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如何影响全国？一切要从这里说起

湖南省地域辽阔，历史悠久，人口众多，依托资源秉赋等条件，把握历史机遇，在中华民族长期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同呼吸共命运，形成了一省自身的优势和特点。无论从历史的进程上看，还是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上看，湖南省在全国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具体而言，湖南经济社会发展在历史进程中的特点，以及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可以从区位、政冶、军事、经济和文化等五个方面来分析和总结。

一、区位方面，湖南省具有“沿海的内地、内地的前沿”的优势

2013年11月初，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湖南，指出“湖南要发挥作为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过渡带、长江开放经济带和沿海开放经济带结合部的区位优势，抓住产业梯度转移和国家支持中西部地区发展的重大机遇，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竞争力，加快形成结构合理、方式优化、区域协调、城乡一体的发展新格局。”岭表滇黔，必道湘沅。湖南省在沟通东西，连接南北的作用方面，一直没有缺位。只不过在某一个历史时期表现得特别强劲和突出，而在另一个历史阶段表现得不特别显眼，程度上有差别而已。在中国历史发展长河中，楚人从洞庭湖西域出发，沿酉水进入贵州地区，湖南成为后来中原王朝入黔进滇的通道。秦始皇开拓岭南，湖南成为前沿基地。从秦汉时期到唐宋之际，湖南地区长期作为朝廷开发南粤的前线和贬谪、流放之域，历史上有影响的重要人物，大抵都到过湖南，并且留下了丰富的人文历史积淀，相比邻省湖北、江西、广东、广西、贵州和重庆，这种人文历史在湖南扎堆的现象是非常独特的。一旦中国政治和经济重心发生转移后，湖南在全国的地位就会相应上升而变得极其重要。以唐宋之际作为分野，在人文历史地理革故鼎新方面，之前主要是东西两极变化关系，即政治中心由西向东转移，之后主要是南北交替关系，即经济重心由北向南转移。这个区位特点表现在政治方面，从宋元时期抗金抗元，清中晚期太平天国运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民国初期的南北混战和北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湖南无一例外地成为主要舞台和战场，湖南人士被风云际会自然而然推上这个历史舞台。表现在经济方面，历史上各种生产要素的移动，湖南都无一例外的获得利好。比如历史上南北朝、五代到两宋交替之际，北方战乱后造成的人口大流徙，明代由东向西的人口转移，特别是从江西到湖南，再由湖广填四川，湖南都成为移民的主要目的地之一。人口增加的同时，资本、生产技术和文化等资源亦流入湖南，推动了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越到近现代，湖南省因为所处的区位，接受中国经济重心转移的实惠更多、效果更好。抗日战争爆发前夕的沿海沿江工厂、企业、机关和学校等内迁，湖南成为第一站，还有的是终点站，中央的许多大厂布局到湖南，奠定了湖南的近代工业骨架。人口的大量流入，商业繁荣，洪江、津市、浦市、高沙等湘西小镇都有“小南京”“小上海”“小汉口”之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因为湖南既是大西南后方的前沿，本身又是“三线”地区，国防工业的布局也有很多选址落点在湖南，特别是“三线”建设时期，从临湘到邵阳，从自治州到黔阳地区，大项目星罗棋布。湖南省得益于建国初期反帝反修斗争的实际需要而从国家战略层面考量的工业整体布局的转移，这是显而易见的。湖南的区位优势，还表现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从清末到现在的百余年间，从公路到铁道，从高速公路到高铁，湖南省是南北交通大动脉建设的重要过境地，从平汉、粤汉铁路到中国南北交通的中枢京广线，中南段选址过湖南而未走江西;纵贯南北的第二大交通中枢北同蒲—太焦—焦柳线，整体穿过大湘西地区;横贯江南的东西干线沪杭——浙赣——湘黔——贵昆线从湖南中部穿过。株洲、衡阳、怀化成为重要铁路枢纽，株洲、怀化被誉为火车拖来的城市。京广高铁、沪昆高铁和厦渝高铁在长沙穿过，长沙成为高铁黄金枢纽。再与高速公路、国省道相连，构成省内四通八达、与邻省密切相连，区位优势推动湖南成为全国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和物流通路。

