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长沙社会习俗的变化

　　清末民初，长沙的社会风气产生了一些新的变化，总的趋势是逐渐走向近代文明，但旧的观念与习俗依然普遍存在。
　　辛亥革命后，国民政府明令禁止蓄辫、缠足和吸食鸦片。长沙民众都把辫子看成是甘心作清朝奴隶的标志，纷纷自行剪去，一些保守者也在学校或街上被强行剪去，只有少数自命为忠于亡清的遗老遗少才把辫子盘在顶上，用帽子遮盖起来，或者索性把头发全部留起来，改作道士，以抵制剪发。民初，女子放足在长沙城市家庭中也成为普遍现象，维新中开始倡导的不缠足，这时才真正得到实现。但妇女剪发还受到当局制止。有女校学生组织了“妇女剪发会”，呈报官厅立案，被斥为“不中不西，不男不女之怪现象”，责令蓄发恢复原状。
　　在服饰方面，以前长沙人衣式以宽博朴质为主，平常衣服喜用棉布，因其价廉质牢温暖而受到欢迎，俗称大布之衣。清末民初，国外衣料传人湖南，洋纱、洋布、竹布、羽缎、呢绒……均从外洋输入，花团锦族，棉苎各料的销路亦由此锐减。当时长沙的湘南锦悬牌衣料店在《长沙日报》刊登广告，称“所有绸缎洋货，均照申杭时价批发”；谦祥益绸庄也告示“本庄出售泰西呢绒”。可见一些绸缎店都销售外国绸料。辛亥光复初期，因禁穿清朝官服，长沙城中的公务员一度佩戴白布臂章，上面标明职别，加盖机关印信以示身份。之后，公务员和社会上层人士中穿西装革履者逐渐增多，尤其是中山装十分流行。同时，上海等地的时装款式在长沙开始流行，男女衣服高领窄袖，腰围仅足束身，一时“竟逐时尚，衣宽窄，长短，几于月异而岁不同”。少数人还披婚纱，穿洋礼服举行西式婚礼。
　　清末民初，长沙城中商店、学堂、银行乃至富家巨室的房屋建筑都趋于摹仿洋式。据1909年9月《长沙日报》广告版登载：长沙马太生绸庄“今夏改造新式洋楼门面”，钧和绸缎庄“仿造洋楼”，湘南京帽靴庄改装“双合新式洋楼门面”，由于洋式建筑比旧式建筑整齐美观，光线充足，空气流通，更符合卫生要求，所以长沙洋式建筑成一时风尚，同时，与洋式建筑配套出现的电话、电灯、电扇、自来水、抽水马桶、沙发、席梦思等设施，也在长沙相继出现，体现出居住文化上的一种进步。民初，长沙商店中“洋货业日渐增加”，西药、洋伞、纸烟、钟表、眼镜……等舶来物品遍及城乡，日益受到民众欢迎；舞会、扑克、桌球、电影等一类西方娱乐方式也渐被上流社会所接受。由于国民政府明令禁止磕头跪拜，社会上握手鞠躬之礼开始流行，“大老爷”等封建性称呼很快消失，西式的“先生”、“女士”等词成为普遍的社会称谓，表现出一种要求淡化封建等级观念和要求人格平等的社会心理。西方社会主义方式的渗入，必然促使人们的文化价值观产生变化，而这种变化又为新文化运动的发韧准备了一定条件。 
　　民国成立前，中国只用阴历纪时。民国成立后改用阳历，但民间较普遍的是中西历共同使用，一是习惯使然，二是农村以阴历节气为便。同时，长沙和全国其他城市一样，节庆纪念在民初有所更新，孙中山诞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殉难日、国庆、民国成立日都广泛举行纪念或庆祝集会。
　　辛亥革命后，全国男女平权，交际自由，婚姻自由的呼声很高，但长沙气氛相当保守。除女子入学已成常事，女学校有所发展外，省市政府机关中还没有女公务员。湖南唯一的一家《女极日报》仅在长沙存在几个月即告停刊。当时的社会人士还普遍以嘲讽的态度看待女权运动。直到“五四”时期，男女不能交往的旧礼俗有所放松，新民学会中就有许多女会员，男女会员常在一起开会活动，而子女们的恋爱婚姻自由，家长们也无法加以绝对阻止了。民初，新式婚礼在长沙逐渐开始流行，通常是由家长担任主婚人，男女双方各有一介绍人，并邀请长辈或有地位的人作证婚人；仪式前预先准备结婚证书一式两份，记上男女双方的姓名、年龄、出生年月等；男女一般都交换信物（如戒指），以作纪念；新婚仪式后，邀请各人出席酒宴。长沙传统的旧式葬仪十分繁杂，民国成立后，城区内也有举行仿照西式的新丧礼的，内容较为简单。来宾中男子左臂佩黑纱，女子胸前缀黑纱结，吊仪以挽联、鲜花、花圃为礼物。礼节大致是奏乐、唱歌、献花、读祭文、鞠躬等等，更体现出一种近代文明的气氛。 
