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初的长沙新书社与新报刊

　　历史进入20世纪后，长沙出现大批现代书社和现代报刊，它成为世纪初长沙最显著的新文化现象之一。
　　追根溯源，长沙的现代出版业萌芽于维新时期，当时有新学、实学、强亚、广益、学战等刻印销售新式书籍的书局，只是规模都还较小。1903年，长沙出现了一家集益书社（后改名集益图书公司），它经销上海出版的新书和售卖教学仪器；稍后，长沙群治图书公司（后改组为集成图书公司）创办，经营各学堂所迫切需要的讲义，并出售各种书籍。这两家公司规模较大，开业时间较长，因此人们认为是“湖南创办新书业之始基”。1909年，又有一家私营出版机构长沙宏文图书社开业，它起始专营石印书籍，1914年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参加者有方维真、徐特立、黎锦熙等，社内设编译所、印刷所、发行所，先后编译出版图书30多种，以后由于业务清淡，改组为新记宏文印刷社，专营印刷，不再出版图书。1912年，中华民国创立，长沙成立了湖南图书编译局，编译出版了一批教学用书，都是当时推行新式初等教育迫切需要的书，2年后它并人湖南官书报局，1917年关闭。与此同时，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广益书局、锦章书局等几家大书局先后来长沙设立了分局，从而使大批上海等地出版的新式图书传入湖南，对湖南思想文化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并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新文化运动前后，随社会思想文化界的空前活跃，许多长沙人士独资或集资开办书店，其中以健康书社和文化书社最具特色。健康书社由长沙文化教育界的著名人士黄醒创办，开始以经营销售体育书刊为主，同时兼营社会科学书刊和文艺书刊。1923年扩大营业，增加图书出版业务。次年书社再度扩充，改名湖南印书馆。
　　文化书社创办的目的是传播新文化，它在长沙各报刊上登载的《书社发起缘由》中指出当时的湖南还没有真正的新文化，表示自己愿意用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文化书社的成员有方维夏、仇鳌、朱剑凡、易培基等36人，推易礼容、彭璜、毛泽东3人为筹备员，易礼容为临时经理。1920年9月9日，文化书社正式开始营业，半年内即先后与省内外六七十家单位发生往关系，以后还逐渐扩大。中间联系业务最多的有广东新青年社、上海泰东书局、亚东图书馆、北京大学出版部、北京晨报社、武昌利群书社……等。文化书社还在浏阳、宁乡、平江、宝庆（今邵阳）、衡阳、武冈、溆浦等地设立了分社；在长沙城内的第一师范、一师附小、楚怡、修业学校成立了贩卖部。书社开办之初就销售160多种书籍，40多种杂志，3种报纸，且售量很大。其中，凡新文化运动中全国最著名的报刊如《新青年》、《少年中国》等都包括在内，书籍中大部分是介绍西方社会科学的著作，杜威的五大讲演集销售额占据首位，反映出湖南知识分子对此抱有浓厚的兴趣；而广被购售的《新俄国之研究》、《劳农政府与中国》，反映了人们对十月革命后俄国的关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资本论入门》占书籍售量第二，达200本，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小册子《劳动界》周刊位据期刊销量第一，竟达5000本，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受到人们广泛的欢迎，并为共产党组织的创立准备了思想文化的条件，这是文化书社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五·四”前后，湖南是全国新书籍销行最多的省份，这与文化书社的努力有相当关系。 
　　民国初年，随清王朝封建专制政体的垮台，各类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最著名或最有特色的有：
　　《长沙日报》，原为清末湖南地方官报。湖南光复后被革命党人接收，成为同盟会在湖南的机关报，傅熊湘任总编辑，面貌一新，很负时誉。在袁世凯图谋复辟帝制期间，它发表《湖南民党讨袁世凯檄文》，历数袁的一项逆罪和18项大罪，正气凛然。1917年因火灾终刊。
　　《湘汉新闻》，后改名《天声报》、《天民报》，该报发行画报若干期，为湖南画报的起始；但不久即被军阀汤芗铭查封。 
　　《演说报》，1912年4、5月间创办，每日出4开小报一张。内容除演说词外，有国内外和本省地方新闻及歌谣、故事等，全部用语体文，即使原为文言的电报、公牍也都译成语体文。该报是湖南小报和语体文报报纸的首创者，后隶属于教育行政机关，1914年改名《通俗教育报》。1920年又改名《湖南通俗日报》，何叔衡为馆长，谢觉哉为总编辑，内容更新，是湖南少有的进步报纸。
　　《大公报》，这是民国时期长沙，也是湖南最有影响的报纸。1915年9月创办，刘人熙、贝允昕先后任社长，李抱一、张秋尘任总编辑。该报创办之初即对袁世凯的种种例行逆施不断加以揭露和抨击，受到湖南人士的欢迎，销售量很快增至1万余份，为全省各报之冠，极负声誉。人赞曰“褒贬一宇抵千城，大道为公明自生。奋力扶轮归大雅，不教瓦釜作雷鸣”。“五四”运动时，该报又辟专栏刊登学生运动消息和评论，表示支持，并连续载文介绍卢梭、达尔文、克鲁泡特金、马克思、杜威等人的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评论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教育哲学、社会政治哲学等各种不同的学说流派，刊登介绍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鼓动思想解放、文化更新的文章，并报道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对湖南新文化运动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到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的今年中，长沙先后创办过的报纸还有《大汉民报》、《女权日报》、《军事报》、《华瀛觉报》、《黄湘日报》、《大同日报》、《湖南商报》、《湘省日报》、《民国日报》、《立言报》、四开纸印行的小报《长沙夜报》、《潇湘雨》……等等。
　　随报纸的迅速增多，对新闻稿的需求量也随之加大。因此，1913年在长沙成立了专供通讯的湖南通讯社，以后又继起湖南新闻社、中华通讯社、华美通讯社、大中通讯社等等。为维护报界利益，协调内部关系，1912年湖南报界人士又在长沙成立了“湖南报界联合会”，推贝允昕为第一任干事。以后几十年中该联合会一直时断时续地展开活动，在湖南新闻界的作用很大。
　　20世纪初，在长沙创办新报刊的浪潮中，一批著名的编辑记乾，如刘少少、贝允昕、龙兼公、张平子等都是长沙本地人，其中刘少少最为出名，具有全国影响。刘少少，原名和，宇少双，少年时就学岳麓书院，戊戌后赴日攻读法政，积极为杨度主办的《中国新报》撰稿。1909年任《帝国日报》编辑，以少少笔名撰文，开始在新闻界崭露头角。民国后，先后担任过长沙《湖南公报》、《公言》等报刊杂志的记者、编辑和主笔。袁世凯图谋复辟帝制时，杨度曾想聘刘少少为筹安会顾问，月送千金，刘少少严加拒绝，说：“吾誓不与乱臣贼子为伍”，并与杨绝交，拂袖走天津，作《袁世凯论》，将袁世凯斥为曹操、王莽之流，各报争相刊载，不胫而走。一时“京国咸知刘少少其人”。1918年他应聘到北京大学任教，仍不断为各报写稿，直至去世。刘少少写的文章“庄谐杂出，时杂倭语，而务出己意”，“时有新思，琼绝意表”，受到不少知识分子的欣赏。他虽曾反对白话文，为一部分知识分子所不屑，但他对长沙和中国近代报刊事业所作出的贡献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以上内容摘录于《长沙历史文化丛书》之《湖湘文化之都》，郑佳明/主编，郑焱/著，请以原书内容为准，未经授权许可，严禁复制转载引用！如需使用，请联系《长沙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或名城长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