2016年9月，《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印发，作为与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一起构成国家的三大发展战略，湖南省以拥有临江162公里长江岸线、突出的大江大湖地理优势，发展的空间将会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更加广阔，对推动经济社会的向前发展，力度会更大。

二、政治方面，湖南省自近代以来，人才勃兴，一直站在革新和进步的前列，引领着中国社会变革的前进方向，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湘运”之兴后，“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中兴将相、什九湖湘”，同治、光绪年间的中兴名臣，客观上形成了清朝中晚期政治中以湖南人为主体的团队。“湘军南止交趾，北及承德，东循潮、汀，乃渡海开台湾，西极天山、玉门、大理、永昌，遂度乌孙，水属长江五千里，击柝闻于海。”不断激发湖南人在政治上的优越感，心忧天下，敢为人先。1897年，熊希龄与蒋德钧、谭嗣同等人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并任总理。他在《时务学堂公启》中说：“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立则中国存。”举办南学会、《湘报》，宣传维新;创办工业，开采矿藏，安设电信;开办武备学堂，创练新军;设立保卫局等等，“以湖南开化为己任，锐意整顿”。由于湖南的这一批先行者极力培养人才，倡导变法，开办实业，湖南风生水起，成为最富生气的一省。引领了近代中国的潮流，为后来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以至新民主主义革命打下了深厚的舆论基础。

湖南在晚清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中的政治优势和重要地位仍然是首屈一指。广东人革命，湖南人流血。如果说广东是清末革命的策源地，湖南就是发动机;如果说孙中山是革命的先行者和理论家，那么黄兴就是实干家。孙中山虽然早在1894年组建兴中会，却是孤悬海外檀香山。黄兴、宋教仁等人虽然是十年后才发起成立华兴会，但这个革命组织却是在清廷湖南巡抚眼皮底下的长沙。兴中会在广东组织了多次起义却是在清朝势力的边缘，华兴会组织的长沙起义、萍浏醴起义等都是战斗在敌人的腹地。还有多位湖南人参与主导的武昌首义，湖南首应，国民党的党史中孙黄并称，都可以说明湖南在晚清革命、推翻二千多年专制集权制度中的重要作用和影响。

然而，湖南省自近现代以来，所拥有在政治上最大的优势还在于，湖南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基地，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建党、建军、建政的主要策源地之一，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主席的家乡。湖南这片红色的沃土上还涌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贺龙、罗荣桓、王震、胡耀邦等杰出人物。1920年9月，政治性团体组织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之一。1921年7月，毛泽东、何叔衡作为湖南代表参加“一大”。毛泽东、蔡和森成为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1927年，毛泽东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并在湖南领导和发动秋收起义，这是共产党第一次在武装斗争中公开打出了自己的旗号，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面军旗（带有镰刀、斧头、五角星的工农革命军军旗）的诞生，开辟了第一个在农村的根据地。后来湖南境内的湘南暴动、桑植起义、平江起义等数十次武装起义，相继开创湘鄂赣、湘赣、湘鄂西、湘鄂川黔等革命根据地，并建立湖南、湘鄂赣、湘赣、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和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这些红色政权成为人民共和国的摇篮。