　　民国初年，长沙政界风气也有所变化，官员仪从，“大人”称谓革除了，其他的一些约束也随之消除。前清时，官员可以纳妾蓄婢，但不许宿娼叫局；官员可以把酒席叫到家中摆宴，但不能公开上馆子。民国成立后，则官员、议员不仅可以在饭馆里叫堂差，还可以到妓院摆花酒待客。因而，当时长沙原有的饭馆都扩大了门面，新添了多家酒楼，娼妓人数也急增。这种情况固然是对封建假道学表示厌恶，标榜文明的反映，又表现出社会过渡时期一种无规范的放荡心态。当时，打麻将之风风靡全市，据1912年印行的《湖南民情风俗报告书》记：“麻雀牌十年前湘中尚无此戏，盖近年由宦商及苏扬娼家传来，而流行日广，省城(长沙)及湘潭、常德三处商业繁盛，妓馆林立，此风盖尤甚也。”民国初年，政府曾厉行禁止打麻将，但远未能扫清。长沙、湖南原先较为闭塞，民风朴实节俭，酒妓麻将，都是广东上海地区的风习影响造成的。
　　清末民初长沙的宗教活动也趋于活跃。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使西方传教士得到了在中国广泛活动的机会，在长沙的传教士迅速增加，而且他们在传教过程中还尽可能符合民众的习惯，适应其文化心理。如在长沙所建的教堂，红墙画栋琉璃瓦，除十字架外，一般都仿照中国古典式建筑。1911年，长沙基督教青年会成立，它开办中学、补习班、图书阅览室、各学科夜校，组织球赛、歌咏比赛、舞蹈表演，开展话剧、旅行活动，虽带有宗教色彩，但在开近代社会风气方面，却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
　　湖南伊斯兰教在历史上属逊尼派，晦于元末明初；清末民初，湖北地区沔阳发生水灾，大量回人南下入湘，伊斯兰教徒再次增加。辛亥革命后，提倡五族共和，民族歧视有所减弱，长沙、湘潭等地都新建了清真寺。1919年，湖南穆斯林在全国首创成立“回教教育辅助会”，翻译了《赫体》、《杂学》等经书，编辑出版了初高级《阿语读本》作为回族学校的教科书。此书畅销全国各地清真寺，尤其是西北五省前后发行了万余套，尚供不应求，影响很大。
　　民国初年，长沙先后成立了一些全省性的佛教组织。它们有：中华佛教总会湖南支部，1912年成立，是湖南最早的佛教团体，会址设长沙开福寺，在湘潭、浏阳、攸县、衡阳、衡山、桂阳、常德等地设立了分部。该会会长永兴，又名海印，是南社社员之一，工画善诗，担任开福寺位持。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政局动荡，中华佛教总会被迫解散，湖南支部和县分部也都停止了活动。湖南佛学会，1912年成立，由佛教居士吴雁舟创立，他是清末翰林，谭嗣同好友，辛亥贵州光复时一度任都督。该会成员一般社会地位都较高，且有相当学识，所以活动范围较广。
　　社会风俗的演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民国的成立虽然使长沙社会习俗向近代文明迈进了一大步，但买卖婚姻、神道设教、等级制度等以前的种种陈规陋习依然严重存在，出现了中西新旧社会习俗并存的复杂状况，这种状况在长沙维持了相当长的一个时期。

（以上内容摘录于《长沙历史文化丛书》之《湖湘文化之都》，郑佳明/主编，郑焱/著，请以原书内容为准，未经授权许可，严禁复制转载引用！如需使用，请联系《长沙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或名城长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