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后,长沙的新闻界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原先比较稳健的报纸在民族危亡之际,也纷纷发表文章,宣传抗战到底。1937年l1月,张治中出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宣布“绝不怕人民说话,而只怕人民不说话”,省内的新闻检查明显放松,社会舆论普遍活跃。同时,由于战事,许多外地报纸和撰稿人纷纷迁来长沙,当时为长沙各报编辑写稿的著名学者和作家有沈从文、田汉、吕振羽、翦伯赞、金克木、张天翼、王西彦等。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共产党人徐特立、王凌波等人的文章也能在报刊发表。于是,长沙新闻界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 抗战时期,长沙的报纸约近40种,其中影响比较重要的本地报纸有: 《大公报》,它是湖南影响最大的民办报纸,创刊于1915年。1938年,由著名报人张平子任报社社长,朱石农任总编辑,发表的文叁颇受社会关注。重庆《新华日报》曾以“主张国人一致抗日,提倡民众爱国运动”的评语对它表示赞扬。 《国民日报分》,系湖南省政府机关报。1937年张治中主湘后,派省政府委员宾步程兼任该社社长,易君左为总编辑,在有关省金的大问题上,发表了一些有份量的文章,它动员新闻界起来为人民说话,一是揭露地方政治的黑暗,二是动员民众抗日,保卫大湖南。 《观察日报》,创办者和主要撰稿人是黎渤、谭还模、任作民、李锐等共产党人。报纸4开4版,第一版刊登战争新闻和社论,第二版为国内要闻和署名文章,第三版是国际要闻及文艺副刊“观察台”,第四版安排本市新闻及各种通俗副刊。《观察日报》的主要特点是通俗、精悍,富有战斗力,赢得了相当一部分民众的欢迎,成为当时颇为出色的进步报纸之一。 《抗战日报》,它是根据周恩来、徐特立的建议,由中共地下党员田汉、廖沫沙于1938年创刊的。其宗旨是“团结各方力量,特别是文化界的力量,援助政府抗战”。所以除新闻文章外,还模“抗战青年”、“抗战教育”、“抗战妇女”、“抗战儿童”等7个专刊,每周轮流刊出,大力传播抗战文化。《抗战日报》的漫画在长抄报刊中独树一帜,其中有张乐平、丰子恺、廖冰兄等著名画家的作品,所以许多读者评论它:图文并茂,丰富多彩。 《市民日报》系长沙市商会机关报社长左学谦。报纸常代表商民发言,主张抗日,反对不法军警敲诈勒索和政府苛捐杂税,反映了商民阶层的要求。 《战时儿童》,它是一张面向小学生的报纸,每3天出一期。田汉、邹稻奋、张天翼等都为它写过稿子,报社在长沙的各小学都有小通讯员,因而内容十分丰富,深受儿童欢迎。《战时儿童》的编者还积极并展社会活动,召集儿童座谈,举行阅读比赛,举办儿童征文,组织演唱团到医院为伤病员慰问演出,对发动儿童参加救亡运动起了很大作用。 抗战时,不少外地报纸迁来长沙。国民党中央党部机关报《中央日报》1938年1月于长沙印行,内容主要是刊布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抗战方针、政令及各战场的战况。长沙“文夕”大火前迁往重庆。这一阶段长沙还有《全民日报》、《力报》、《霹雷报》、《湖南通俗日报》、、《楚之报》、《湖南妇女报》、《太晚报》等报纸,它们都为宣传抗日、发动民众尽了自己的一份义务。 1938年7月,由著名的新闻记者范长江发起,中国青年记者学会长沙分会宣告成立,分会号召青年记者团结起来,“在全国同胞、社会人士、同业先进的指导与帮助之下,共同努力,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自由,为中国抗战建国的新闻事业而奋斗!”中国青年记者学会长沙分会的成立是长沙现代新闻界的一件大事。它在长沙新闻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抗战时期,长沙的期刊也显著增加,最多时达80多家,它们部分是长沙本地的,部分是从沦陷区迁到长沙的。其中,直接由中共地下党员主持的期刊有《湘流》、《民族呼声》、《火线下》、《中苏》、《时事动态》和《今天》等,它们坚持抗战立场,帮助读者了解国内外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文化动态。