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封建文化的沉渣泛起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宣告中国千年封建专制制度的终结。对此，一向以卫道者自居的长沙部分守旧士绅极为反感。他们攻击革命军是“铜马黄巾寇”，哀叹“金瓯堕地难收拾，玉石连冈并毁焚”。原湘绅领袖王先谦在自己的文章中称清皇朝“思泽素淳天下”，而革命是一场“肇乱”，为此他改名“避”(逃避、隐循的意思)，避居乡间闭门著书。这是当时长沙守旧士绅一种比较典型的心态。
　　忠于亡清的长沙守旧人士在认识上都还有一个共同点。即把清王朝的灭亡归结于新学的兴起、旧学的不昌和传统伦理纲常的崩溃等文化原因。他们哀叹，新式学堂的广泛设立，尤其是清政府对出国留学生不加约束，以致于“流言朋兴，莽戎狙伏，及难发而大局已成瓦解之势，讵不痛哉！”有的更把辛亥革命连同民初军阀的混战都归咎于经学的衰落，说：“自辛壬变法以来，一切经学之书，其值不逮一国朝诗文集之半，背本逐末，专务浮华，纲常名教之大防一经溃决，不可收拾，沿至今日，兵戈水火之劫，遍于中原。”因此，他们认为必须笃守程朱理学，称“与其为今日学堂之亡国破家，毋宁为旧日书院之守文谈道。”出于恢复旧经学的目的，1915年，长沙成立了湖南省经学会，宣言要对“有动违礼则及臆造新说，淆乱经义者，公同纠察”。足见它的唯一宗旨就是以封建的旧文化意识来对抗新文化思潮。该会定期讲学，讲论尊经复古一类内容。
　　在民初湖南封建文化沉渣泛起的逆流中，叶德辉最引人注目。1915年2月，他呈文袁世凯，对民国成立后取消原来学校开设的读经课程表示不满，要求小学必读《论语》、《孝经》、《大学》、《盂子》，中学必读《尚书》、《左传》，呈文中说“倡明经术，即在此时，楷模人伦，期之元首”。他还在讲授经学之际编写了《经学通访》一书，书中把哲学、文学、史学、文字学、金石学都依然作为经学的附庸，与当时新学派倡导的近代学科划分法相歧。叶德辉明言该书的宗旨是“不言微言，而言大义”，—说：“大义虽乖；可以随时匡正，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是之谓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之为不乖。”他并极力贬低在近代常作为改革者理论武器的今文经学，称是今文经学的“肆其邪说”，才使得“经学晦盲而清社亦因之而亡”。显然，《经学通话》充斥着复古守旧的气息，但它却被作为民初湖南省教育会印行的教科书，以两角大洋一本的价格在湖南广为发行，增强了当时湖南社会的文化保守意识。这种保守意识延续到“五四”时期仍然十分浓厚，一些“国粹派”教员盘踞学校，有的甚至公开宣称凡是学生的白话文章一律不改。1919年10月孔子诞辰时，从省至县，各级行政官员均亲自去孔庙恭行祭把。当时统治湖南的督军张敬尧相信道教，一时间修观扶敞，迎真人，传神道之风在长沙及湖南盛行，直接阻碍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文化意识的守旧必然与政治态度的反动相联系。当衰世凯企图复辟帝制时，湖南是拥袁较为坚决的省份。1915年8月，长沙成立筹安会分会，由叶德辉任会长，左学谦、杨树谷等一批前立宪派人士均为会员。10月26日，湖南“国民代表大会”在长沙进行国体投票，一致赞成君主国体。之后，长沙、湖南各界上表拥袁称帝的，一月之内竟达百余之多，充分反映出辛亥革命后长沙及湖南守旧意识的浓烈。然而，它并没有阻止住长沙及湖南人民的“反袁驱汤”斗争。
　　保守意识的浓烈，严重阻碍了新文化运动在湖南的兴起。当1915年之后，以北京、上海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迅速波及全国时，湖南却相对平静。在1919年之前，民主与科学的呼声在三湘四水没有引起多大反响。《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众多新刊物，没有一家是湖南创办的。不仅如此，这些刊物在湖南的流储也极头有限。以4(新青年》为例，它在江苏有 l1个销售处，浙江、四川各有8处，连江西都有南昌、赣州等2地共3处，而湖南、至1918年还仅长沙群益公司 l处，除湖南师范学校等少数几个地方略有传阅外，读者寥寥。连长沙《大公报))都承认、“民国八年(1919)以前，鼓吹新文化之《新青年》杂志，在湖南虽得杨怀中(昌济)无生等赞许，而销行极少”。当时在第一师范伍载的杨昌济曾和黎锦熙等共同出版《公言》杂志，抨击封建的伦理道德，鼓吹改良社会，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思想，但应者寥寥，并且仅出两期即遭封闭，从而再一次证明了湖南思想文化界的沉寂。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1919年“五四”政治运动前一年，长沙新民学会成立时才被打破。

（以上内容摘录于《长沙历史文化丛书》之《湖湘文化之都》，郑佳明/主编，郑焱/著，请以原书内容为准，未经授权许可，严禁复制转载引用！如需使用，请联系《长沙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或名城长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