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前夜的细节长沙（一）彼时彼地（2）

《辛亥前夜的细节长沙》陈书良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出版

第一章 

彼时彼地——“前十年”的以前

二

其实，细细想来，1911年以前的长沙，就已经“不同凡响”了。种种因素促成了辛丑（1901）至辛亥（1911）的演进。而如果还要向上考究，这“前十年”以前，这块土地的种种异象，就已经预示了这里“会出大事”。

现在且简略地回顾辛丑前围绕长沙发生的几桩大事。

先是湘军集团的崛起。

19世纪的中国处在内忧外患之中。鸦片战争清朝战败以后，割地、赔款、开埠通商，鸦片流毒全国，人民灾难深重。湖南更因连年水灾，溃堤淹屋，哀鸿遍野，“长沙城内，乞丐沿途皆有” 。（张其昀《潇湘夜雨》，《国风》1923年4月）因此，湖南各地都先后有群众揭竿而起，奋起反抗。其中雷再浩、李沅发领导的会党起义，规模大，影响深，虽然最后还是被清军镇压，但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推动了各地会党群众反抗活动的发展。

李沅发起义失败后不到一年，1851年1月11日，平地一声雷，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这次革命历时14年，纵横18省，将农民战争推向了最高峰。

因为湖南民众纷纷响应起义，故太平军视湖南为如鱼得水，在湖南四进四出，尤其是咸丰二年西王萧朝贵飞袭长沙，攻城81天，打得清王朝风声鹤唳，魄动魂悖。

说实在话，太平军前期的胜利进军与对手的孱弱有关。前期，清廷的镇压力量主要是绿营、八旗。绿营、八旗兵制，采取的是世兵制，弁兵父子相承，世代为业。由于长期无战事，营中多空缺，而各级军官往往虚报兵额，赚吃兵饷。清中叶以后，绿营中腐化不堪的现象已是非常严重，罗尔纲《绿营兵法》归纳为钻营、奉迎、取巧、油滑、偷惰、克扣、冒饷、窝娼、庇盗、开赌场、吸鸦片等弊病。至于武备废弛，更是相当严重。长沙硕儒王先谦《东华录》就记载，在皇帝检阅的会操中，绿营兵“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 。“其能知纪律，陷阵冲锋者，寥寥无几”。这样一支既不能骑马射箭，又不遵守军纪的军队的战斗力可想而知，终于在太平天国战争中得到了总曝光。战争前期，农民军横冲直撞，绿营兵望风奔溃，被打得灵魂出窍，清帝国也变得岌岌可危。

1853年1月，当太平军兵临武昌时，清廷诏令因母殁回籍守丧的侍郎曾国藩帮同办理湖南团练。先此，新宁县令江忠源、生员刘长佑也创立楚勇，与太平军作战。这样，曾国藩纠集彭玉麟、胡林翼，加上左宗棠、刘锦堂部，创办了清末最凶悍的地主武装——湘军。①

注释：

①陈寅恪先生认为，湘军的基本力量约可分为三支，一为曾国藩、胡林翼、彭玉麟部，一为左宗棠、刘锦棠部，一为江忠源、刘长佑、刘坤一部。

曾国藩像。曾国藩的时代，是湘军集团炙手可热的年代，出现了“中兴将相，十九湖湘”，“无湖南人不成衙门，无湖南人不成军队”的局面。

曾国藩、左宗棠发迹前都只是小地主，左的父亲还要开私塾教书以维持生计。我母亲的曾祖父刘长佑、族祖父刘坤一家中做过木材生意和豆腐作坊，两人都是生员；我的高祖父陈士杰也是湘军将领，曾做过山东巡抚，是苦读中举，家境尤为贫寒。应该说，他们都是读书人，走出书斋以前，他们都没有军事历练，但作为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有追求。一方面对清末的衰落，对豪强兼并、官吏腐败的现象极为不满，希望能恢复和建立封建“盛世”时代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另一方面，面对日益炽烈的农民反抗斗争和武装起义，他们又深感不安，担心起义会酿成全国性的暴动，危及封建统治。于是，他们以师友道义相激，投笔从戎，走出了书斋，终于爆发出人生最大的潜能。正如后来辛亥志士杨毓麟在《新湖南》中所说：“咸同以前，我湖南人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亦几不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知有所谓对天下之责任者，当自洪杨之难始。”