《中苏》半月刊还注重介绍苏联的社会状况,每期发行达4000份,销售量在同时期湖南各刊中居先列。张治中任湖南省主席期间,为提倡让人民说话,特别授意湖南省政府公报室出版《湘政与舆情》月刊,由他的秘书王茨青主编。它封面以湖南地图为背景加上一把天秤,题词是:“人民的话是一把天秤!”内容汇集省内外和40多家报刊的新闻和评论300多篇,分省政与舆情、改进基层政治机构,各地情况汇报等18大类,中间对揭露征兵、征税、洞庭湖滨修堤中种种弊端的报道都有收录。编者还郑重声明:“只要是人民说出的话,不论怎样怪俗,我们一概愿意搜罗。”虽然《湘政与舆情》出版的期数很少,但确实是民国时期官方出版物中别具一格的一种刊物。 这一阶段,长沙较为重要的刊物还有:《现实》半月刊,它由长沙第二中学附小的青年女教师唐荣前、廖申之等组织创办,读者主要为妇女;《文学月刊》,由长沙文学月刊社编,它的创刊号宣称:“在这全面抗战的时期,文艺工作者的步调当然是应该统一的,所以本刊的文字,有一致的阵营和一致的态度,”显然,它是个统一战线的刊物;《抗战文化》月刊,为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主办,它大力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动员民众起来抗日救亡,报道抗日前线消息,介绍战争常识,撰稿人中有茅盾、常任侠等人;《抗战汇报》,它的《创刊宣言》写道:“唤起全国的人士,共同抗战,首重宣传,本刊发刊的宗旨,重心即在于此”。它专门将抗战详情、战地写真、政府文告、名流著作、国际情报,综合整理起来,作系统的记载,以供民众测览,类似现在的文摘刊物。此外,还有《安业杂志》、《湖南妇女》半月刊、《新湖南》旬刊、《育英儿童》等,这些杂志大多在长沙“文夕”大火后停刊或迁徒他地。 抗战时期,湖南的书籍出版事业也十分兴盛。“七七”事变前,长沙没有一家真正的出版社,1937年底以后从北平、上海、南京等沦陷的大城市先后迁来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编审部、三一出版社、抗敌救亡出版社、中国战史出版社、战术出版社、正气出版社等出版机构。它们的到来推动了长沙的书籍出版业。仅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编审部编辑出版了《抗战小丛书》等数十种书刊。同时,长沙的社会团体也纷纷出版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图书;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的《抗战小丛书》,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的《中苏小丛书》,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农民抗战丛书》,国立戏剧学校的抗战剧本,长沙黑白社的《黑白丛书》,长沙抵抗社的《抵抗丛书》等。它们大都以抗敌救亡为主题。 抗战前期,长沙的书局数量剧增。外省迁来或外省在长沙设立的分支机构有商务印书馆长沙分馆、中华书局长沙分局、世界书局长沙分局、上海杂志公司、上海书店、生活书店、新知书店等。其中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早在抗战前已立足长沙,它们历史悠久,资金雄厚,规模较大,是长沙书业中的佼佼者,抗战爆发后,各书局都发行了相当数量的抗日救亡书刊。长沙本地的书局有文善书局、湘芬书局、广文书局、新路书店、民众书店、新文书局等。其中文善书局、广文书局原先以收售古籍为主,是湖南最大的古旧书店,“文夕”大火后元气大损,基本停业。 抗日战争是一场伟大的民族救亡战争,在这场民族圣战中,长沙新闻出版界人士出版书刊,编印报纸,宣传抗战,鼓动民众,为民族救亡尽自己应尽的义务,也写下了长沙文化史上浓重的一笔。
(以上内容摘录于《长沙历史文化丛书》之《湖湘文化之都》,郑佳明/主编,郑焱/著,请以原书内容为准,未经授权许可,严禁复制转载引用!如需使用,请联系《长沙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或名城长沙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