害，遭到中央银行指使的暴徒的殴打。长沙各报得悉后纷纷发消息，登社论，迫使市长向新闻界当众赔礼道歉。1949年1月，为内战需要，中央银行湖南省分行偷运金银出境，激起全省人民愤怒。《晚晚报》又大声疾呼：“运去三万两黄金，失掉三千万人心”；“中央政府不要湖南人，湖南人也不要中央了”。这一行动也受到了广泛的支持。6月，《实践晚报》遭长沙警备司令部封闭，并被逮捕两位从业人员。针对这一事件，长沙全体新闻界人士集体抗议，进行“反迫害，反摧残”运动，最后迫使政府释放了被捕人员，《实践晚报》和《晚晚报》的影响也更加扩大。 
　　在形势的感召下，长沙民营报纸《舆论导报》(湖南民革机关报)、《长沙日报》(湖南民联机关报7、《交通日报》、《社会日报》、《群声报》都投入到争民主、争自由的斗争浪潮中，官方报纸湖南《中央日报》、《湖南日报》、《国民日报》、《中兴日报》也都先后站到进步势力一边。1949年6月 l1日，湖南《中央日报》因刊载伦敦广播“国军撤离赣州”的消息而被罚停刊3天，社长段梦辉被拘禁并撤职。21日，长沙市报业联合会、新闻从业人员互助会等立即联合发起全市日、晚报停刊一天，同时出版《联合特刊》，发行5万份，超过长沙各报平日发行总数。这是长沙新闻文化界的一次历史性行动。正如《联合特刊》指出的：“这次停刊，是长沙市新闻界有史以来规模最大而最值得纪念的一件事。它不但促成了长沙新闻界空前未有的大团结，而且表现出长沙市新闻界忠贞不屈的精神和报人的人格。”此后，长沙市新闻界更加团结一致，趋向进步。
　　进步学生所创造的文化也是长沙新时代文化潮流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46年2月，湖南大学以进步学生为骨干，组成了“世纪社”，并通过“世纪社”在师生中推销《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政协文献》、《停战文献》等进步书刊，成为湖南学生运动的中心。湖南音专的进步师生和长沙文艺界进步人士一起，在工人、学生中教唱《你是灯塔》等进步歌曲，开展以新民歌与身歌舞为主要内容的群众歌咏舞蹈活动。同时，长沙演剧四队、六队相继上演了《丽人行》、《夜店》、《孔雀胆》等一批进步话剧，演唱了许多进步歌曲，并组织“民歌社”等社团，出版传播进步歌曲的书刊，成为长沙新文艺的一部分。
　　于是，在长沙新闻界和文艺界进步人士的努力推动下，长沙反对独裁腐朽统治，宣传新文化、新主义的运动生气蓬勃，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进行。
　　1949年8月5日，长沙和平解放，宣告新主义在长沙的胜利，长沙的文化历史也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以上内容摘录于《长沙历史文化丛书》之《湖湘文化之都》，郑佳明/主编，郑焱/著，请以原书内容为准，未经授权许可，严禁复制转载引用！如需使用，请联系《长沙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或名城长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