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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长沙文学艺术界

2008-10-9 20:24| 发布者: admin| 查看: 856| 评论: 0|原作者: 文章注明|来自: 文章注明

  抗战初期,长沙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而成为战略后方,并被人们誉为“文化城”,当时北平商务印书馆编审处、民国学院、上海生活书店、南京国立戏剧学校、汉口新知书店等一大批文化教育出版单位迁经长沙或在长沙建立分支机构;北大、清华、南开3所著名高校在长沙成立了“临时大学”。郭沫若、茅盾、邹稻奋、沈从文、闻一多、来自清、冯友兰、金岳霖、左舜生、梁实秋、孙伏园、黎锦熙、洪深、田汉、曹禹、吴祖光、范长江、吕振羽、翦伯赞、张天翼、张曙、熊佛西、薛暮桥、钱君陶、杨东蔬、谭还模、廖沫沙,以及世界学联代表团、菲律宾记者战地访问团、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法国记者李蒙夫妇、日本反战作家鹿地豆、池田幸子夫妇……等众多中外著名文化人士先后从北平、上海、南京、武汉等地来到长沙。虽然其中有的人在长沙停留的时间并不长,但通过演讲、撰文、著书等各种方式,对长沙文化产生了广泛影响。他们的到来,使长沙群星汇聚,文化气氛空前浓烈。抗战前期,仅长沙较著名的文学戏社团就有青春文艺社、醒狮文艺社、赫随文艺社、戌地文艺社、今天社、楚波月刊社、逆流剧社、一九三六剧社……等数十个,蔚蔚大观,形成长沙文化史上少见的盛状。 
  这一阶段,长沙的文学创作空前繁荣,沈从文的散文《湘西》,张天翼的小说《华威先生》,吴祖光的剧本《凤凰城》,艾青、田元的诗《兵车》、《烽火遍黄河》,郭沫若、茅盾的文学评论《对文化人的希望》、《第二阶段》……等,都产生于长沙。据不完全统计,仅1937年7月到1938年底,在长沙公开出版的小说集、诗歌集、报告文学集、剧本集就有17部,还有大量散篇发表在省内外报刊上。1938年2月,茅盾、田汉、张天翼、谭五模、王鲁彦等100多人共同参加了长沙文艺界举行的联欢会,会上确认实行大团结,坚持抗战到底,推进文学创作为长沙文艺工作者的根本方针。之后,作家们纷纷以献身国家民族的热情,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他们从火热的生活中提炼素材,塑造典型,以绚丽多彩的笔墨,创作了许多寓以感染力的艺术作品。同时,在救亡时期的文学应是巳首,是大刀,是炮火,是冲锋的呐喊,是行军的激越战曲的思想指导下,长沙涌现出了大批群众喜闻乐见的战地通讯、报告文学、街头剧、街头诗、朗诵诗等,发挥了卓有成效的宣传鼓动作用。
  抗战时期,长沙的戏剧活动也相当活跃。“七七”事变不久的7月19日,长沙新世界戏院就上演新剧《抗日救国》;8月底,长沙戏剧业同业会开始有组织地进行戏曲抗日救亡活动,市话剧团体首演《伟大的女性》、《血洒卢沟桥》;9月,湘春园剧场推出《东亚风云》、《逆耳惊魂》,湖南戏剧学会又公演《保卫卢沟桥》。这一系列演出,拉开了长沙抗日救亡剧运的大幕。之后,长沙戏剧界人士走向民间,在农村、街道上演自编小戏,鼓动民众的抗战热情。其中《放下你的鞭子》、《为国牺牲》等都使观众泣不成声,激起了对侵略者的无比仇恨。
  在长沙本地抗日救亡剧运掀起高潮时,外地的戏剧宣传团体也陆续进入长沙。其中,上海标准剧团来长演出《上海血战》、《全面抗战》,国立戏剧学校巡回公演《最后关头》、《毁家抒难》;武汉民族剧社演出《夜光怀》等等。这些演出几乎场场满座,赢得了无数长沙观众。随国土的不断沦丧,大批流亡来的外省剧团和宣传队又相继途经长沙,先后有上海复旦大学、大夏大学联合步行宣传团、山东省立戏校抗战公演团、国立杭州艺专宣传团、南京宣传剧团和难民剧团、上海小小流动剧团、临时大学剧团、民国大学剧团;江苏大同抗日流动宣传队、上海新时代剧团等。它们或在剧场、或在街头演出,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无不使观众和来往行人动容。从1938年起,长沙各团队与外来团队一起连续举行纪念和庆祝“一.二八”、“五·一”、“五册”、“八·一三”、台儿庄胜利的大型演出,最多一次参加联合演出的单位达16个,使长沙全城鼎沸,群情振奋,形成了长沙文化史上前所未有的壮观场面。
