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思潮：人格独立与妇女解放

　　在倡导科学与民主的新文化运动主旋律中，争取人格独立、个性解放，是其重要内容之一。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发表的《敬告青年》一文即宣言：“人各有自主之权。”他指出，只有实现了人权平等和个性自由，才能求得政治的解放，思想的解放，经济的解放与妇女的解放。与之相同，长沙与湖南的新文化运动中，先进知识分子也大力鼓吹人格独立与个性解放。长沙《大公报》发表了题为《人生究竟为什么》的文章，劈头就提出“我为着谁生的?我生来做甚么?我是谁?”3个问题，试图重新审视人的价值，探讨人在自然、社会中的地位。文章充满着对人的颂扬和对个体独立性的尊崇，对把个人完全混灭于群体之中，个人必两完全服从君主、圣人意志的传统观念作了彻底的否定，得出了“我是人，我生着是为人生的，也是为着我生的!”结论。1919年夏，健学会举行第二次演讲时，又有人作了题为《作‘人’》的演说，指出中国之所以沦落到“国将不国”的地步，关键就在于国中只有奴隶而没有“人”，所以尊重人格，倡导自由，使民众成为真正的人就是最迫切的当务之急。《做‘人’》的演说者在演说中多次引用康德、杜威等西方哲学家的话语，并以西方社会做参照系来对比中国，宣称“美国个人主义的精神，是个个人都求自立，都要拿自己的才能去独立做事”，显然是受到了西方资产阶级个性自由思想的影响。 
　　要提倡个性解放，就必然要批判封建旧礼教的集中概括忠孝节烈四宇纲常，因为封建纲常实质上就是独立人格的束缚与毁灭。1919年12月，长沙《大公报》发表《我对于忠孝节烈的一个小批评》一文，对忠孝节烈一一加以驳难。作者百杭指出，社会的合理精神应是互助，而“忠”却只要求单方面的义务，例如仆人要尽忠于主人，卑幼要尽忠于尊长，而且不管主人尊长怎么对待自己，这单方面的义务不能不尽。所以，“忠”是一种畸型的道德，本义是取消自我，使人成为奴隶。对“烈”，作者认为教育、经济等社会制度的不完善并不能以少数人的自杀得到矫正，鼓励自杀，只是无缘无故地把一条有益的生命抛弃掉，是残酷。因此，大家应该少做几篇烈女传，少造几座牌坊，而多去做一些社会制度的改良。作者又认为，妇女再嫁与男子再娶一样，称不上有什么道德缺陷，而且守寡与再嫁本是女子的自由，无须分别旋表与贬辱，去鼓吹什么“节”。至于“孝”，作者首先指明“孝”与敬爱父母是两回事，“孝”宇含有绝对服从的意思，是专制时代的产物，使子女差不多完全消灭个性，不做一个社会的人，而做一个父亲的机械人。况且，一旦移孝作忠，人们对君主就必须绝对服从，变顺民为忠臣，“孝”又成为“忠”的基础。因此，对父母应该径直讲“敬爱”，讲“扶养”，但不必讲“孝”。文章最后说：“总括起来，就是要取消忠孝节烈4个根深蒂固的信条，一件一件改造起来，不要‘忠’，用‘互助’代替；不要‘孝’，用‘敬爱父母’代替；不用‘节烈’，用‘恋爱自由’、‘婚姻自由’代替。”可见，作者对忠孝节烈4字纲常的批判，归根到底是对传统奴隶根性的批判，取消这4字，就是要清除封建纲常对人们行为与精神的压抑，从而张扬新的社会道德意识，造就具有独立个性的新国民。
　　早在维新时期，湖南长沙的一部分进步人士就表现过独立人格的追求，但当时的形式与概念都是含糊不清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他们则站在民主主义立场上，对人的生存目的，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权利与义务等一系列问题从理论上作了详尽的阐发，并对传统伦理纲常加以彻底的批判，其进步性是显而易见的。
　　从人格独立、个性自由这一基点还引发出了男女平等、妇女解放问题。健学会人士在讲演中就多次指出，古代女子服从男子，是不认定他们有人格；女子无独立职业，只能依赖男子，是没有自由。1919年 l1月，长沙《大公报》又转载一篇名为《女子教育之革新》的文章，先从生理与心理的角度论证男女生之平等。作者说：“男女本是同类，在生理上考究之，同具有手足四肢、耳目口鼻皮肤五官；其内脏之构造，心房之位置，神经之分布，筋肉之组织皆相同，所差异者，只一小部分耳。在心理考究之，其精神之作用，如听觉、视觉、味觉、嗅觉、触觉等，及种种之知觉，筋肉之运动，感情情绪之活动，意志人格之具有，大体皆无差别。”既然生理心理是相等的，那么在社会地位上理所当然也应该相等。作者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发展女子教育，而且女子教育中应包括新文化思潮、新社会生活知识，人生的学术、个人、人格的独立自尊，群众生活的互助，与世界人类的关系，家庭社会的责任……等各方面，目的是培养在社会上独立自主的新女子。 
