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流离在外的工商业者陆续返长复业,长沙出现了一个相对和短暂的和平环境。饱经战乱磨难的长沙人民渴望恢复生产,休养生息,加上湖南当局采取了一些扶植生产的措施,长沙经济一度开始复苏,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 一是商业重振旗鼓,市场再露生机。到1946年6月,商店开业达6879家,成立各种同业公会90个,市场开始活跃,加上上海产品价格下落,厂商以赊销的办法扩大推销,所以货源充足,生意有望,开业者日增。随后,美国商品乘势而入,美国布匹、面粉、肥皂、卷烟、罐头、奶粉、药品、雨衣、袜子、金笔、牙膏、牙刷、煤油、水泥、车辆等商品大肆在长沙倾销,正如当时长沙报纸所说“无货不‘美’,有‘美’皆备”。美国商品的涌入,使市场商品交易大为活跃,但也严重打击了长沙的民族工业。 二是工矿业部分复苏。1938年和1939年由长沙迁往益阳和衡阳的长沙炼锌厂(水口山第一冶炼厂)于1946年迁回长沙旧址复业。1943年在衡阳筹建的第三纺织厂(今长沙纺织厂前身)和1938年从长沙迁往桂林、后又迁往重庆的利华橡胶厂(即内迁的上海工商橡胶厂)也先后返迁长沙投产。1947年,交通部公路总局长沙汽车修理厂职工479人,从日军在湘投降时交出6000余辆汽车中,选出1000余辆进行修理,修好435辆投入营运;长沙还创立了私营长沙天伦造纸厂,开始机制纸生产;陶器生产在战后相继复工,湘绣业再度兴盛,火柴业、肥皂业、玻璃业、机械业也有所发展。 三是交通运输业一度复兴。日本投降后,长沙至常德,长沙至江西万载、长沙至武汉的公路相继修复。粤汉铁路长岳段的测阳河、捞刀河两铁路桥也于1947年5月修复通车。粤汉铁路全线通车后,长沙新建了火车东站,运输业进入鼎盛时期,各运输行纷纷修复旧址,增建堆栈,派人到沿线各站设立分支机构,为战后湘米大批运粤打响了第一炮。 四是农业生产得到恢复。抗战胜利后,省政当局顺应民情,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一是整理并建立一些农业管理机构,成立了省农业建设公司;二是新开办了一批农业技术学校;三是以工代贩,鼓励开垦荒地;四是发给各种农业贷款,如中国农民银行1946年发放紧急农贷13.2亿元,普通农贷3.15亿元。由于广大农民积极生产,加上当局的上述措施,战后农业生产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到1947年湖南省粮食总产量达217亿斤,远远超过1945年的172.5亿斤,且较战前1936年的186亿斤提高16%以上,增长幅度创历史纪录。 战后长沙工商贸易和农业生产刚刚复苏,却旋即又面临通货膨胀、财政崩溃的毁灭性冲击。1947年底以后,物价飞涨,苛税猛于虎,商民苦不堪言,企业破产倒闭时有所闻。1947年长沙市倒闭的油盐、花纱、百货、绸布等大公司、商号就达30余家。到1949年,工商户倒闭的更多,据长沙市商会公布的数字,先后有绸布、百货、南货、旅馆和合作社等32个行业共1023户倒闭,自动停业和半停业的尚不在内,市场一片冷落萧条景象。 1949年8月5日,长沙和平解放。当时整个长沙工厂停业,店铺空虚,物价暴涨,有行无市。其初,部分工商业者对共产党的政策不了解,徘徊观望。长沙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一方面大力宣传共产党的工商政策,鼓励私营工商业积极复业;一方面发动工商界爱国人士如向德(新华工厂厂长)、曾诚意(利华橡胶厂厂长)、熊伯鹏(长沙碾米业同业公会理事长)等在工商业者中做“恢复生产,支援前线”、“拒用银元,拥护人民币”的说服工作,还成立了“长沙市民营工厂联谊会”、“长沙新商人协会”等组织,开展复业稳市的活动,卓有成效。同时,长沙市人民政府接收了国民政府在长沙的官僚资本企业14个,改组为国营商业公司,逐步占领了长沙市的商业批发市场。同年8月22日成立长沙市贸易公司,经营粮、油、花纱布、针棉织品,还成立了长沙市合作总社,逐步在市区组织消费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国营商业公司对私营工业企业生产有关国计民生的产品,积极收购,并由人民银行给予贷款支持复工生产,对私营纺织厂则以低于市价5一10%的价格配售棉纱。私营工商业开业的逐渐增多,如针织、土布、织染3个行业,9月开工270户, l1月增至415户,职工由1906人增至3733人。1949年底到1950年2月,长沙市工商登记有工业6565户(包括小手工业者3603户),从业人员29735人;商业7770户(包括个体商户4058户),从业人员32634人;此外还有行商555户。共计工商资本1676亿元(旧人民币),其中商业资本占78.4%,工业及手工业资本占21.6%。当时长沙市人口只有34万,包括摊贩在内竟有3.2万余人从事商业,超过工业从业人数,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长沙商贸的繁荣,长沙成为名符其实的商贸城市。
(以上内容摘录于《长沙历史文化丛书》之《长沙经贸史记》,郑佳明/主编,陈先枢|黄启昌/著,请以原书内容为准,未经授权许可,严禁复制转载引用!如需使用,请联系《长沙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或名城长沙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