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人性格心理和湖南民风的历史考察

　　民风是一地人们群体性格和心理的综合，《汉书地理志》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又说，“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湖南的民风就是在特定的环境中或者在与人的交往中所表现出来的行为举止的总和。

　　民国时期的地理学家白眉初在《中华民国省区全志》中比较了各省的民风民性，说“满洲粗豁，直隶沉郁，山西平和，秦陇迟钝，江浙柔靡，江西平庸，武汉狡猾，广东激烈，云南质朴。至于湖南则多刚正”。刚正是湖南人性格的主流，具有突出的特点。此外，湖南人的强悍、好斗等也是史不绝书。最早记录这一性格特征的是《史记》，司马迁明确说衡山、长沙等南楚地区“俗剽轻，易发怒”。剽轻就是剽悍轻捷、强劲、勇猛的意思。《隋书》在概括南楚民风时继承了司马迁的观点，谓“劲悍决烈”。在湖南各个时期的地方志中，大都指出了湘人强悍的性格，如《岳州府志》称“人性悍直”，《长沙县志》称“劲直任气”，《永州府志》称“俗刚武而好劲”，《茶陵县志》称“性侠烈而劲直”，《醴陵县志》称“颇尚气、轻生、喜斗、好讼”，《安化县志》称“任性刚直”，《郴州志》称“赋性刁悍”，《衡山县志》称“其民尤尚气力”，《宝庆府志》称“其俗好勇”等等，都记述了湖南人的强悍好斗，成为其群体性格的主要特征。

　　湖南人的性格心理既有历史的概念，又有现实的表现内容，历史上的概念和现实的内容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湖南人性格与外省人相比的特殊性，其形成的因素与地理有关，与历史上的移民有关，与社会经济生活有关，也与偶发的历史事件有关。湖南人身上，可以找到灵气、霸气和匪气的统一，是一个不信邪的群体，这种剽悍的性格心理在地区发展史上乃至于中国历史上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从历史文献视角考察，湘人性格心理可以从“不凝滞于物”“强悍尚气”和“率直诚实”等几方面总结归纳

　　第一位正面记述湖南人与世推移性格特征的是屈原。屈原在被放逐到沅湘地区后，碰到了一位当地的老者。在《渔父》中，屈原这样写道：

　　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至于斯？”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其？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渔父莞尔而笑，鼓而去。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

　　这篇文章后来被司马迁较完整地抄写到《史记》的《屈原列传》中。渔父的世界观就是“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他追求的是一种人心与世事的和谐。他们以保全自然生命为宗旨，爱惜生命甚于一切。为了保全生命，可以放弃一切，甚至于忍辱含垢、随波逐流、委曲求全、苟且偷生。他们认为保全生命的最佳办法就是热爱自然，顺其自然，把自我投入、融合到无限的大自然中去。湖南人许多以“渔父”为名或字，沅湘间也有多处“沧浪”一类的地名，说明湖南人受渔父的影响。南北朝时期，《武陵记》说武陵人民“人气和柔多淳孝，少宦情，长弹五弦之琴，以黄老自乐，有虞夏之遗风”。到了明清时期，常德地区还留下有“地散民风缓，商多市气浮”的记载。所谓市气，就是见风使舵，唯利是图，遇事不硬干，开动脑筋想点子。这显然是“圣人不凝滞于物”的翻版。这种性格，至今还可以从湖区的一些人身上找到影子。

　　历史文献上大量记载的湖南人性格是强悍、负气。《隋书地理志》曰荆州“其人率多劲悍决烈，盖亦天性然也”。湖南属荆州，如果说起来稍微牵强，那么《隋书》的《乞伏慧传》称乞“领潭、桂二州，总管三十一州诸军事，其俗轻剽”，就是明言湖南人的性格了。自汉以来，湖南地区的反抗和反叛记录，频频出现在各朝所修的正史中，武陵蛮、板蛮、长沙蛮等不断起义，危及中央王朝的边境地区，让人觉得湖南民众民风强悍，富有反抗精神。宋代以来，在民风劲剽一项外，言及湖南喜斗好讼的又越来越多，讼狱渐兴，这也是民风劲悍尚武的一种表现。李曾伯在《潭州谕俗文》中讲长沙地区“民最喜讼，号难治”，“每阅案款，中间或因盗资财，争田产，兆祸于帏薄，启爨于杯酒，或本无深隙拳手遽交，小有间言挺刃相向，而至有亲戚变仇雠，卑幼犯尊长”。附属的醴陵为大邑，“民喜斗讼”。衡阳也是如此，其属县耒阳，“素号难治”。岳州的临湘，“草生弃地没牛身，岂是膏腴亩一金。野老双蓬俱半脱，尚凭蜗角其争心”。 是岳州属县最难治的一县，人称“违法不顾，惟岳州四县为甚”。有的北方人竟然把到常德一带为官当成畏途，认为自己命不好。所以，苏辙说“荆湖之南，地远多险，民悍而喜讼，”表达了一位四川人对湖南民风的看法。

