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辛亥湖南首任都督短暂而光辉的一生 ——纪念焦达峰烈士殉难100周年 作者：沈绍尧 他，神童，16岁组建“革命摇篮”，以推翻清廷为己任 ； 他18岁起，两度自费留日，任同盟会联络部长，专司会党联络工作； 他20岁，和川湘鄂赣同志组建加快革命起义的共进会，任交通部长； 他22岁，成为湖南会党首领，并以四正社、 共进会掌控,一呼百应； 他24岁，力主两湖辛亥起义，制定两省相互响应的“约盟信守”； 他成功领导湖南反正，任首任都督，力推新政，迅速光复全省，出兵援鄂； 他无私无畏，顺着谭嗣同、禹之谟的足迹，从容赴死，在位仅十天！ 他，就是被孙中山大总统追赠为“陆军上将、光复湖南大都督”的焦达峰，一个为革命百折不挠的英雄。 他淡泊名利，救国心切，理想之坚定，气概之无畏，心胸之坦荡，品德之高尚，为永世楷模，与日月增辉，永远值得我们纪念和学习。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焦达峰为国殉难100周年之际，我们怀着崇敬、激动的心情，沿着烈士的成长、奋斗足迹，回首英雄短暂而光辉的一生，试寻那崇高圣洁的精神世界。 少年早成 立志报国 焦达峰，字掬森，号大鹏，1887年1月16日(清光绪十二年腊月二十三日)生于浏阳县绥和团南岭新屋（今浏阳市龙伏镇达峰村新屋组），南距焦家桥7里。 焦家桥居捞刀河畔的长-平古道，商门广，时走兵，不少人在外读书、经商、做长年，或在斋行、染行、伞铺谋生，或做火头、挑夫、轿夫等，消息灵通。 焦达峰的祖父焦添龄（1834-1920），祖居今龙伏镇新开村之均佳坊，生于南岭，启蒙两年即辍学，学制水烟，后在焦家桥开水烟铺，置田土、山林约500亩，扩建新宅40余间。他抱憾自己幼年失学，便在屋内设私塾一所，书室3间，藏书颇丰，有《船山遗书》等不少名著。 焦达峰的父亲焦舜卿（1864-1928），添龄长子，读书人，崇船山哲学，在家当塾师，1890年冬教长子达峰读《三字经》，随后教《四书》、《五经》、《古文观止》等。达峰8、9岁就吟诗作对，对《水浒》、《三国演义》爱不释手，常集儿童习战阵，自称元帅。一次，父亲命诸生对“子女好”，达峰抢答“日月明”，传为神童，常以文字游戏取乐。有次他对表妹菁莪说：“菁莪眉翠”，菁莪应答：“掬森手高”，至今传为佳话。 达峰早晚随童伴放牛，下塘游泳、抓鱼，要求父亲在私塾增加活动时间，坚持跑步、跳高、跳远，小溪、矮墙一跃而过。11岁随武术大师江庇佑（1878-1941）习武，练就一身硬功夫。还不时 跟伴上山打猎，弹无虚发，机智勇猛。 达峰母亲沈葆贞，春田（焦家桥东北5里）秀才沈荣全之女，知书达理，生达峰、达人兄弟和5个女儿，不幸难产早逝。达峰自小照顾弟妹，同情弱者，有团队精神，是个孩子王。每逢农忙，常跟同伴一起插秧、割禾、晒谷，勤奋自重，惜阴如金。 焦添龄长期在焦家桥经商，见识多，晚年常给孙辈讲自己的见闻，爱讲岳飞和太平天国的故事。当讲到石达开受剐刑（凌迟）被割一千多刀而不吭一声时，崇敬和仇恨在达峰年幼的心灵共生。待达峰知晓清朝以屠杀取天下，以文字狱奴天下，以割地赔款丧天下，国将不国，成为外国人的朝廷时，再也不能平静，常思汤武革命。10岁作《书“礼运篇”后》云：“予读《礼运篇》乃知中国古有天下为公之大同社会，而心向往之。其尧舜禅让之世乎？斯世也，人类平等，土地共有······及禹受舜禅，以位传之子，君主世袭由此始，开天下为私之端······为私则必争，争则必乱，此战争祸乱之所由兴也。