湖南在中国人民革命史上地位极其重要，不可或缺。这里是一片红色的土地，是革命老区。从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英勇的三湘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全省曾参加红军的有40多万人，已查明的革命烈士近20万人，牺牲的群众达100多万人。全省共有革命遗址1832个，其中有重要历史事件和重要机构旧址475处、重要历史事件及人物活动纪念地400处、革命领导人故居488处、烈士墓270处。到目前为止，按不同时期的有关政策规定，全省被中央和省里认定和批准的老区县（市、区）有68个（以当时行政区划统计），老区人口和土地面积分别占全省总数的一半以上。1949年以后，毛泽东主席一直关注和支持家乡的建设，到1974年止，一共50次回到湖南。他情系家乡、关怀乡亲，深入田间地头、城市街道、工厂车间和学校，访民情、察民生，体现了一代伟人人民至上、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博大胸怀。他十分关心湖南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搞好企业技术革新，加快湖南工业发展，把湖南建设成工业省，提高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毛泽东主席的出生地韶山，1961年设区，1984年升格为县级区，1990年经国务院批准设立县级韶山市，明确规定韶山的性质，既是革命纪念地，又是风景旅游区。这是近代百年以来，继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之后，最具高人气和知名度的名人伟人故里。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人，从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总书记，总是在上任之初，到湖南来视察，参观访问韶山，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毛主席家乡湖南建设好。

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丰富的红色资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湖南省经济社会发展与建设的最大政治优势。

三、军事方面，湖南省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为兵家北略中原、南取交广、西图川滇、东进吴越所必争之地，蕴蓄着雄厚的战争潜力，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湖南又是全国人口较多、密度较大的省份之一，兵源动员力量十分雄厚，素质比较高。在一定物质基础上，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湖南民间尚武风气尤炽，民众具有斗争传统，一旦发生战争，军民团结一致，充分利用地理环境和政治、经济、军事的有利条件，把战争潜力中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结合起来，有夺取战争胜利的充分保证。太平天囯运动兴起后，咸丰二年末开始，曾国藩以在籍侍郎身份帮办团练，先后和江忠源、罗泽南、胡林翼、左宗棠、骆秉章等人招募、训练了一支战斗力强的湘军。他们采取兵必自招，将必亲选，饷由帅筹，兵随将转的办法，以同乡、师生、亲谊关系相维系，“忠义”为训，恩威并施，使湘军成为听命于曾国藩等人的私属军队，充当了清王朝镇压太平军的主力军。其兵力最盛时发展到50万人。太平军从广西出发，先后攻下武昌、庐州、安庆、南京、杭州等省会和其他重要城市，纵横东南数省，但始终未打下湖南省会长沙。太平军初期的5个王，有南王冯云山、西王肖朝贵在湖南折戟阵亡。天京最后也被湘军曾国荃部攻克。光绪初期，湘军在左宗棠等人的率领下，抗击英国、俄国、法国等外来侵略者，为收复新疆、巩固边防做出了贡献。当时湘军和湘籍军政人物的势力几乎遍及全国，湘军中湖南籍的统帅、统领、分统以及重要幕僚有200多人，其中官至督抚者达27人。湘军的兴起，对全国特别是湖南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军事制度的变革，产生了重大作用，而曾、左、胡等人的治军思想，尤其给后之治军者以很大影响。

在近现代民族民主革命时期，湖南成为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发祥地，这里发生的每一件军事事件，几乎都影响全局，在民族民主革命战争中愈益显示其重要作用。湖南是辛亥革命的策源地之一，光绪三十二年（1906）冬的萍浏醴起义，有民众和会党数万人参加，是同盟会成立后领导的国内第一次大规模的武装斗争，为辛亥革命的前奏。武昌起义爆发，湖南首先响应，焦达峰、陈作新等在长沙发动起义成功，结束了清王朝在湖南的统治。又立即派出援鄂军北上，给予武昌革命政权以有力的支持。湖南是护法战争的主要战场。北伐战争时期，湖南又是主要战场之一，是革命运动最发达的一个省份。抗日战争时期，湖南从战略后方很快变为正面战场的最前线，全省军民同仇敌忾，进行了艰苦抗战。从1939年9月开始至1945年7月止，湖南战场牵动全国的抗战全局历时6年之久，一寸山河一寸血，中日两国重兵在这一片土地上集结、对抗和拉据。抗战正面战场的22次大战役，有6次在湖南省境内进行，计有第一、二、三次长沙战役，常德战役，长衡战役和湘西战役。对全国战局起了重要作用，为夺取全民族抗战的胜利作出重大贡献。8年中，全省有203万多青壮年应征应募，参军参战。三湘儿女浴血沙场，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湖南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起义的重要策源地，人民军队的重要发祥地。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后，湖南省委和毛泽东于9月9日发动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建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10月，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在井冈山创建第一个农村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开辟了与农民相结合，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正确道路。1928年1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在农军的配合下，发动了湘南起义。4月，两路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1928年7月，在中共湖南省委领导下，彭德怀、滕代远等人率领湖南陆军独立第五师第一团等部官兵举行了平江起义，成立工农红军第五军。从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部队进行“三湾改编”开始，就建立了中共各级党委和支部，把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在长期的军事斗争实践中，湖南的不少优秀分子成长为人民军队的缔造者和高级领导人。1955～196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10名元帅中，湖南籍3人；10名大将中，湖南籍6人；57名上将中，湖南籍19人；177名中将中，湖南籍45人；1360名少将中，湖南籍129人。湖南籍将帅共202人。1989年，中共中央军委确定的33名军事家，湖南籍有14人。

