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铺、票号与钱庄

　　当铺、票号和钱庄是长沙早期金融市场的主要载体，始于前清，盛于晚清。到民国时期钱庄仍很活跃，在一定程度上起了资助商人扩大国内市场的作用，钱业成为旧长沙“金、钱、绸、纸”四大行业之一。
　　当铺是经营典当业务的商行。所谓典当，就是一方以动产(安口金银首饰)和不动产(如房屋、土地)为抵押，换取货币；另一方收下抵押品，付出货币；双方约定赎期和利息的一种信用往来行为。典即“抵押”之意，亦即“作质”之意，故典当是一种特殊的融资方式，如果出当人不能按期将当物赎回，受当人即可拍卖受当物，拍卖当品收入扣除质押贷款的本金、利息和拍卖佣金后，所余的款项，有的退还当主，有的不退，作没收处理。旧时典当多带有高利贷剥削的性质。清代前期湖南典当业就十分繁盛，1692年(康熙三十一年)长沙始有当铺，到1697年(康熙三十六年)湖南有当铺136家，到晚清光绪年间发展到201家，居全国第六位。其中大多数集中在省城长沙，且规模较大，资本雄厚。民国以后典当业日渐衰落。北洋军与湘粤桂护法联军交战时，有的当铺因军人强押恶当，纸币贬值，造成亏损而纷纷停业，至1919年4月前后均已收束。平民告贷无门，日商趁机放高利盈剥，官府几度与民间商议恢复当铺未果。可见，当铺既有乘人之危，高利剥削的一面，又有方便人们融资，为人解难的一面。
　　票号又称票庄，是主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中国很早就有汇兑业务，唐代的“飞钱”，宋代的“便换”、明清时期的“会票”，都具有汇兑的性质。但专营汇兑的票号到清中叶后才出现。中国第一家票号是清嘉庆(1796一1820)年间，山西平遥富商雷履宽开设的“日升昌”票号。票号开设不久即在长沙设有分号，主营汇兑，兼营存款、放款，营业对象多为封建官僚、地主和一般商人。继山西票号之后，上海、云南、安徽票号也在长设有分号。1863年(同治二年)，长沙票号开始承汇湖南应解京饷、协饷、战争赔款和外债等，业务十分兴旺。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以后，票号上述汇款多由钱庄承汇而渐趋衰落。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长沙尚存票号分号9家，以后由于银行兴起，竞争激烈，加之对官僚的放款不断发生倒帐事件，票号亏损，各分号陆续从长沙撤。
　　钱庄又称银号，业务范围比票号广泛，是清代重要的金融机构。清初的钱庄最初主要以经营不同货币间的兑换为主，后逐渐发展成以存放款和汇兑为主。其汇兑则先采用同业往来制，即委托异地同业办理汇解业务。后逐渐打破了同行业的界限，乾隆时钱庄已形成独立的行业。道光(1821一1850)初年，长沙钱庄发展较快，太平军入湘时衰落。到同治、光绪年间逐渐恢复，不仅小钱庄遍布全城，大钱庄亦有出现。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湖南首家商办大钱庄——湖南商钱局在长沙问世。湖南商钱局由湖南商务总会议董王寿昌等发起组织，采用股份制，每股100两，共募股银10万两，股票上加盖商会大印作为担保。开办以后，营业比较顺利。
　　清末长沙还出现了两次官办的大钱庄。第一次是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2月成立的阜南钱号官局。当时湖南制钱奇缺，新任巡抚陈宝箴以推行“壹两”银元和发行官票为对策，决定成立阜南钱局，由善后、厘金等局在待用各款中挪银4万两作为官本，委朱昌琳任总办，在常德、益阳、湘潭等地设有分局。阜南钱号官局曾在经济上支持“新政”，戊戌政变后，陈宝藏被革职，阜南钱局亦停办。第二次是1903年元月成立的湖南官钱局。该局发行官票，铸造解项银，经营存款、放款和汇兑，办理货币兑换，业务范围颇大，陆续设有湘潭、常德两分局，益阳、衡州(今衡阳)两子局，汉口、上海两汇兑处。后来发展到三分局、六子局，1912年(民国元年)改名为湖南银行。
　　民国建立后，由于湖南银行纸币贬值，钱商操纵汇价获利颇丰，商界染指钱业者趋之若鹜，1916初湖南钱庄达1236家，尤以长沙最多。1918年一批钱庄受湖南银行倒闭的影响而停业。由于当时湖南无地方银行，1921年后钱庄又逐步恢复其篱盛，并有主宰长沙金融市场之势。在经过激烈的实力竞争之后，长沙钱业座次排定，“春茂”、“谦和”、“裕顺长”、“万裕隆”名列在前4名，号称“四大金刚”。这四大钱庄的资本占了全市数十家钱庄资金的50％以上，“四大金刚”中除“裕顺长”的大股东为湘潭人外，其他3家都是江西人开设的，可见江西人在长沙商界的实力。这些钱庄在上海、汉口都设有分庄，称“申庄”、“汉庄”。当时的长沙钱业公会也主要由他们把持。后来在坡子街设立的“金融市场”，每天议定的利率、汇率等行情，实际上也随这四大钱庆资金的松紧而升降。1929年湖南省银行刚成立时，为了及时获取金融信息还降低自己的身份加入了“钱业公会”，说明长沙钱庄在金融界的实力和地位举足轻重。到1934年长沙钱庄达86家，资本总计达 l100万元。抗日战争爆发后，长沙钱庄大多数歇业。抗战胜利后，东山再起，到1949年达169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