从此天下非太平之世也，是为君主专制之封建社会。夫政由君出，君自私自利，为所欲为，于是暴政生矣。故夏有桀，商有纣······历代无绝也。若是者何也，君主专制使然也。由是观之，君主专制，暴政之源也。是当革也······” 焦舜卿后任族长、团总，却倾向革新，为浏阳群萌学会及不缠足会发起人之一，因事忙而聘宿儒黎尚姜（1864-1925）为私塾教师。黎尚姜乃世代洪帮，自称明代遗民，是浏阳洪福会首领姜守旦密友，热衷于反清革命，对达峰有重要影响。 1900年初，达峰结束10年私塾生活，与同学黎先诚（1884-1967）、好友周海文（1883-1954，春田巨富沈笏阶外甥）等入浏阳南台书院就读。《浏阳县志》载：光绪二十七年（1901）“改南台书院为南台小学堂，次年春开学”。值此改制之际，又 是“前后谭唐殉忠义，国民千古哭浏阳”之 时，南台洋溢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氛围中。焦达峰更是壮怀激烈，闻“谭嗣同、唐才常革命流血事，辄义愤填膺，大骂清廷，闻者咋舌”。其民族思想，勃然如春笋，不可复遏。他奉谭唐为楷模，慨然宣称：“吾惟有步谭唐之后尘耳”。人称他“谭唐”，亦默许，发誓以身许国。他认为“胡、曾、左、彭，自残同种，贻羞本省，何足称道”，谭唐之死证明，改良立宪之路在中国行不通，欲使国家富强，必推翻清王朝，以民主共和制取代君主专制，而会党是排满兴汉的现成力量，应重点关注。 1903年初，焦达峰从南台毕业，经黎尚姜联系，由姜守旦介绍入洪福会，深受推重，姜甚至表达让贤之意。接着，与黎先诚等在焦家桥以北9里的黎家大屋设会党秘密机关，取名“革命摇篮”，对外称经馆，以黎尚姜讲学授徒为名，邀集志趣相投的师友、亲朋，开展反清活动。又延请江庇佑为武术教师，传授异能，习擒拿、格斗。每日练文习武，吸引数十人参加。逢生旦、喜庆之日，则以喝酒道喜之名，召集各地会首，共商革命大计。 1904年2月8日，达峰17岁生日，他没回家，在“革命摇篮”开决策大会，阐明观点：“依靠会党在两湖发难，以长沙首义为己任；尽量联络清军中的会党成员，或派员打入清军，伺机里应外合，策动反正；目前会党尚不具领导条件，因此要到日本留学，参加孙文的革命党，争取领导地位，方可胜算”。大家折服，奉为行动纲领。黎先诚、黄小山当即表示愿随之留日，众人纷纷解囊相助。达峰大为感动，乘兴赋《咏史诗》一首： 天下英雄启汉邦，留侯百世姓名张。 运筹帷幄赢千里，收拾山河守四方。 楚户虽三兴有杰，秦皇莫继政无良。 致令昼锦还乡客，贻笑猴冠号霸王。 “革命摇篮” 风声渐漏，焦达峰等遭受非议。当了几十年团总的春田“候补中书”沈少白要时任团总黄拔吾予以取缔。黄说：“掬森有四方之志，非百里之才，你我不可比拟，岂可得罪？” 沈少白、沈笏阶怕灾祸上身，又要邻居沈荣全之媳令女儿菁莪与达峰退婚（达峰、菁莪表兄妹早订娃娃亲）。菁莪坚定地说：“表哥是有道德、有学问、有志气、有作为的人，说他是乱臣贼子，绝不可信！”在周海文等人的撮合下，这对有情人是年3月结婚。焦舜卿后妻阎氏说：“这孽子不脱离，终究是祸。”此时，焦添龄已分家：3个儿子，每房50亩田，12间房。舜卿先生为掩人耳目，当众佯怒，骂儿子“无君无父”，要断绝关系，革逐出去；暗中卖田筹款，送子外出求学，造成“掬森因后母不好，久不在家”的假象。 达峰也假意与家庭决裂，声称自“家庭革命始”时，恰接浏阳会首谢寿琪通知，要他和黎先诚速到长沙议事。 