无湘不成军，这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湖南特有现象和全社会共识。与周边邻省相比较，特点突出。融入到全国范围来考察，湖南人扎硬寨，能打胜仗，依然鲜明。时代愈向前发展，依托地理环境和战略资源，湖南省作为战略后方，所拥有的战争动员能力，在保卫国家、反对外来侵略斗争中，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一如既往地受到重视。

四、经济方面，湖南省是有色金属之乡，是农业大省，经济总量庞大，发展势头强劲

湖南在地域和人口因素两个方面，放射到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无论是生产、投资，还是购买力和消费，它的总量都会表现出规模巨大，对全局影响也大，在全国的地位也十分重要。全省国土面积为21.18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面积的2.2％，比英国略小，比两个韩国还大，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幅员居第十位。人口6800万，比西方发达国家英国、法国的人口都多，仅居广东、山东、河南、四川、江苏、河北之后排第七位。

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支撑条件，湖南省矿产资源丰富，是有色金属之乡，现已发现的各类固体矿产134种，占全国已发现矿种的82.72％。已探明有储量的矿产91种；探明储量的有83种。其中57种居全国前十位，39种居全国前五位，25种居全国前三位；钨、锑、铋、独居石、海泡石、萤石、高岭土等7种居全国首位。全省已发现并探明有一定储量的矿产地849处（包括179处伴生矿产地），其中能源矿产（煤、石煤）132处，有色金属矿产163处，稀有、稀土、分散元素矿产30处，非金属矿产208处，黑色金属矿产137处。因为湖南的矿产资源丰富，所以湖南的矿冶业历史悠久。北魏时，江华以产锡著称，称为“锡方”。至唐朝，桂阳一带开矿者渐多，宋、明两代及清朝中期为盛采时期，以铅、银为主，铜、锡次之。明、清时，湖南铁矿开采发展到茶陵、石门、临武等38个县，炼铁业遍布于湘东、湘西及湘中的26个县，主要产品有锅、鼎和铁制农具。此类产品省内自给有余，还销往东南各省。清代，湖南的土钢也颇负盛名，邵阳、武冈一带所产的“宝庆大条钢”和湘潭等地产的“苏钢”，常销往湖北、河南、陕西、甘肃、京、津地区和东北各省。而常宁水口山采银则有近千年历史，光绪二十二年（1896）官方开始在水口山采铅锌，产量占全省铅锌总产量的90％以上，水口山遂有“铅都”之称。岳州开埠后，湖南省逐渐开放。自然资源促进生产，繁荣经济，并以国际市场的需求为浮标上下波动，表明湖南省原生自给自足的传统经济业态已融入世界市场，近代化进程加快步伐。以锑业为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锑价飞涨，纯锑每吨由146元升到1000元。民国三年（1914）出口锑品总值白银157.37万两，民国四年猛增到582.57万两。于是官僚和民间资本纷纷投资开矿。据不完全统计，民国五年新设锑矿厂家146个，其中新化46家，益阳52家，安化48家。当年湖南锑品出口总值白银964万两。次年产锑2.76万吨，创历史纪录。民国三～七年的5年间，全省产锑10.18万吨，平均年产2.04万吨，比战前最高的民国元年提高35.2％；出口总值为白银2487.55万两，每年平均497.51万两，为民国元年的4.67倍。这一时期，仅锡矿山就有采锑公司130余家，炼厂30多个，矿工10万人，共产锑7.45万吨，为锡矿山的“黄金时代”。表现最好的是华昌公司，初办时仅集股银30万两，后扩充到60万两，便逐渐退还官股，全归商办。民国四年（1915），盈利合银238万两。民国五年，竟用208万两银扩大再生产，除在长沙设炼锑厂外，还在益阳、安化、新化等县设采锑场和炼锑厂，年产纯锑8600吨，比上年增长20％。该公司还在上海和美国纽约设分售处。官民争相入股，公司机构扩充，人员增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国际市场存锑过多，锑价陡落。民国七年（1918）上半年长沙售价900元／吨，第二年春降到90元／吨尚无人问津。全省锑矿十之八九倒闭。盛极一时的华昌公司亏损累计数百万元，于民国七年冬倒闭。民国八年全省仅产锑8382吨，比大战期间的年均产量减少58.8％。此后几年更是每况愈下，但在世界锑产量中所占比例却仍有所提高。直到民国一十三年（1924），各国存锑将尽，锑价回升。民国一十五年，长沙纯锑价450～750元／吨，锑业又呈活跃。以前停产的公司多数复业。锡矿山开始复苏，有107家采矿公司，43家炼锑工厂。