　　在新文化运动期间，长沙新文化人士反复从人格、个性的角度阐述妇女权利问题。一位署名挣子女士的作者在1919年9月的《大公报》上发表长篇文章《妇女今后之觉悟》，指出民主主义正成为一股世界潮流，它所倡导的，就是尊重世界上每个人的独立人格，使他们都能本此而去做有益人类的活动，从而增进世界文化。所以，“凡为人类，皆宜发展个性而享世界种种之权利”，妇女也不例外。为了使妇女具有完全的个性，作者认为必须从人格修养、学术研究、生活独立3个方面增进她们的能力。因为中国妇女长期以来完全丧失自己的人格，所以就需要进行新的人格修养，做到：(l)去除妇女的依赖性，而以个人为单位；(2)树立真实确定的人生观，进行教育、政治、法律、实业、农商等方面的学术研究，以发挥思想，随世界进步趋势而造福社会。显然，这种妇女观实际上是新文化运动中人格独立，个性解放思潮在妇女问题上的体现，它所依据的理论仍是西方哲学中的人本主义。正如长沙周南女校校友会的讲演时所表示的：“现在一切新思潮的基础，都是人本主义——即以人类为本位的主义——女子即是人类的一部分，当然是‘人”。因此，女子也应享受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具有自己的独立人格。 
　　1919年11月，长沙一位叫赵五贞的新娘因不满父母包办婚姻而在花轿自杀。第二天，长沙所有报纸都刊登了这则消息，队而引发了抨击封建礼教，提倡妇女解放的新高潮，教育界、新闻界人士均纷纷撰文发表看法。他们指出赵女士是封建旧婚姻的牺牲品，是被传统礼教所害死的，要使这些悲剧不再发生就必须实行妇女解放，还她们独立、自由的人格。青年毛泽东10多天内在大公报上接连发表了多篇文章，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对这一事件的评析。他首先揭示这一惨事发生的背景是“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意想的不能独立，恋爱的不能自由。”同时，欺人逛语免强牵合的媒人制度，横蛮的家长制度，以封建礼教为指导思想的社会舆论，都是致受害妇女于死地的原因。所以，毛泽东呼吁，全中国的男女青年都必须对这件事感到惊心动魄，产生一个“彻底的觉悟”，冲决腐朽的封建伦常秩序和家法制度，建立一个新社会。
　　湖南进步人士除了从理论上阐发妇女解放的必要性，对旧的封建礼教进行批判外，还探讨实现女子解放的具体方法措施。有的主张实施女子教育，认为“教育平等，是我们女子莫大的希望”；有的主张男女交际公开，认为“男女交际公开是改革婚制的先决问题”；有的提议平均财产，认为女子如果没有财产，就没有势力，将如同卖身奴隶，必然从属于男子有的呼吁增加妇女就业机会，解决女子生机问题；还有的强调必须男女法律平等，对溺女、贱卖脾妄、猖妓、姑虐息、主虐婶等种种罪恶加以相当的处罚，使女子成为真正的“公民一分子”。 
　　新文化人士不但宣传，而且行动，在新文化运动中，以上的妇女解放主张都先后得到不同程度的社会实现，尤其是女子教育有长足的进步，全省创办了许多新的女学堂，女学生人数大为增加。湖南第一师范率先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校，开始被传为奇事，但不久就被其他学校效法，逐渐普及。1919年12月，长沙周南女校学生向警予、蔡畅等以“实行妇女解放!劳工神圣!工读神圣!”为口号，发起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提倡研究女子问题和赴法工读问题。1920年初，长沙又成立“湖南女子留法预备团”，一大批湖南进步女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为妇女冲破封建传统束缚，争取自身解放作出了表率。同一年，湖南省宪法审查会在长沙开预会，妇女界有人参加旁听。由于有审查员反对妇女平等，她们以全省女权联合会的名义发表宣言，进行力争。8月，审查会正式开幕时终于选陈淑为女审查员，为女子参政创造了条件。
　　妇女解放是社会进步的天然尺度，它在新文化运动中所取得的进展，预示着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将到来。 

（以上内容摘录于《长沙历史文化丛书》之《湖湘文化之都》，郑佳明/主编，郑焱/著，请以原书内容为准，未经授权许可，严禁复制转载引用！如需使用，请联系《长沙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或名城长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