百折不挠 一心救国 原来，1904年2月15日，黄兴等在长沙成立华兴会，准备年内十月联合会党起义，专设“同仇会”作会党联络机关，再设东文讲习所培养人才。计划起义时，省城之外以会党力量为主，分五路策应，指定谢寿琪、郭义庭组合浏阳、醴陵会党队伍。焦达峰、黎先诚到长沙入“同仇会”，先到潮宗街高等游学预备科学习，后入东文讲习所，受黄兴革命思想影响很深。民主革命家禹之谟对达峰极为器重，凡秘密筹划之事，多让他参与，达峰增益匪浅，对禹的革命气节无比敬仰，两人志同道合，过从甚密。 9月25日，华兴会在浏阳为哥老会首领马福益举行盛大授衔仪式。达峰觉得“兵未动而谋已泄，其事必偾”。他救国心切，决心东渡日本。果然，30多天后，起义失败，同志星散，黄兴亡命日本。达峰满怀悲愤，归家向父亲诉说救国情怀。离别家乡前，他有感故居四周“两狮踞岭，一虎下山，古松参天”之地势，以自号“大鹏”书联： 大鹏展翅九万里， 长松拔地五千年。 焦舜卿逢人就讲：“掬森这孩子变好了······大有希望，我就是把田地屋宇卖光了，也要成全他的志愿。” 1905年春，达峰18岁，携黎先诚、黄小山到日本。本想学军事，但自费留学生无法进军校，遂就读于东京东亚铁道学校，一面学铁道管理和爆破技术，一面和孙文、黄兴取得联系，积极从事反清革命。通过接触，他十分仰慕中山先生的革命气概，孙文也极看重有胆有识的焦达峰。是年秋，孙中山任总理的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他和黎先诚立即加入。 1906年，浏、萍、醴会党酝酿起义，焦达峰受同盟会“重整会党，共图大举”的任务回国，途经武汉，参加日知会。经长沙，与禹之漠、宁调元等积极发动长沙学生，公葬陈天华、姚洪业二烈士。随后赴浏阳，帮助刘道一、蔡绍南策划起义，任洪江会铁血军总司令李金奇的联络参谋。不意李部声势过大，遭清军突袭。李金奇牺牲，队伍溃散。达峰急返长沙，惊悉禹之谟被捕，遭酷刑生命垂危，联想到志士沈荩遭杖刑惨死，怒而“狙击端方（湘抚），不成”，搜捕甚急，连夜潜回家中。此时，焦舜卿田地卖得差不多了，房子只剩3间；焦添龄最痛爱长孙，爷俩尽力凑些川资。沈菁莪取下手上的两只金戒指交给丈夫，含泪说：“路上作盘缠吧······多多保重！” 达峰满怀信心地说：“我在外四海之内皆兄弟······革命一定成功！”说罢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 1907年初，焦达峰化名冈头樵再度抵日，在东京和宁调元、何弼虞、文公舒等组织“四正学会”（四正即“心正、身正、名正、旗正”），以期用同盟会的纲领统一革命党人的行动。他深感欲推翻清廷，必培养杰出军事人才，便与四川张百祥、湖北刘公、江西邓文辉等一批同盟会员入东斌步兵学校学习。3月，同盟会新设十部，焦达峰任联络部长，专以联络各省会党与同盟会合作为宗旨。他见同盟会的活动集中于沿海，起义屡败，主张将中心转移到长江流域，以便联络当地较为活跃的会党群众。经两个月的奔波讨论，与张百祥、刘公、邓文辉等发起成立共进会，目的在于明民主共和之真理，共进于革命的大道，以改变当时同盟会会员空谈多、实干少的状况。1907年8月共进会在东京成立，举张百祥为会长，焦达峰任交通部长，负责联络事宜。共进会奉孙文为领袖，与同盟会十六字行动纲领基本相同，只加上平均人权一条。后来黄兴质问“何故立异”，达峰回答：“同盟会举止舒缓，故以是赴急，非敢异也” 。可见，共进会实为同盟会加快起义的行动队。