改革开放以来，全省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大都在矿产资源较丰富的地区，这些地区的经济总量、增长速度、财政收入增长、投资等方面的统计数据都要明显好于计划经济时期的传统农业区。比如郴州、耒阳、花垣等，其发展速度较快，经济比较活跃。其中，郴州市经济增长速度多年保持全省第一，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第一，充分体现了该地区的资源优势。这一特点，愈在粗放性经济的增长阶段，效益愈明显。

湖南还是中国的农业大省，“鱼米之乡”。从溯源来看，湖南省是稻作农业的发祥地，在道县玉蟾岩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培稻谷，澧县城头山遗址发现有距今六千年的古稻田。湖南是楚国的粮仓，最早意义上的“江南”。魏文帝曹丕说“江表惟闻长沙名，有好米，上风炊之，五里闻香。”六朝时期，湖南的粮食已大量外调，已成为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地和供应地。唐宋之际，湖南的大部分地区实行一年二熟制，粮食产量进一步扩大，耕地面积进一步扩大，由于在洞庭湖开发过程中积累经验，在大规模的水利建设上着力，成功探索出了一套湖区垸田开发新模式。宋人的“苏湖熟、天下足”之说，到了明中后期由于苏湖地区手工业的发达和桑棉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粮食生产出现萎缩，全国的粮食调剂任务逐渐转移至两湖地区，以至明后期民谚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说。有明一代，湖南粮食的外调数量一直很大。清代湖南的人口猛增，推动湖区的开发形成历史上的高潮，官府民间资本双管齐下，农业生产的效益达到极值。堤垸的兴修可以分成康乾和清末光绪两个高峰期。政府重视堤垸的恢复发展，允许荒地围垦，还曾拨出专项帑银资助湖区兴修堤垸，湖区围垦到了“无土不辟”的程度。滨湖堤垸如鳞，弥望无际，堤垸总数已达1094个。湖南的粮食产量节节升高，逐渐赶上并超过湖北省。湘米供养天下，乾隆时期新出现的民谚“湖南熟、天下足”代替了过去的“湖广熟、天下足”，内地18省的绝大部分地区对湖南谷米的依赖性增强。湘江上运米之船“千艘云集”，直销汉口，再抵江浙，盛极一时。1920—1930年代，长沙因为其不断增加的稻米输出，在全国粮食贸易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得以与无锡、芜湖、九江并誉，成为当时赫赫有名的中国四大米市。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湖南的稻谷生产占全国稻谷总产量的比重为11.65％，1985年上升到13.87％。1949年湖南的稻谷产量在全国居第三位，从1971年开始一直名列全国第一。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湖南纯调给国家的贸易粮年均10亿斤，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年均为14.8亿斤，计划经济年代最多的是1983年，达19.6亿斤，是全国调出粮食最多的省份之一。湖南常年粮食总产量580亿斤左右，稻谷产量居全国首位，其粮食生产在全国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对国家的贡献越来越大。作为全国的九大商品粮生产基地之一，只要把饭碗牢牢端在中国人自己的手上，确保粮食安全，湖南的农业大省地位就不会削弱。