曾国藩故居富厚堂坐落在湖南省双县荷叶镇，土木结构，回廊式风格，图为其中的思云馆。

曾国藩冷静地评价了当时“见敌如鼠，见民如虎”的绿营兵：“往往见惊逃溃而未闻有与之鏖战一场者；往往从后尾追而未闻有与之拦头一战者；其所用兵器皆以山炮鸟枪远远轰击，未闻有短兵相接、以枪钯与之交锋者。”（《曾文正公奏稿》卷一）因此，他们改弦易辙，其招募、训练、营制、战略战术方面都与绿营兵迥然不同，从而使湘军具有较强的战斗力。从1854年2月到1864年天京陷落，湘军与太平军前后进行了10年的战争。在这场生死较量中，湘军自始至终表现了其凶悍的反革命气焰，是镇压太平天国的一支劲旅，最终将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扼杀下去。

曾国藩书法。曾国藩书法讲究笔笔有法，不逾规矩，意态端严。清符铸言其“书瘦劲挺拔，欧、黄为多，而风格端整”。

左宗棠书法。左宗棠通文墨，擅书法，篆、隶、行、草兼善，笔力雄健，风格豪迈。此为左宗棠同治三年（1864）所作篆书四屏。

左宗棠肖像。左宗棠一生屡建奇功，以抬棺出征，收复新疆最为卓著。左一生从未主张过和议，更未与洋人谈判过和议，所以人们说：“绝口不谈和议事，千秋惟有左文襄。”洋人也说：“中国左宗棠利害，不可犯也。”

湘军镇压太平天国，“中兴”清室的“奇迹”，也养成了湖南士人指划天下、物议朝野的倨傲强悍之风，因此延及甲午战争前后，湖南士人踌躇满志地抒发了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万丈豪情：

振支那者惟湖南，士民勃勃有生气，而可侠可仁者惟湖南。（《唐才常集》中华1980年版，178页）

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谭嗣同全集》，中华1981年版490页）

湖南，天下之中，而人才之渊薮也……其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湘人若也！（《饮冰室文集》第二册，66页）

至于长沙，是湖南省垣，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的家乡都在这方圆百多里的府属12县之内，刘长佑、刘坤一虽僻处新宁，但刘长佑在岳麓书院潜心攻读11年，长沙当然也是他们的活动舞台。这以后关于湘军名臣的建筑如曾文正公祠、左文襄祠、刘武慎公祠、通泰街胡文忠公五福堂、营盘街杨岳斌公馆、苏家巷李朝斌公馆、局关祠魏光焘公馆、府后街曾国荃公馆等等，一幢幢威严的建筑，遍布全城，夕阳下闪耀着熠熠的辉光随时煽动着湘人心底隐秘的骄傲的火焰。

油画晚清的两江总督，从左至右为张之洞、李鸿章、左宗棠、曾国藩、刘坤一。

更为可怕的是，在长沙的街巷，在三湘的乡野，一个简单的推理被老百姓窃窃私议：就像三个小孩打架玩耍一样，甲打得过乙，乙又打得赢丙，甲打丙当然不在话下；清朝打不过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又打不过湘军，那么，假如湘军打清朝呢？不要讲出口了！简直是新版《推背图》！