自此，革命党人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两湖方向，焦达峰先后派黎先诚、黄小山、杨任等许多同志回湘工作。 1908年6月，达峰与黄兴等组织东京大森体育会，借名进行军事训练，为武装起义作准备。11月，共进会决定派人分赴各省运动军队，联络会党，公推达峰与孙武负责两湖事宜，公决焦达峰任未来的湖南都督。12月2日，宣统即位，政局动荡，达峰认为是推翻满清的大好时机，即回国。途中，将沿江各大码头的会党组织起来，接受共进会的统一指挥。 1909年初，达峰抵武汉，与刘公、孙武等在汉口法租界设湖北共进会总机关，但经费拮据，难以为继。恰遇“革命摇篮”故友周海文、刘肯堂贩来大批夏布，经达峰介绍，他俩毁家纾难，将所售布款全额交孙武作革命经费，解了燃眉之急，并双双加入共进会。为协调指挥长江流域各派会党，达峰仿传统方式，以“中华山”名义统一之，湖北的会党先编成五镇军队，孙武任督统。其间，达峰还参加了文学社，致力协调共进会、文学社之关系。 湖北布置就绪后，8月，焦达峰化名左耀国，偕周海文、刘肯堂、杨任、余昭常、邹永成等一批革命党人秘密回长沙，在太平街同福公栈设共进会总机关，沿用“洪江会”名义，将湖南会党统一起来，并筹划运动新军和巡防营，拟于9月举行两湖暴动。不料会党纪律涣散，擅自行动，导致暴动提前失败。孙武从此认为会党难成事，不可依靠，将重点转向新军。焦达峰则毫不气馁，在运动新军的同时，把会党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中秋时节，达峰蓄西式头回浏阳，四处进行宣传发动。于南岭家中，将在南台所做的一辐对联写给夫人沈菁莪： 一点心思，做出千秋事业；两个目的，看破万里乾坤。 他提留声机，到发八寺大屋（今名沈家大屋）看望姑母焦爱贞。在姑母所在的师竹堂厅堂，边开留声机，边作反清宣传，引来满屋男女老幼，既惊奇新鲜，又会意传神。场面热烈，至今传为美谈。 由于黎先诚、黄小山等先行发动，湖南会党工作很有起色。1909年冬，长沙、浏阳、湘阴、平江、醴陵及江西萍乡、万载等地的哥老会龙头30余人，在浏阳举行盛况空前的“开堂”仪式，拥焦达峰为龙头大哥，成为继马福益之后的湖南会党总头领。由此，分散的秘密反清团体统归共进会掌控，有人马上十万，为辛亥革命奠定了群众基础。 1910年4月，长沙发生抢米风潮。焦达峰派杨任、黎先诚等去浏阳组织3000多名会众，拟乘机发动起义，直取长沙，并电约湖北共进会同时起事。后了解到有立宪派和反动官绅暗中操纵，情况复杂时，便及时中止。然官方追捕甚急，只得和黎先诚、周海文、刘肯堂、黄菊初、黎世希等避走醴陵，让胞弟焦达人坐守长沙机关，来往联系。期间困苦至极，好一点的衣服都当了，只留几件破衣服轮流换洗穿着。但达峰意志弥坚，书联明志： 达上九霄云路近， 峰高五岳众山低。 下半年，一行人转移到长沙湖迹渡李氏墓庐，仍“每日衣食不暇给······或就乞丐，购其余粟，以资果腹”，有时靠扯野菜、打野物充饥。但他们救国心切，生活愈苦，行动愈决。达峰常扮苦力进城刺探消息；采用多方渗透和个别联系的方法，就近运动新军和巡防营，使彼此“相喻无言”；组织会党成员打入清军，有的成为管带；新军和巡防营的号兵、炊事兵几乎悉为会党成员。达峰还和杨任、余昭常赴湘西，以共进会的名义，收编会党队伍数千人。达峰只要有空闲，就看书写诗，曾作古风《长歌》： 念世纪大英雄，呼号奔走闹沉沉，一声长叹，泪落纷纷。人何在？国何存？千思万想暗伤心。拔出三尺剑，驱除异种魂。造我新世界，还我旧乾坤。民国立，土地平，处处歌功颂义军。