五、文化方面，湖南省在漫长历史长河中积淀与形成的湖湘文化，既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湖南向前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和软实力

湖湘文化存在于中华传统文化这个母体，它的特殊性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普遍性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对于中华传统文化，不是颠覆的，而是补充的;是丰富的，而不是否定的;是从属的，而非超越的。湖湘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既一脉相承，又具有鲜明的三湘地域特征和湖南文化个性。长期以来，湖湘文化因其独有的忧国忧民、敢为人先、自强不息、崇尚务实等优良品格而广为传颂。特别是其中的崇尚务实、敢为人先的实践品格是湖湘文化最富个性的特征，它彰显了湖南人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励了湖南人奋斗不息的不屈意志，赋予了湖南人开拓创新、勇于进取的实干性格。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湖湘文化的绚丽光彩，还表现在近代以来，湖南杰出人物睥睨天下、纵横捭阖，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一座岳麓山，半部中国近代史。不仅有魏源等人睁眼看世界，有曾国藩、左宗棠等湘军将帅，有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力推维新变法，流血革命的黄兴，更是孕育了毛泽东、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红色革命文化的重要源泉。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湖湘文化作为湖南发展的文化底蕴，有力助推了全省现代化的进程。中华传统文化从地域的视角上看，有南方与北方、东部与西部、长江与黄河、沿海与内地之间的差别，它们在神州大地上都以母体文化为依托，形成各具特色、争奇斗艳的区域文化。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湖湘文化的发展历史也是一样，从三湘到四水，从洞庭湖到九嶷山，从湘东到大湘西，从汉族民众到土家、苗、瑶、侗、白、回等少数民族同胞，和睦相处，差别化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湖南的文化光谱。

湖湘文化作为中华区域文化中的重要板块，还在于它有其核心的哲学思想即宋代以来逐渐形成的湖湘学派，或者湘学。与邻省相比较，贵州、广西、重庆乃至湖北、江西和广东，它们没有形成与湘学比拟的稳定而有历史共识的核心思想哲学和价值观。扩大到全国视角，只有关学、洛学、闽学、蜀学、徽学、浙东学派等可以比肩。

湘学、湖湘文化是湖南几千年人文历史进化演义留给今人的一笔文化遗产，湖南是文化大省。改革开放以来，湖南省在文化领域多个方面取得的一系列令全国同行刮目相看的成绩，大都用“电视湘军”“出版湘军”“体育湘军”等词汇来概括，这是文化核心竞争力在广播电视、出版和体育事业发展过程中助力的生动体现。诚然，湖湘文化也是农耕文明时代的人文思想和智慧，有精华也有糟粕，有进步的元素也有落后的内容。湖湘文化要实现由革命性文化向建设性文化转变，由封闭文化向开放文化转变，由重农文化向重工文化转变，由斗讼文化向和谐文化转变，由自负文化、“老子天下第一”向自信文化转变，由关注政治军事方面向崇商和重视经济转变，传统的湖湘文化还需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助推湖南全省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