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书业中心——南阳街书市

　　据历史记载，我国古代书店发源于西汉，发展于隋唐，兴盛于两宋。 l973年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大量竹简、帛书、帛画及其刻写工具，这表明在2000多年前，长沙已有图书流传。从先秦到唐代，湘人及寓湘文人墨容丰富的文字著述为长沙的图书刻印刊行创造了条件。屈原“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是长沙图书史可考的第一史证。
　　据考证，长沙五代时即有书肆，但长沙的书刊发行形成一个行业起源于北宋的雕版印刷。从宋至清末，长沙历代官府要员多为儒家文臣，对刻书业极为关心和倡导，加之商贸繁荣，教育发达，交通便利，长沙因此成为湖南三大书城(长沙、宝庆、茶陵)之首。当时雕版书有官刻、家刻和坊刻之分。各类书肆、书铺、书社集编、印、发于一体，既印书，又卖书，与现时的书商十分相似。从现存最早的长沙宋代坊刻本《百家词》127卷可断定长沙的书肆在北宋就出现了。1041年(宋庆历元年)活宇印刷术的发明，更加促进了图书业的发展。
　　“书店”之名始见于清乾隆年间，如1740年(乾隆二十五年)，号称“楚陶三绝”的陶汝鼐就曾将其所著《唐律分注》一书的版片，卖给省城“二酉堂”书店。后来，这家书店因受文字狱《国朝诗的》案之牵连，反而大扬其名。到曾国藩刊刻《船山遗书》320卷之时，长沙刻书之风也达到高潮，市面出现了专门刻印经、史、子、集的书店。同治、光绪年间，长沙书业更加活跃，先后成立了湖南书局、传忠书局、思贤书局等25家书店，其中以“章经济堂”、“三让堂”等规模较大。清代长沙的书店大致分为4类：一是官办或官绅合办的书局；二是原有的从事刊刻雕版书的书肆；三是以经营“新学、时务书”为主的新书局；四是光绪初年出现的古旧书店。维新运动时期尤其以刻印时务、算学、格致等新学书籍为时尚，新书局如雨后春笋似地冒出，著名的有“新学”、“维新”、“经济”、“强亚”、“实学”、“三昧”、“学艺”等。到清末，长沙先后有书店、书肆86家，集中在与今黄泥街书市相毗邻的南阳街、府正街、玉泉街一带，当时称之为“书店街”，后人将其统称为“南阳街书市”。
　　与此相适应，清末长沙的书刊印刷业也迅速发展。维新运动以前，长沙制作书刊以雕版印刷为主。自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湘报》馆引进第一台铅印机后，长沙便开始使用机器印刷书刊，而以铅印和石印发展最快。1904年湖南机器印刷局在长沙成立，大量承印中小学堂教科书，兼印其他书籍。接着大大小小的印刷厂，在省城如雨后春笋似地冒出，形成了一个规模不小的行业。
　　民国年间，长沙仍是湖南的书业中心，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有新旧书店220家。这些书店，有的规模较大，如中华书局以书多、学术权威性强而著称；也有小店、夫妻店，他们以其经营灵活、服务热情，赢得读者的信任。书店的性质各不相同，大部分是私人开办的，不少是上海出版发行机构的分店或代理店。但也有不以赢利为目的的书店，如国民党、三青团办的书店和地下党、进步人士办的书店。“五四”运动时间开办于潮宗街的文化书社，对于推动当时湖南的新文化运动起了重大作用。抗战时期，一些民营书店表现出极大的爱国热情，如1942年记者朱振声撰写的《三捷长沙》一书由长沙忠文书店发行，市良争相阅读，抗日士气大增。
　　1948—1949年，长沙市场因受通货膨胀影响渐趋萧条，但南阳街书市并没有萎缩。解放前夕，长沙有书店72家，南阳街、府正街就集中有34家之多。有的还颇有名气，如设于府正街的续续书局，以出版古代经典著作而闻名，所刊印的《考正古文观止》一书，言文对照，精校评注，印刷精良，版式合理，多次再版，长销不衰。位于南阳街的著名书店，还有大东书店、力行书店、广益新书店、崇正书局等；位于府正街的著名书店还有中华书局、上海杂志公司、湘芬书局、友联书局等。南阳街、府正街的书店之间还夹杂点缀着许多收售刻印书籍、拓印碑帖和笔墨文具的店铺，如“文德斋”、“墨耕斋”、“墨香簇”等，使“书店街”的书香更显浓厚。长沙人不仅会读书，而且更会卖书。

（以上内容摘录于《长沙历史文化丛书》之《长沙经贸史记》，郑佳明/主编，陈先枢|黄启昌/著，请以原书内容为准，未经授权许可，严禁复制转载引用！如需使用，请联系《长沙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或名城长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