那时节，借衡门以栖迟，假盘谷以怡情，耳听得，两岸猿啼，四面风声。快哉乐哉吾志成，优哉游哉上天庭。身随赤松子，学得长生不老春。 乐观豪迈气概跃然纸上。并书联一辐贴在寝室墙上，表达忍受艰苦、创造新社会的决心： 千年事业方寸内 ，万里乾坤掌握中。 1911年初，同盟会策划广州起义，长沙革命党人积极响应，被官方侦悉。焦达峰等20多人紧急避难于汉口俄租界一间破房里，生活极苦，只有长衫两件，轮流穿着会客，却激情满怀地与湖北同志策划举义事宜。4月27日，传来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5月4日，焦达峰、阎鸿飞、杨任、黎先诚、居正、刘公、孙武等紧急开会，传阅“黄兴阵亡”消息，大家震惊。达峰慷慨陈词：“中国假如没有广东，我们就不革命吗？假如克强哥真死了，我们也不革命吗？就从我们两湖干起来，再也不要依赖别处了。”会议遂作出中国革命以两湖为主动的决定，订下两省在十日内互相响应起义的“约盟誓守”，并拟定起义前三天通知对方的密码。接着就湖南起义作了具体研究，确定由西、南、中三路同时发动起义，西路由杨任、王炎主持；南路由焦达峰、黎先诚主持；中路由邹永成、谢介僧主持。起义胜利后即成立湖南都督府，由焦达峰出任都督。达峰力举谭人凤，但大家坚持原议。 6月，长沙保路风潮高涨。7月，焦达峰回长沙召开一系列会议，密商起义大计，委托陈作新运动新军，自己主持调集会党、策动巡防营和联络绅、商、学各方面。经过多年努力，革命党人在新军、巡防营中培养了强大力量。达峰深知会党“既可载舟，又可覆舟”，遂和焦达人、彭友胜等在太平街孚嘉巷设“四正社”秘密机关，作为洪江会的领导核心，对会党进行改造掌控，以四正社的名义号召群众，如装备、铁器，多由四正社的铁匠秘密制作，新军中的易堂龄、杨玉生、朱先杰、刘玉堂，巡防营中甘兴典、袁国瑞、赵春霆等均与四正社相关。还派袁剑非等在落星田定忠客栈密设同盟会活动机关。另派同志分赴各地活动，设立机关，准备武器，用同盟会的纲领统一行动。 9月，焦达峰到平江、浏阳一带集结力量，准备武器，在黎先诚家组织绣红旗——铁血十八星旗，即共进会会旗（武昌起义次日鄂军都督府第一次会议确定为开国后的国旗）。 10月12日，焦达峰在平江安定桥得知武昌起义消息，立即赶赴长沙，召开紧急会议。会上，“达峰欲如十日期，众犹豫”。他大声疾呼：“武昌首义多日，我们湖南岂可袖手旁观。中国存亡在此一举。再不动手，更待何时？”。10月14日，陈作新出面，约集立宪派在内的各界代表30多人开会，成立了以焦达峰、陈作新为首的同盟会战时统筹部，负责领导起义。起义时间虽有变动，但准备工作始终有条不紊地周密进行。10月21日晚，焦达峰连颁十六道特别命令，宣布次日起义。 10月21日晨，焦、陈分别率起义新军从东、北两门攻城，在巡防营的内应下，城门很快打开。随之率军攻占军装局、谘议局，包围巡抚衙门，巡抚余诚格逃匿。与此同时，黎先诚经五昼夜，在浏阳、醴陵、萍乡、善化等地组织4000多会众开赴长沙;黄小山调集湘赣洪江会众近2万人陆续开来；刘肯堂从醴、浏、长一带率500多人到达;吴全顺 于10月21日率220多人从金石山（今属浏阳龙伏镇）出发，22日清晨赶到长沙，参加了城门与抚台衙门的夺取，身先士卒，负伤断手，光复后曾任协统。这些都是响应焦达峰号召而来的四正社社员， 后多为援鄂铁血军骨干。 长沙光复，欢呼声、鞭炮声连成一片，人们见面互道“恭喜，贺喜”。在革命党人和新军、巡防营官兵的支持下，焦达峰、陈作新当晚被举为湖南军政府正、副都督。 