　　到了明代，关于湖南人性情的记载几乎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基本沿袭前任的看法。如长沙“地广物众，统属邑有十二，其人劲悍决烈，尚勇而好争，非得疏通练达特廉明之士不足以治之”。还有的人认为长沙“其民性则决烈而劲直”，“性之所染亦多豪犷桀骜之态，往往健讼之日闻而逋赋之交织”。在嘉靖的《衡州府志》中，记载境内衡山县因“客户渐多，主俗颇变，健讼之风，近年漫长”；常宁县也“客户间主，军民相杂，耳濡目染，以讼为能，环坐聚谈多及讼事”；安仁县“劲悍尚讼”；酃县“父子兄弟刀锥之利亦事竞争，童子发蒙遽习词讼”。在桂阳州，“民性易怨而难感，好讼而不狡”；蓝山县“性偏刚而惑于伪，事无巨细，少忍辄讼”；临武也是“好讼喜争，比屋习吏乃多于儒”。

　　在湘北地区岳州府属县，“巴陵冗烦，临湘冲刁，平江刁滑，华容讼简，澧州淳俭颇烦，安乡颇滑，石门刁简”。慈利县人“赋性悍直，有小忿则悻悻难忍” 。嘉庆《长沙县志》多次讲到“湖南地邻苗峒，人黠而悍，止话逞强好事，罔知礼义纲常”，“湖南之民刁狡成习，动辄以人命为奇货”，“楚乡有官法远、蛮法近之谣”。附近的醴陵“好讼喜斗，尚气轻生，民俗颇嚣” 。益阳则是“恣肆者贱守义，轻生嗜利，尚口嚣讼，近亦有之”。衡州府中，“自宋以来号多讼”，安仁“俗刁狡，虽数世以前之舍山为寺者，辄自命山主，构讼不休”。据《光绪兴宁县志》记载，资兴因“近岁四方射离者习闻本土易畜，异父母携妻子群然沓至杂处”，“尔来机诈相习，误信地棍挑唆成讼，甚至服毒图赖，猾变百出，邑始多事”。在湘西的龙山，“任侠尚气，一语投合倾身与交，偶枨触所忌则反眼若不相知，必得报而后已。乡居穷僻不谙科法，戾理乞胜强于竞讼，视纠众劫斗为故常” 。有关湖南人这种性格的类似记载，在各个时期和各个地方所编纂的地方志中还有大量的记述。

　　在近人的著作中亦不难发现同样的观点。清中期曾任湖南布政使的李榕，是四川人，他说湖南人“气太强” 。清末曾任湖南巡抚的陈宝箴，是江西人，他说湖南人“好胜尚气”，又称“民气之勇，士节之盛，实甲于天下”。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国立清华大学考察团来湘，所见与前任略同。他们提出的考察报告中说：“一入长沙，即深觉湖南之团结力特别坚强……然同时亦气量偏狭……吵嘴打架，殆属常事，民风剽悍殆即以此。”外地人这样看待湖南人，湖南人自己的看法也大体相同。章士钊总结湖南人的性格：“湖南人有特性，特性者何？曰好持其理之所自信，而行其心之所能安，势之顺逆、人之毁誉，不遑顾也。”这也是杨毓麟在《新湖南》中说的湖南人“特别独立之根性”。大有不到黄河心不死，到了黄河不死心的气概，永不回头。

　　湖南人性格和精神心理的另一个特征是讲求血性。政治上的坚定、思想上的坚毅和行动上的坚韧三者结合，体现出湖湘士人群体的浩然正气。这种讲求血性的湖湘正气成为湖南人群体的文化心理习惯，影响着社会各阶层，涉及各个领域。表现为一种爱国主义精神，一种时代的忧患意识，一种敢为人先的奋斗精神。在一些历史的重要关口，湖南人甚至不惜牺牲自我，这种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在全国堪称首屈一指。

