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学社和弘扬国学

　　民国初年，湖南长沙还出现了一批以保存国粹，弘扬国学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他们以刘人熙为代表，创办船山学社，发行《船山学报》，在湖南教育文化界产生了相当影响。
　　刘人熙，浏阳入，字民生，号蔚庐，早年就读长沙城南书院，服膺船山学说，注重经世之学，曾任广西道员；1907年，他出任湖南中路师范学堂监督、法政学堂总办。这年秋，湖南教育会成立，他被推为会长。辛亥革命后又一度担任都督府民政司长，因感社会政事日非而辞职。刘人熙认为王船山学说是“救时之良方”，呈请成立了船山学社，编辑了《船山学报》，并创办船山中小学，筹建船山专词、船山大学和船山图书馆。刘人熙的目的，是想通过这些活动来弘扬传统国学，并依凭它改良社会。他反对封建君主专制，1915年衰世凯企图复辟专制时，与贝允昕等创办《大公报》，公开抨击欲帝制自为者。护国战争后，刘人熙短暂担任湖南代理督军兼省长。1918年与上海爱国人士组织策进永久和平会，刘人熙被推为会长，次年病逝于上海。遗著有《蔚庐文稿》、《蔚庐诗集》、《蔚庐文集》、《刘人熙日记》等。
　　刘人熙与船山学社的创始人都是传统的道德决定论者。他们一致认为，民初之所以社会动荡，其根本原因在于固有道德沦丧。因此，他们以拯救社会的精神道德为己任；船山学社创办的本意即在于此。所以有人评论说：“先生(刘人熙)组织斯社之意，一面为抚怀先哲，表彰船山之绝学；一面为拯溺救焚，亟于维持人心风俗……，本社对于讨论学说，须以阐发义理为主旨；对于指导社会一世之事，必以提倡道德为要素。”《船山学报》的发刊也是如此，第一期所载的《学报叙意》说：“船山学报何为而作也，忧中华民国而作也……，逐日权利之争几危社耀，痛定思痛皆以人才衰息，民德堕落为其病源。”
　　既然以维持人心风俗为目的，那么怎样来做到这一点呢?船山学社同仁认为办法是提倡气节，发扬国学，演进文化，首先是重新弘扬与广大孔子学说。他们陈言，要提倡道德必须先昌明一种社会历史上最有势力的道德学说，使人人闻之而生信仰之心。信仰既深，才会奉行，而我国社会上、历史上最有势力的道德学说都是以孔子为源头，因而“舍昌明孔子之学说无下手处”。为此，他们对孔子学说极尽赞美之辞，称“集群圣之大成，为生民所未有”；“大义微言，搔之无尽“；认为要改善社会道德“不必专贩异说以求新，在温故而知新则日新之盛德在是矣。” 
　　孔子学说，是中国数千年道德精神的主体核心，在新的历史时代倡言对它“温故而知新”，实质是回归到1日传统中去。船山学社的演讲和《船山学报》所刊的文章，相当一部分都是以阐发、颂扬旧伦理道德为主旨的。如1915年7月的千次船山学社的聚讲上，一位演讲人为“三纲”一一加以辩护。认为君权太重固为暴政，但如君上无权，那么人自为政，又怎能图治?所以君纲不能废。父虐子、父虐妻固为野蛮，但不孝也是莫大的罪恶，所以父纲也不可废。至于阴盛阳衰，牝鸡司晨，更是衰世之象，因而夫权更不能废。演说者甚至主张当时普遍兴办的女学应对女生训以“四德三从”，培养她们为贤妇贤母，与当时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彻底否定旧伦理道德，重铸新国民道德相比，一部分船山学社人士的思想观念显得保守与陈腐。保守的道德观并引发出错误的政治观，对旧孔学的无限推崇，使他们与北洋政府尊孔复古的逆流相合拍。学社社员对把孔、把天的决定倍加赞赏，再三强调“尊孔诚是也”。而对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行动却表示不满，指责他们发动“二次革命”是制造社会动乱，目的是争当总统。刘人熙在发挥王船山义利之辩时曾这样说：“以义而开民国，武昌振臂一呼，天下响应，五族共和，渐积之热然也；以利而争总统，南昌首难，碟血长江，末六旬而逮逃洋外，义之必利而利非可以利者，非事理之显然乎?”称孙中山、黄兴等人护卫共和之举为争利，显然是一种误解。 
　　应该指出，船山学社的多数参加者与叶德辉等不同，他们并不反对推翻清王朝，而赞成建立民国；当袁世凯复辟帝制自为时，船山学社的许多社员都公开加以抨击。但船山学社与女船山学报》宣传尊孔，主张借复兴旧道德以救治社会的主张，却在客观上形成一股强大的保守主义思潮，直接影响了新文化运动在长沙及湖南的展开。而这股思潮之所以会在民国初年的湖南长沙得以形成，大致有3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 湘军的传统影响。以卫道为旗帜的湘军集团兴起后，在湖南本士大大强化了传统的保守意识。维新、革命的冲击，新教育、新报刊的发展，都未动摇它的根基。卫道观念，仍是一部分湖南知识分子的基本观念。1915年，《船山学报》第2期刊登过一篇题为《论卫道之精神》的文章，文中先极力赞扬“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方物，峻极于天”；次攻击民主、共和、自由、平等是“异端纷起”；再宣扬护卫“圣道”、“名教”，其中心旨意及语调笔法，都与湘军的《讨粤匪檄》如出一辙。
　　第二， 虽然辛亥时期湖南志士是极为活跃，人数又十分可观的一个群体，但只要细加剖析，就可以发现他们中间的相当部分人并没有理解和接受民主共和思想，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还是以“夷夏之辨”为核心的种族意识。当他们在以“排满”相号召时，还深切地追忆自己汉族祖先的辉煌业绩。然而，就在这回顾以前历史，挖掘其中值得夸耀的东西时，保护国粹的意念便油然而生了。于是，一些原先很激进的民族革命者，在辛亥后又很快变成了传统文化的护卫者和新文化的反对者。 
　　第三，由于长沙地处南北要道，在民初的军阀混战中成为各方争夺的焦点，战灾频繁，兵匪共起，百业凋零，民不聊生，因而社会秩序的混乱和政局的动荡更超过其他地区。从1911年11月响应武昌起义到1919年的8年中，仅都督就易位9次，这使原来对共和制度充满希望的人们迅速跌入失望的深渊之中。他们痛切陈言，“自民国以来，人民感受种种痛苦，毫无福利可言”；“理想中庄严准琛之中国，亦仅成梦幻耳”。自击以来，中国人似乎就受一种思维习惯的支配，一旦现实使人感到失望，人们总是把目光投向已消逝的古代，去追寻尧舜大同、三代盛世的幻梦，企图从传统中觅药方，以复古求出路。民国初年的长沙及湖南士人也没有越出这个规范，从而为国粹意识的泛滥盛行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以上内容摘录于《长沙历史文化丛书》之《湖湘文化之都》，郑佳明/主编，郑焱/著，请以原书内容为准，未经授权许可，严禁复制转载引用！如需使用，请联系《长沙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或名城长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