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广业到百货业

　　百货业原称苏广业，因清末百货商品大部分依赖江苏、广东等地输入而得名。咸丰、同治年间广货的来路大多由韶关转运郴州，再由郴州以民船直达湘潭，长沙商人再从湘潭批发而来。光绪以后，湘潭中转贸易中心地位已经衰落，广货来长不再由湘潭中转，京苏广货逐渐走俏省城，红牌楼一带开始有专营苏广货的商店。1884年(光绪十年)以后，洋货渐入长沙，苏广杂货店开始兼营洋货，以八角亭、红牌楼、坡子街一带最为集中。同年，行业中魏桂松、李瑞阶等人首倡集资，在青石井创立苏广业公所。1912年(民国元年)，公所曾就日本大石洋行因退货纠纷打伤裕昌祥洋货号店员一事，出面交涉，报请湖南督署，据理抗争，最终迫使日本洋行赔偿全部医药费，并罚酒席60桌，鸣鞭炮20万响，向公所赔礼道歉。公所因而威信大增，随即再次集资，在药王街另购三进铺房一栋，改名为“苏广业同业会”。
　　长沙开埠后，洋货蜂拥而至，苏广业迅速发展，到1913年，长沙苏广货店达300家，资本雄厚，大店约有10—20万银两，小店也有5—6万银两。其中，经营批发的有“和记”、“始茂隆”、“永安福”、“同和美”、“美利”等，经营零售的有“吴大茂”、“华昌”、“太平洋”、”隋昌”、“德昌”等。英、德、日等国外商在长经营百杂货的洋行也不少。1914年欧战爆发，西欧各国外商先后回国，苏广业各店趁机购进洋行大批存货，如吴大茂针号、永安福洋广货号分别低价购进德商礼和牌钢针和颜料的全部存货。不久货源枯竭，价格上涨数倍，“吴大茂”、“永安福”等不少店铺因此发了一笔“洋财”。
　　从“五四”运动、北伐战争一直到“9．18”事变，10余年间长沙发生过5次大规模的抵制洋货、振兴国货浪潮，许多专营洋货的洋货号转为经营国货。真正的苏广国货大量进入长沙，繁荣了长沙市场。1929年，苏广业学徒出身的林绍元七兄弟集资1．2万银元组建的“大德昌”百货号成为当时经营国货的批发名店。“大德昌”进货地区以沪为主，汉、穗次之。林绍钧、林绍奇驻沪坐庄采购，店庄之间信息灵通，总店每天将长沙定销行情、银根松紧、汇水涨跌等情况通报沪庄。沪庄则每日将市场动态、赊销期口、新品采样、厂商变化等情况回报。多方预测，看准行市，适时批进。上海厂商对“大德昌”十分信任，凡所要之货，无论品种、数量、价格、时间均按合同或口头承诺执行。“大德昌”经营方式灵活，一切为招揽客户着想。大小百货分店经营，大百货号设在桌后街，小百货号设在朝阳巷。商品分针织品、棉织品、钢精(铝)制品、搪瓷制品、玻璃制品、日用化妆品、钟表、胶鞋、五金、热水瓶、小百货等，与今日百货商品经营范围无异。花色品种多达数干种，交易不论大小，一视同仁。商品可降低起点，拆零供应，同样按批发价优待。小百货按九八折供货，以招株省内各县、本城同行、店铺摊贩、挑脚商担各路生意。薄利多销的策略使“大德昌”生意越做越大，到1936年股金增值10多倍。1944年长沙沦陷，许多百货因辗转流离，损失惨重，而“大德昌”却高人一筹，竟能在辗转途中，将存货全部脱手，换成黄金美钞，以致抗战胜利后威风不减当年，店铺增至4个，还在司门口新建了门面，改牌大新商场。1951年转入公私合营湖南企业公司。
　　1932年国货陈列馆开业对振兴国货影响甚大。1933年后，上海化学社、家庭工业社、华丰搪瓷厂、正泰橡胶厂、大中华橡胶厂、上海中国百货公司等厂商纷纷来长设立推销处和分公司，或委长沙商店经销。如大五洲百货店经销上海三友实业社全部产品；太平洋百货店总揽天津东亚毛纺厂在湘经销权；大德昌百货号总经销广州五羊电池和上海ABC衬衫；裕阜长百货号经销广州棕榈香皂等。至此，苏广杂货号和洋货号纷纷改名为百货店，苏广业也改名为百货业。到1934年长沙百货业共有店铺259家(不包括夫妻店)，从业人员2110人。其中批发24家，年营业额1140万银元；零售店235家，1730人，年营业额 l140万银元，大小批零号店均皆获利。1938年，长沙百货业进入鼎盛时期，‘‘大德昌”、“大五洲”、“裕阜长”等大户，年营业额均在百万银元以上。到解放初同业登记时，长沙共有百货店333户，从业人员1446人。

（以上内容摘录于《长沙历史文化丛书》之《长沙经贸史记》，郑佳明/主编，陈先枢|黄启昌/著，请以原书内容为准，未经授权许可，严禁复制转载引用！如需使用，请联系《长沙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或名城长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