　　南宋末年，长沙城为元军所破，岳麓书院的学生“荷戈登陴，死者什九”。城内的老百姓，“多举家自尽，城无虚井，缢林木者，累累相比”。曾国藩以书生带兵，把扎硬寨、打死仗作为湘军的基本战术，常常以“好汉打脱牙和血吞”勉励自己。太平天国革命，从广西到湖南，到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乃至四川，几乎都是攻无不克，但就是打不下一个长沙城。虽然湖南人参加太平天国革命的也很多，但同样也是湖南人让太平天国吃尽了苦头，最后还是败在湖南人手下。后来人总结，“咸同中兴，江、罗、彭、李诸公，凛凛以血肉之躯当炮石，而曾、胡钜老，苦心调护诸将，兴起大难而共功名。”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南人涌现出了无数的先烈，蒋翊武、唐才常、马福益、刘道一、林圭等是其中的杰出代表。陈独秀在论及湖南人的奋斗精神时曾充满感情地说：“二百几十年前的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的曾国藩、罗泽南等一批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仗的书生。黄克强历经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二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仗，他们是何等的坚韧不拔的军人。”所以，在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有“广东人立言，江浙人出钱，湖南人流血”一说，其用意在于表彰湖南人的牺牲精神。

　　湖南人直率诚实的性格，容易给人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他们的爱与恨、喜与怒、哀与乐是十分鲜明的。政治上的坚定，表现在开放与封闭、革新和守旧两个方面，都很容易走向极端。这种特有的人文现象在历史上都有许多的明证。清末的维新时期，湖南是最富朝气的一省，但也出现了全国闻名的守旧势力，两派斗争水火不相容。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正、反两种力量斗争最激烈的也在湖南省，令世界瞩目。这中间可以看到湖南人性格的一面，率直与走极端。表现在语言上，湖南人说话都特别冲，是不会转弯抹角的“直肠子”。湖南人在待人方面，也表现出热情、开朗，但又缺乏幽默感。重义气，讲气节，和则热情似火，不和则冷漠有余。沈从文在他的著作中一再说湖南人是乡下人，率直，认死理，不轻易转弯，往往容易得罪人。道州人周敦颐《爱莲说》中描述莲“中通外直，不蔓不枝”，可以说是湖南人性格的形象刻画。这种性格也使湖南人办事讲求五湖四海，不抱团，不搞小集团。在湘军威名显赫的时候，左宗棠与曾国藩大闹意见，郭嵩焘、李元度与他们之间时有龌龊和掣肘。新中国成立后，彭德怀元帅以他的耿直和倔强向毛泽东上书提意见，造成两位湖南人之间不可调和的巨大裂痕。

　　湖南人的直率，也给来自域外的外国人士比较好的印象。1861年、1868年德国地质学家利希霍芬曾两度来华考察，开始并未受到湖南人的好招待，但后来利氏对湖南人的印象越来越好了。首先，他接触了湖南人中比较有教育的人，认为湖南人的贤明、诚实和率直，不仅表现在嘴上，而且在行为上也是诚恳的。湖南人不仅维持着中国人中最保守的古老的习惯和信念，重视家庭内的培养，而且对犯了过错的人所处的处罚，比未开化的人更严酷。其次，湖南人极度厌恶对事物马上革新，认为那是受外国人影响的缘故。利希霍芬作为比较早地接触中国腹地内陆的外国人士，对湖南人的性情和教养的总体评价，是比较公正和客观的。

　　二、湖南人的大众性格心理上升到精神气质的层面，主要表现在爱国主义、忧患意识、尚武精神、务实和讲求经世致用等几个方面

　　湖南人的爱国主义情怀是湘人精神世界的重要特征之一，湖南人的爱国精神主要来源于楚文化的熏陶和历史重要关头民族危亡的考验。楚人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感，与古代中原地区国家意识淡漠有鲜明的不同。孔子周游列国，曾经“干七十余君无所遇”，对自己的故国无论鲁、宋都很少眷恋。而楚人的国家观念都很强烈，楚国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发源地。所以对屈原那样炙热、执着的爱国感情，连司马迁都觉得难以理解，说灵均“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这表现北方人对南方人这样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不理解。深受楚文化影响和屈原遗风熏陶的湖湘文化，无疑会影响湖南人的乡土之恋，故国之思，无疑会为屈原的伟大诗篇和动人事迹所感动。

　　在屈子行吟过的常德，老百姓听到义帝心在郴州被项羽杀害，“缟素而哭，高帝闻而义之，故名义陵”。常德人民的爱国忠君情感赢得了汉朝开国皇帝刘邦的尊敬。靖康之难发生后，湖湘学子很多人直接投入到抗金斗争中，醴陵人吴猎参加开禧北伐，屡立功勋。衡阳人赵方嘉定年间驻守襄樊，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情和卓越的军事才能。南宋末年，衡阳人李芾任潭州知府兼湖南安抚使，受命于危难之秋。他回答那些劝其不必赴任的好心人说：“吾世受国恩，虽废弃中，犹思所以报者，今幸用我，我以家许国矣！”在长沙城，他日夜巡视，深入兵民之中，勉以忠义，苦守孤城三月之久。城破之日，李芾令部将沈忠杀死眷属，积薪焚尸，然后自刎而死。衡阳人杨霆，任江陵通判，因母丧返湘。在潭州协助李芾守城。元兵进程后，他与妻妾相继投水自尽。长沙人尹谷，城陷之际，以儒者冠服端坐庭中，妻子侍立于侧，举家自焚而死。就连潭州的老百姓，在城破之后多有举家自缢者，誓死不做亡国奴。明中后期，湖南湘西的土兵开赴东南沿海抗击倭寇，喋血沙场，成为近代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先声。明末清初，湖南境内又成为南明政权抗清的主要战场之一。