接着是百日维新。

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6月23日，日本军舰在朝鲜半岛海域击沉中国运兵船“高升号”，中日战争爆发。史称“甲午战争”。让大清帝国始料不及的是，清军一触即溃，节节败退，而日军挥师猛进，8月17日，平壤失陷。淮军统帅卫汝贵出征后其妻写信给卫说：“望善自为计，勿当前敌。”卫汝贵果不负妻望，在平壤一开仗，就弃城逃跑，狂奔三百里，七八天后才找到清军大队。后日本人于战利品中得此家书，视为奇闻，一度放入教科书中示众。18日，黄海大海战，北洋水师惨遭巨创。9月下旬，日第一军渡过鸭绿江，攻入中国东北，并连陷九连城、凤凰城。同时，日第二军在辽东半岛登陆，攻陷旅顺。11月中旬，日第一军攻陷海城。以后日军又攻陷盖平，登陆山东半岛，踏破荣城。数月之间，清军海上、陆上皆一败涂地，李鸿章的淮军更是被打得七零八落。清政府无可奈何，企图重温“中兴名臣名将”的旧梦，起用声名赫赫的老牌湘军，挽回颓势。时任湖南巡抚的吴大澂更是满怀豪情，主动请缨破日。清政府遂重新起用湘军旧将魏光焘、陈湜、李光久、余虎恩等，参战湘军共达二十余营，并于天津设立湘军东征粮台，由藩司陈宝箴主持。12月初，光绪又任命湘军大帅、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督办东征军务，节制山海关内外各军。吴大澂还在长沙设立“求贤馆”，延揽将才。湖南士人慷慨激昂，以为挫败“倭寇”非“湘军”莫属，湘军宿将后裔纷纷投笔从戎。一时间，湘军又成了清朝的救星，全国上下都对其寄予了厚望。然而，时过境迁，湘军早已不是咸同年间的劲师悍旅，敌方也非复大刀长矛的太平军了。在近代化武装的日军的坚船利炮面前，才六天，湘军就被打得脾气全无。一战牛庄，二战营口，三战田庄台，兵败将逃，舰毁人亡，邸报飞传，朝野惊恐！一个面积不及中国三十分之一，人口不及中国十分之一的岛国，竟然将汉唐威仪康乾盛世的光环剥离得七零八落。清政府被迫求和，甲午战争最终以中国割地赔款而结束。

“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溟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谭嗣同）丧师失地继之以城下之盟，战败的奇耻大辱，使全国民众愤慨痛心。其对湖南士子心灵的撼动尤为独特，更是其它省区所没有的。

郭嵩焘养知书屋故址纪念碑。养知书屋是郭嵩焘故居，位于长沙市六堆子。

有学者指出，人们在遭受严重的挫折时，可能产生两种心理变化：一是消沉失望，厌弃人生；一是痛定思痛，在失败的刺激中迸发出新的更强烈的进取心，奋起救赎。因为地理、血统、移民等多种原因的结合，“楚俗剽悍”，湖南人自古以来即形成强悍刚烈的性格，“打碎牙，和血吞”，当然属于后者。原先以为自己可以拯救天下的湖南士人，这时心理却产生了两个阶段的变化。起初是对战争的失败有一种沉重的负罪感，《湘报》九十四号就叹喟：“甲午的败仗，实是我们湖南人害国家的！”后来，则在原罪的强刺激下，更强化了拯救国家与民族的责任心和自信心，《湖南时务学堂缘起》一开始就宣言：“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存，则中国存”，充满了“救中国从湖南始”的殉道气概。

于是，长沙的各界士绅长歌当哭，慷慨陈词。

痛乎西人讪我，诟我，病夫我，曰顽钝与无耻，曰痿痹不仁，曰无教之国，何其悍然不顾平等之义至斯极也？（唐才常《论热力》）

中国不昌，吾死不瞑！（田邦旋 见《自立会史料集》岳麓版第282页）

悲夫！怨夫！……海水横飞，瓯脱瓦裂，束手待毙！（樊锥《开诚篇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