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成立。为了更好地动员群众,团结各界爱国人士参加抗日斗争,支援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中共征得国民政府的同意,决定在西安、武汉、重庆、长沙等十几个重要城市公开设立八路军办事处或通讯联络机构。受中共中央委派来长沙建立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是徐特立和王凌波。 徐特立是长沙县人,毛泽东在第一师范学习的老师,湖南教育界的老前辈,是一位在湖南人民中享有很高声望的坚强的革命老战士。王凌波是宁乡县人,入党前是杰出的青年运动领导干部,入党后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在艰苦的对敌斗争环境中,始终坚贞不屈。 1937年11月26日,两位坚强的革命战士分别以国民革命军第十集团军(即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高级参议、驻湘代表和上校主任的身份,离开延安,于12月9日到达长沙。 徐、王等人一行来到长沙,在犁头街南方旅社佐下后,随即着手通讯处的筹建工作,至年底便在东长街(现蔡德中路)徐家福堂公开挂牌办公。次年2月,因词内民达小学开学,通讯处迁至寿星街2号,租三益粮栈部分房屋办公,后在雅礼中学设有电台。为防备敌机轰炸,通讯处又在水陆交通较为方便的燕子窝陈家祠堂(今望城县天顶乡梅溪小学)开辟一办公地点。1938年10月武汉陷落,湘北形势危急。10月27日,周恩来从武汉撤退到长沙,指示通讯处迁往邵阳。11月长沙大火后,通讯处全部迁至邵阳东门外两路口曾家院子(今邵阳两路口18号)。1939年8月接到国民党第九战区通令,被迫停止办公,通讯处撤销。1940年2月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工作人员撤往桂林,8—9月徐特立、王凌波后先离开长沙。 通讯处设有驻湘代表、主任、指导员、交际副官、秘书、管理员、总务、电台人员等,约有20名工作人员。 通讯处建立之初,每天到通讯处来访的人络绎不绝,纷纷询问有关战局的发展、中共的政策和国共合作等问题。通讯处的工作人员总是热情接待,耐心细致予以解答,从而消除了他们对国共合作的疑虑,增强了抗战胜利的信心。 通讯处的工作人员还经常深入群众中进行抗日的宣传和发动工作。徐特立等人多次应邀在临时联合大学、长沙银宫电影院、第一师范等处公开演讲,宣讲国内外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每次讲演,听众爆满,当时的报纸称徐先生“以他那滑稽的口吻,把国家大事说得很周详,抢去了不少说书人的买卖。”此外,还通过参加座谈会,会见中外记者、开展社会联谊活动、公开发表文章等途径,积极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并积极帮助推动各界进步人士建立抗日救亡团体(如工抗会、青年服务团等),创办救亡报刊(如《抗战日报》等)。徐特立、王凌波还为这些报刊撰写了多篇社论和专文。 通讯处成立之初,正值张治中主湘。张治中表示国民党应该和共产党在工作中竞赛,不应该压制共产党,对徐特立也很尊重。通讯处利用这一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湖南上层社会的统一战线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徐特立曾多次找张治中商谈有关抗日救亡的各种问题,使他接受了中共组织民众抗日的一些主张,允许建立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等抗日救亡团体,同意释放关押在湖南的红军将士和共产党员,并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及抗日救亡工作提供了一些方便。徐特立对于其他国民党军政人员的统战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当时湖南国民党内何键派骨干刘岳厚、失意的国民党军政要人赵恒惕等,都在政治上同共产党保持了较好的合作关系,湖南“文抗会”和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的成立,都曾得到刘岳厚的帮助。 通讯处还经常为前线筹措和转运各种物资,当时物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向湖南各界人士及海外华侨募集医药用品和通讯器材等,三是根据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统筹安排,由驻湘通讯处向国民党衡阳军需处办理交涉,领取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武器弹药、被服等。这些物资均由驻湘通讯处汇集,转运至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南昌新四军办事处,或直接运送延安。 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湖南不少进步青年迫切要求奔向延安,投身中共领导的抗日斗争。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为做好输送工作,先后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招生委员会的名义,在湖南省立一师、长沙周南中学、含光中学等学校招收了约600名学生和其他进步青年,或送往延安,或送往八路军、新四军,其中许多人在斗争中锻炼成为优秀的革命骨干。 为了适应当时的斗争环境和工作任务的需要,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对外作为八路军的公开派出机构(从1938年8月起对外亦作为新四军驻湘办事处),对内又是共产党的工作机关。在中共中央和中央长江局(后改为南方局)的领导下,为恢复和发展共产党在湖南地区的组织,做了大量的工作。长江局调到湖南的党员干部,大多先同通讯处联系,再转湖南省委安排工作;对曾经失去组织关系而又要求恢复的党员,也先由通讯处严格审查再交地方党的组织;对于直接找到通讯处要求加入共产党的进步青年,通讯处负责了解、培养后,转到所在地方的党组织予以发展,通讯处迁到邵阳后,还协同地方党组织多次举办党员训练班,徐特立、王凌波等都担任过讲课任务。 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在从建立到撤销的近两年时间里,为湖南的抗日救亡运动和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为进步青年向延安或八路军、新四军的输送,为前线各种物资的筹措和转运,为中共湖南地方组织的恢复和发展,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有力地推动了湖南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在团结各界爱国人士参加抗日斗争,支援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等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以上内容摘录于《长沙历史文化丛书》之《长沙历史风云》,郑佳明/主编,梁小进|杨锡贵/著,请以原书内容为准,未经授权许可,严禁复制转载引用!如需使用,请联系《长沙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或名城长沙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