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学会：“空谷的足音”

　　自1919年“五四”政治运动爆发以来，新文化的浪潮席卷长沙与湖南。这年6月，由省会长沙教育界的知名人士陈润霖、朱剑凡、向绍轩、杨树达等发起组织了一个以“输入世界新思潮，共同研究，择要传播”为宗旨的新式学会，它提倡“采用正确健全之学说，而为彻底之研究”，故命名“健学”。健学会尤其注重对哲学、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文学、美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现代人生适用之学理及范围”的研究，采用的方法是搜集新出版的图书供会员阅览；定期或临时举行讲演，共同研探有关世界新思潮的问题。健学会的会则规定，凡人会者必须确有研究学术的志愿；会员所藏书报，应借给本会会员阅读；重要的问题，由会友共同研究，会员还应该遵守5条公约：( l)确守时间；(2)富于研究的精神；(3)学问上互助；(4)自由讨论学术；(5)不尚虚文客气，以诚实为主。
　　健学会的经常活动是讲演，讲演所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据长沙《大公报》记载，健学会成立之初就由朱剑凡作题为“中国人生的观念与死的观念之根本谬误”的讲演，指出生死观就是人生的根本觉悟问题，这根本觉悟是人生自身的问题，西洋人对于人生自身问题的研究现今已达到了最透彻的地步，而中国人还是迷离恍倔不知究竟。朱剑凡认为中国人生死观的根本谬误有4点：第一，凡是先人做过的无论是非都不忍改；第二，于死人形体上有妨害(实在并无妨害)的事即令有利都不敢去做；第三，凡可以尊敬死人的事，就是不由良心也要去做；第四，凡是恭维死人的话什么谎话都可以说。讲演结尾时强调：我们在世界上生活一日应该努力去造生命与幸福，预备着享受、预备着快乐，就是死了，形体是当然要朽的，但精神还是永远存在于未来充实的社会。
　　几天后，健学会又由张效敏作题为《作‘人’》的演说。他在开首就指出，由于政治上和社会方面的原因，中国以前只有奴隶与鬼怪而实无一“人”，因此，使奴隶和鬼怪都变成人就成为中国当前最紧要的急务。张效敏认为，要做一个真正的人必须符合3个条件：第一是要有人格，百姓对政府要有人格，子弟对父兄，女子对男子都要有人格。所谓人格，就是人的“个性”，在社会中，它必须是独立的，又必须是自由的。没有自由，个性也就混灭了，而自由中尤其是以意志的自由最为紧要，“意志不能自由，其他的自由就没有价值，人格也就没有价值了。”第二是“要有自己，既凡事要有责任心，以我自己为主体，不推矮，不盲从”，“然后我之为我才有价值，对于人生才无愧色。”第三是要有目的，就是一面发达个人的人格(个性)，一面造福于社会国家，造福于全世界的人类，只有有了目的，然后人格才会充分发达。张效敏再三强调，只有具备了人格、自己、目的，人才真正成为“人”，才能够生存于社会与自然之中，显，他是以西方的个性自由思想来争取人格的解放。
　　之后，健学会又先后有杨树达讲演《教育与白话文》，认为白话文能使人养成读书力，助长发表力，所以理应大力推广；陈润霖讲演《杜威氏的教育主义我国可以采用吗?》，提出杜威用平民主义做教育的目的，实验主义做教育的方法，可以说是对于我国的教育开了一个对症的药方；福湘女校美国教员宋女士讲演《人生问题》，认为改良教育以适应环境，是解决人生问题最重要的关键所在；舒新城讲演《桑戴克教学学说》、谢真君讲演《自动教育法的研究》，都主张采用欧美各国的教育方针，实施于中国大小学校。 
　　此外，健学会还有题为《平民政治》、《文言与白话》等等的讲演，内容极为丰富，几乎当时所有社会新思潮在健学会都得到关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湖南知识界人士渴望了解与接受新学说以改造旧社会的迫切性，以及当时湖南文化教育思想界开放、活跃、趋新的状况。讲演人的观点虽不相同，但基本都持稳健态，反对用激烈的方式改造社会。
　　健学会的发起人与主要参加者都是湖南教育界声望很高的知名人士，每次讲演的内容又都由《大公报》加以刊登，所以它的活动影响广泛，对新文化、新观念在湖南的传播起了相当的推动作用。毛泽东曾在《湘江评论》认为健学会的成立，使原先暮气沉沉的湖南出幽因而破烦闷，称它是“东方的曙光”、“空谷的足音”，表示“我们正应拍掌欢迎，希望他可做‘改造湖南’的张本”。这正是对健学会所作的贴切评价。 

（以上内容摘录于《长沙历史文化丛书》之《湖湘文化之都》，郑佳明/主编，郑焱/著，请以原书内容为准，未经授权许可，严禁复制转载引用！如需使用，请联系《长沙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或名城长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