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读互助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五四”时期，许多新青年将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日本武者小路的“新村运动”、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以及当时广为流传的“劳工神圣”、“与劳动为伍”等一类观念和主张相结合，创立了大量中国式的工读互助组织，企图以此手段来逐步实现社会的改良。1920年 l1月，长沙的一批青年学生组织了一个大同合作社，它宣言自己的目的，第一是提倡“劳工”，既研究学理，又发达生产，实行“工读互助”；第二是解决大众的经济问题，救济社会上一般消费者。大同合作社的产生，主要出自于对社会不平的不满，创立者说：“在旧社会中，措置很不适当，生产一方面，既被垄断于不劳而获的资本家；消费一方面，又为居间牟利的商人所操纵。资本家刮削工人劳力和血汗的代价以自肥，商人贪得无厌，过取物品的价值以中饱，社会因此受重大的苦痛。”显然，组织者已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剥削与被剥削的本质，并力图加以改造。但是，他们反对用激烈的改造方法，称“有人主张激烈，用破坏的手段从根本上来建设合理的新社会，这种理论与成效，我们何尝不觉得很快；但未免有一番扰乱，似乎不妥”，所以采用和平的方法，试办一办大同合作社作为初步的救济。然而，这种愿望在军阀专制统治之下只能是一种美好的幻想而已。大同合作社仅存在了l1个月就被赵恒惕以“实行共产主义，传播危险思想”为由封闭了。
　　1920年12月，长沙还成立了一个合作期成社，宗旨是“研究合作主义，提倡合作事业”，“本合作的精神来谋平等的幸福”。创办者表示，解放的范围很广，政治、社会、经济、伦理都包括在内，但经济的解放尤为迫切，而实现经济解放的“最切实，最和平的唯一方法，就是合作社。”该社初创时曾计划收集各种合作主义书刊，刊印宣传合作主义的印刷品，举办合作主义的讲演，解答有关合作事业的询问。但是，还没实际做什么该社就无声无息了。 
　　“五四”前后，新民学会的会员也深受工读互助、新村主义思想的影响。1918年6月，毛泽东、蔡和森、张昆弟一起跑遍岳麓山，想找一个适合建立新村的地方。之后，毛泽东还多次表示想把学校、家庭、社会结合为一体，建立“人人作工，人人读书，人人平等”的新的社会生活。他在《湖南教育》月刊上撰文说： “旧日读书人，不预农圃事，今一边读书，一边工作，以神圣视工作焉，则为新生活矣。”又说：“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这种“新村”，实质上是一种社会政治模式，它将学校、家庭、社会三者联结，逐一扩大，从而完成人与社会改造的同一性。1920年，毛泽东再次提及建立新村，他在给周世创的信中说：“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主义的生活”，“这种组织，也可以叫做‘工读互助团’。”但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和其他许多长沙、湖南的新青年一样，抛弃了和平改良思想，转而追求马克思主义。
　　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的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使社会主义思潮在湖南广泛流播。从1919年开始，长沙报纸大量登载《俄国共产党历史》、《列宁的历史》、《劳农制度研究》等一类文章；书店大量销售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其中仅文化书社所销的即有《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新俄国之研究》等多种。以前，湖南只有极少量的《新青年》流传，而1920一1921年仅长沙文化书社一处就售出《新青年》2000本。尤其是通俗小册子《劳动界》竟达5000本之多，从中可见社会主义在长沙和湖南受欢迎的程度。
　　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引起了人们对它的实践地苏俄的浓厚兴趣。1920年8月，原湖南学生联合会会长彭磺发起筹备以研究苏维埃俄国之精神学说为目的的“留俄勤工俭学团”；同月，姜咏洪、易培基、方维夏、何叔衡等又发起组织了“俄罗斯研究会”，该会计划发行俄罗斯丛刊，派人赴俄实地调查及提倡留俄勤工俭学。当时的长沙《大公报》评论说：”留俄勤工俭学团’和‘俄罗斯研究会’的成立，足见得湖南的教育界不拘成见，提倡新文化的一斑”；“也足见得湖南的人民精神活泼，勇于进取，大有要与世界文明族类并驾齐驱的勇气。”确实，一部分长沙、湖南青年开始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长沙和湖南的新文化运动因此而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俄国十月革命，采用的是暴力手段，革命后又实行了“劳农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受其影响，许多长沙知识分子改变了原先主张用温和方式改良社会的态度，转而主张走俄国的路，用激烈的方式彻底改造中国。新民学会成立时的宗旨本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毛泽东等还一度热心于工读互助主义和新村主义，但十月革命的榜样，各地互助合作组织的相继迅速失败，使他们深深体会到中国的改革也只能用武装斗争的方式，以革命的暴力对付反革命的暴力。时代的潮流，现实的启示，促动他们走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之路。1921年元旦，长沙新民学会会员召开新年大会，同意留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成员将新民学会宗旨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意见。大多数会员主张用“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来改造中国与世界。这次会议，还通过了研究和宣传马列主义，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联络同志，推广学校(包括夜校)，办印刷局、编辑社、通俗报、讲演团等具体的改造方法。于是，新民学会实际已变成了湖南共产主义小组，为组党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也为长沙历史文化增添了崭新的内容。

（以上内容摘录于《长沙历史文化丛书》之《湖湘文化之都》，郑佳明/主编，郑焱/著，请以原书内容为准，未经授权许可，严禁复制转载引用！如需使用，请联系《长沙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或名城长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