都督府新立，百废待兴。焦陈力推新政，号召各部属起义，迅速光复全省；布告安民，剪辫放足，纳才禁烟，力除苛税，接见民众无间晨昏，办公人员生活简朴 ，一扫封建官僚积习。达峰就职后最大的心事是履行“约盟誓守”，迅速出兵援鄂。几天内招兵6万余人，编成四镇陆军。首批援鄂军于28日出发，有力支援了武昌首义。 无私无畏 以身殉国 焦达峰是个平民领袖，到那儿都像磁铁一样，年轻轻的能一呼百应。他16岁组织“革命摇篮”时，除黄小山外，其他成员都比他大几岁至几十岁，包括一些很有名望、很有本事的人，都心悦诚服地听其指挥，魅力何在？ 请听他老师、同伴的回答。 黎尚姜，焦达峰的私塾教师，也是“革命摇篮”的义务老师，为筹措革命活动经费，将一辈子教书所得悉数捐出。他说：“掬森是当代吕尚，兴汉灭清的革命家”，“老朽甘冒诛族灭门的莫大风险，只要为实现兴汉灭清，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周海文，焦达峰的总角之交，年少时就常对人讲:“掬森仅10多岁，就胆识过人，非等闲人物，将来必建大功于祖国，我愿倾家荡产，帮助他成功！” 他说到做到，为支持达峰，将祖田400亩悉数（留5亩給母亲养老）捐出外，还将家里所有商号捐献，最后一贫如洗。 崇高的的理想信念是焦达峰精神世界的亮点，也是凝聚人心的魅力所在。从“革命摇篮”开始，被其理想信念所倾倒，认为是干自己事业而毁家纾难的大有人在。如： 张紫馆，私塾老师,一辈子积蓄仅2亩田，全部捐献革命。 黄和开，张紫馆知己，为捐助革命经费，将仅有的4亩田卖掉，房屋也当了。 黎祝干，木匠，家贫寒，将工钱集起来捐助革命，从不间断，直到焦达峰遇害。 ······ 平等、亲民，肝胆相照，是焦达峰精神世界的又一亮点。 建立平等社会，是焦达峰终生追求的目标。他从小看到妹妹包脚的苦状，认为男女不平等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毒瘤，必须革除。当大人要他和菁莪订亲时，他说：“只要不包小脚”。菁莪马上附和：“包脚受罪，不包才好”，成为当地首位天足新娘，后到周南女校就学。 为实现社会平等，焦达峰最先提出将平均人权置于平均地权之先，并赋诗一首： 人地两平权，乾坤一转旋。九州归禹贡，五族戴尧天。 男女齐参政，耕耘各有田。智愚千虑得，文武百科全。 治国仁为本，和民礼进先。去污夷发辫，解厄放金莲。 患难兴华夏，江湖起俊贤。大同期共进，团结作中坚。 该诗表明了达峰的社会平等观。他为人胸怀宽广，与人肝胆相照，凡认之为同志者，事无所不容，言无所不听。他扶贫济困，出手大方。为体会穷人生活，曾与叫花子同住破庙，一起讨吃；夏收季节，常帮农民扮禾、插秧。因为力气大，又刻苦耐劳，农民都说他是个好劳力。他利用在东京东亚铁道学校所学的知识，以修铁路作掩护，组织洪江会成员分段承包由长沙至易家湾段的铁路接轨工程。他常赤足草鞋，短衣短裤，同工人一起劳作。有时以劳工打扮，肩背布伞，出没于贾太傅祠等地方，权绅们以为他是乡巴佬或修路的工头，不消多看一眼。这些劳工经他的言传身教，提高了觉悟，日后大都加入了革命队伍，成为骨干。 豁达 乐观，永不言败，是焦达峰人格魅力的又一方面。 黎先诚说：达峰自幼聪敏过人，气宇非凡，救国心切。我俩从读私塾至东渡日本到参加同盟会、共进会和长沙反正，形影相随，不离左右。他是领袖人物，我是他的贴身参谋，在任何艰苦环境中，从未发现他的悲观情绪。