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红军两打长沙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在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指导下，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逐渐发展起来。与此同时，党在国统区的组织和群众工作，也得到相当的恢复和发展。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客观形势有利于革命力量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党内的“左”倾盲动思想又一次抬头。6月 l1日，李立三主持的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不久，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命令各路红军攻打长沙、南昌、九江、武汉。
　　按照中共中央的计划和指示，彭德怀指挥湘鄂赣边区的红三军团在横扫鄂东南6县，占领岳州后，于7月5日重返平江。此时，中原战场吃紧，蒋介石援湘各军移师北上，何键的第四路军主力则在衡阳、宝庆地区追击桂张联军残部，防守长沙的主力只有王东原、罗树甲两旅。于是，红三军团前委和湘鄂边特委决定乘虚攻打长沙，并成立了以赖汝搽为总指挥的湘鄂赣边工农兵军事暴动委员会。
　　7月22日，数万军民在平江天岳书院操坪举行纪念平江起义两周年暨进攻长沙誓师大会。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闻讯，急派十五师危宿钟部及十九师罗树甲旅共4个多旅的兵力直扑平江。7月25日，红军在双江口设伏，一举击溃来犯之敌。26日，又一举击溃敌金井防线。27日，红军自永安市、春华山一带出发，直扑长沙，突破由敌陈光中、危宿钟及刘建绪等部组成的长沙外围防线，自东屯渡过浏阳河，经马王堆、五里牌向长沙城猛扑。傍晚，红三军团从韭菜园、小吴门、浏阳门等处攻人市区。晚10时左右，红军夺取长沙。何键一部逃往河西，一部退至易家湾，何本人只带随身马弃狼狈渡河，后乘小船逃往沉江。
　　红军占领长沙后，捣毁了国民党省政府、省法院等机关，救出数以千计的共产党员和群众，毛泽东的弟媳王淑兰、早期共产党员乐天宇等都获得了解救。各种团体迅即开展工作，发布《告群众书》，创办《红军日报》、《苏维埃日报》。29日下午，长沙约10万工农群众举行盛大集会，庆祝红军入城。30日，湖南省苏维埃政府成立，李立三遥任主席（王首道代理），彭德怀、李宗白、杨幼麟等13人为委员。随后，苏维埃政府颁布《暂行劳动法》、《暂行土地法》、《暂行婚姻法》。成立肃反总司令部，镇压叛徒和反革命分子，处决了出卖郭亮的叛徒苏先俊。组织没收委员会，召集近郊农民代表研究分田，用革命手段平抑物价，向巨商大贾筹款30万元。这一切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此外，还召集各国驻长沙的领事馆、教堂、医院、商团和记者开会，由何长工用法英语给他们讲演，向他们宣传红军占领长沙后的各项政策，阐明了红军的宗旨和纪律。8月5日，红军在何键的大举反攻下，主动撤离长沙。
　　红三军团攻占长沙，虽然是执行立二路线集中红军攻占中心城市的结果。但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攻占省城，它一扫“马日事变”以来笼罩在长沙人民头上的沉闷空气，沉重打击了敌人，扩大了中共和红军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红军撤离长沙后不久，李立三左倾错误统治的中央要求红军再次进攻长沙。8月23日，红三军团与红一军团在浏阳永和市会合，组成红一方面军，毛泽东任总政委和党的总前委书记，朱德任总司令，共计4万余人。24日，总前委根据中央意图，作出了第二次进攻长沙的决定。随后，红军分三路向长沙推进。
　　这时，因丢失长沙而遭到各方指责的何键仍心有余悸。征红军撤离长沙后，大大加强了长沙的防务，从南郊的猴子石至北郊的捞刀河一线分别以巨型鹿砦、密布的竹钉和高大的电网，修筑了3道封锁线，派重兵把守。
　　8月30日，红军发起攻坚战。为突破敌人工事多次组织敢死队，乘夜冲入敌阵。为了攻破敌人的电网，部队曾采用古老的火牛阵战法，即在几百头水牛的尾巴上浇上汽油，接上鞭炮，点上火后，使牛冲向敌人的阵地。但终因缺乏攻坚训练及相应的炮火支援，进攻不能奏效。此后，红军采用且战且退，诱敌脱离工事再聚而歼之的战术，以消灭敌有生力量。但敌人中计被歼两个多团后，再也没有脱离其坚固阵地了。红军也因缺少强大炮火，无法实施有效攻击。这样，双方自9月4日起，便陷入僵持状态。10月，红军再次发起强攻。朱德、彭德怀等亲临前线，在夜幕掩护下，红军多次冲进敌阵地前沿，用手榴弹、刺刀与守敌展开激烈击斗，予敌重大杀伤。但红军伤亡也很大，弹药给养日益缺乏。同时，何键调集湖南大部分军队来援，武汉行营又先后派罗霖、公秉藩、钱大钧等数师之众人湘，抄平江、浏阳后路，企图包围红军。形势对红军越来越不利，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说服了党中央的代表和红一方面军的干部，主动撤出了进攻长沙的战斗，安全返回到赣南根据地。
　　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是立三左倾错误的产物，毛泽东等人在久攻不克的情况下，主动撤出战斗，安全转移部队，避免了革命力量的损失，是对立三左倾错误的一种事实上的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