  在叙述长沙抗战戏剧运动时,特别值得提一下一位中国现代的著名戏剧活动家,《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作者,长沙籍人田汉。田汉,幼年酷爱文艺,11岁在长沙读高小时就喜欢湘剧、京剧,几于入迷。14岁动笔练习写剧本,根据《三娘教子》改编的京剧《新教子》,发表在1921年的《长沙日报》上。18岁时于长沙师范学校毕业后留学日本,在东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与创造社。1922年回国后,任上海中华书局编辑,1924年创办《南国半月刊》,之后,又先后参与创办南国电影剧社南国艺术学校,1927年主持上海艺术大学,主要致力于以话剧创作及演出为主的新艺术运动。1930年参加发起组织中国自由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次年又组织左翼戏剧家联盟任主席。1937年l1月后,田汉曾几次到长沙,参与组织长沙“抗战歌剧研究会”,发行《新长沙报》,并在长沙改写了《梁红玉》、《新雁门关》等剧本,都隐含抗敌救国的寓意,在长沙抗战前期的文艺学术活动中起了重要影响作用。
  抗日救亡运动也为长沙的音乐和美术界灌注了新的战斗活力。1936年夏,湖南文艺界救国会在青年音乐家张曙的指导下,在长沙举行国际音乐会,听众多达6000余人。“七七”事变后,长沙的音乐工作者与平、津、宁、沪等地来长的音乐工作者一起,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歌咏运动。街头演唱、游行歌咏、电台播唱、慰问伤员,长沙城到处是抗日的歌声。1937年 l1月12日,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组织的有4000余名歌咏队员参加的歌咏游行队伍所到之处,雄壮嚎亮的歌声此起彼球,响彻云雷。1938年10月,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颇得好评的盛志社管弦乐队来长沙举办以征募寒衣捐赠前方将士为主旨的音乐晚会。这支乐队集中了各方面的音乐人才,以游历欧洲四国的提琴圣手戴粹伦为队长,队员中有著名的小、中、大提琴手,银角、伸缩喇叭、钢琴演奏家,阵容强大,技艺精湛,是长沙前所未有的一次音乐盛会。10月10日,疏散到长沙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人员组织了省内外10余个音乐团体举行联合歌咏会,当最后进行气势磅礴的大合唱时,5000名情绪激奋的观众围绕着200名歌唱者,掌声雷动,高潮迭起,被人们称为“血的奔流,热的狂欢”。这一阶段,长沙新声歌咏队、湖南文抗会歌咏协会、长沙音乐合唱团、民众音乐社、长沙联合歌咏团等相继在长沙成立,成为长沙抗日文艺队伍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抗战时期长沙的美术活动也围绕着抗日救亡的主题展开,在“把画布、颜色、画笔带入军队中去,带入农村里去,带入每个荒僻的角落里去”的口号号召下,美术工作者们举行抗敌图画展、农村流动画展,在大街小巷绘制大幅壁画、漫画、标语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美术工作者还在新闻出版界的支持下,编印了多部抗战画集、画刊,其中有《抗敌正气画集》、《暴日兽行纪实画》、《抗敌画报》、《阵中画报》等。著名画家丰子档、钱君甸、张乐平等先后到长沙,参加了长沙《抗战日报》、《大众报》等报刊的美术编辑工作,许多传世的美术作品就在此时此地产生。它们为长沙文化历史的画卷增添了新的光采。 

(以上内容摘录于《长沙历史文化丛书》之《湖湘文化之都》,郑佳明/主编,郑焱/著,请以原书内容为准,未经授权许可,严禁复制转载引用!如需使用,请联系《长沙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或名城长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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