炎热天帮农民劳动累了，他就哼“烈日炎炎似火烧，满垅禾稼尽枯焦，农夫心里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 等诗句消遣，如发现同伴有不快表情，就读一读孟子的名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来互勉互慰。 淡泊个人名利，把民族和祖国的利益看成最高利益，随时准备为国为民献出自己的一切，是焦达峰精神世界的巅峰。 焦达峰自发从事秘密职业革命8年多，所需巨额经费全靠家庭及周海文等挚友支持，即使当了都督，也没提过公家一文钱，谭延闿为此曾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查证。他们一代人为了民主共和，把自己的身家性命置之度外，有的毁家纾难，有的人财两空，才换来了我们民族的幸福康宁。 焦达峰在平江得知武昌起义消息，经浏阳家乡，急赶长沙。有人为他扶乩，结果是“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认为很不吉利，力劝他不要去。达峰对着桌子使劲一巴掌，大声说：“八个字：流芳百世，遗臭万年，遇便（任意）要做到四个字”。说完，大步流星上路了。走到丰裕毛公桥，迎面碰见发八寺熟人沈搢笏，互致寒暄后，沈问：“以（这）回到长沙又要做么哩大事”？焦答：“流芳百世，遗臭万年，遇便要做到四个字”。年轻的达峰是抱着谭嗣同以身殉国的决心进军长沙的。 当平民都督焦达峰一心为民、一意援鄂时，一个个阴谋接踵而来。先是立宪派代表通过参议院把持湘政，处处掣肘，借机逼焦辞职；继而造谣污蔑，说焦是匪首，私自提走几万两银子，用棺材运到浏阳家乡，挑拨离间，满城风雨；接着唆使没有参加长沙起义、对焦极为不满的五十标管带梅馨等预谋叛乱，事被革命派邓超、丁惠黎所知，与四十九标安定超等采取反制措施，逆谋暂时得以抑制；10月28日，革命精神最强的四十九标北上援鄂、省城革命党警卫空虚，当晚，谭延闿在其荷花池住宅，召集若干立宪派人及黄忠浩胞弟黄忠绩、五十标头目梅馨、蒋国经等20多人密会。立宪派人士重弹焦达峰是土匪头子，百姓早晚要遭殃，我们性命难保等老调。梅馨当场狂吼：“这一班土匪让我来消灭他们，大家听信罢。”这一险恶阴谋被都督府秘书长刘仁镜侦悉。谭人凤、陈作新、刘仁镜、黎先诚等革命党人力主反击，处决谭延闿。达峰征求曾杰、谭心休等幕僚意见后说：“身为都督，不便执行”，“谭延闿如此想当都督，就让给他吧，我上前线去。” 10月31日，梅馨率部先计杀陈作新，继而冲进都督府。其时焦达峰正与同志商讨继续援鄂问题。有人劝其暂避，他慷慨地说：“何避之有？我为汉族复兴而死，死亦英雄。凡我族之附议者，不问其曾为官僚，抑为绅士，余皆容之。今恣议局绅煽动黄某残部造反，余惟有一身受之，毋令残害我湘民。余信革命终当成功，若辈反复，自有天谴。” 说罢，凛然步出府门，叛兵蜂拥而上。他向叛军晓以大义，不听，便从容不迫地问：“你们要怎么办？”叛兵说：“要杀你！”达峰斩钉截铁地说：“要杀就在这！”说完，立正向高悬在都督府前坪的“汉”字旗庄严行礼，被罪恶的乱刀捅死。 民国历史上最惨烈、最令人惋惜心痛的悲剧就这样在古城长沙发生了！ 焦达峰用行动兑现了诺言。他是步谭唐之后尘英勇牺牲的，是为国家为民族的最高利益光荣献身的，无愧于民族英雄称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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