　　湖南的文人士大夫与江浙地区一样，纷纷踏上征程，王夫之、夏汝弼、管嗣裘等人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管嗣裘最后满门罹难，体现了忠君爱国的英雄主义气概。

　　湖南人讲求民族气节，高尚的爱国主义情结，还表现在抵御外侮、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实践中，不怕牺牲，前赴后继。中国人民抗击西方列强的第一战——广州战役，湖南官兵布防乌涌炮台，击毙英军二百余人，有四百多湖南军人战死。为反对沙俄侵略，保卫新疆的国土，左宗棠率领湖湘子弟在西域浴血奋战。甲午战争，湘军开赴辽东，虽败犹荣。近代革命志士心中想的就是救亡图存，发出了“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豪言壮语。在抗日战争中，湖南更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巨大的牺牲，拖住了日军的主力，迎来了中国近代史上抗击外来侵略的伟大胜利。

　　湖南人的外表“黑不溜秋，矮古隆冬”，生性尚武好斗。林语堂说湖南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勇武耐劳苦”，因为湖南人是“古代楚国战士之后裔”，所以有此“可喜之特性”。在湖南民间，普遍有习武的风气，一段时间几乎是县县有武馆，村村有拳师。南拳和北腿，在湖南城乡均有其爱好者。农闲季节，乡中青年俊彦，集资延请当地的武术教练，就地取材，即可拜师学艺。习武之人要求闻鸡起舞，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站桩蹲马，摸爬滚打，枯燥难耐，因此，最能磨练人的意志，锻炼人的精神。湖南民众对有“身手”的人总是很佩服，尤其是少年拥有武功更是被看高一层，受人尊重和喜爱，视为好后生。而对有些行为，往往露出鄙视的神态。俗语有：“做人有三丑：王八、戏子、吹鼓手”，不难看出湖南人的价值观。

　　练武之人以侠义之气为上品，信守“言必信，行必果，诺必诚，不爱其躯”的道德准则。湖南人普遍讲求信用，一诺千金，重义轻利。尚武任侠是湖南的一个传统，即使不习武的湖南人也会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湘西的男子重在为友复仇，扶弱锄强，挥金如土，有诺必践。不少地域还保留着古风。决斗时两人用分量相等的武器，一人对付一人，虽亲兄弟也只能袖手旁观，不许帮忙。仇敌受伤倒下后，即不许继续填刀，否则遭人笑话，失去英雄本色，虽胜不武。犯条款时，自己处罚自己，割手截腿，脸不变色，口不出声，一如欧洲中世纪的骑士。

　　湖南人的尚武好斗，也养成了湖南人天生的军人素质，湖南人是天生的军人坯子。德国人利希霍芬认为：湖南人是长期保持独立的一个种族的后裔。中国的军人主要出生在湖南，尤其是很多的官员也出生在湖南。忠实、正直、强烈的自我意识加上粗犷、反抗心更是湖南居民的性格特征。中国军人的主要兵源来自湖南，相反，在银行业、商业界则很少看到湖南人。湖南人本身也看到了这一点。曾国藩、胡林翼不用湖北人为兵勇，而在湖南募兵，特别重在湘乡、宝庆府一带。湖南人至今称游侠尚武之士为子，因为叫子的镇镇以前就是清军的绿营兵营，现在改叫凤凰县。有人计算在抗战前夕，凤凰县城不到6000户人家，人口不及2万，但与附近四乡却保有约2000名中下级军官，和经过军训四五个师的潜在实力。如此庞大的服现役和预备役军人，不能不让人吃惊。

　　在长沙附近的醴陵县，民国时期几乎村村有尉级军官，这里流传着“醴陵的列皮带（指军人的腰带）排排走，醴陵的兵油子手牵手”的谚语。在有清一代，醴陵又有“举人不满桌，进士不开科”的民谣。湖南人当兵的热情极高，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向往，杨度在《湖南少年歌》中描述成“城中一下招兵令，乡间共道从军乐。万幕连屯数日齐，一村传唤千夫诺。农夫释耒只操戈，独子辞亲去流血。父死无尸儿更往，弟魂未返兄愈烈。但闻嫁夫向母啼，不见当兵与妻诀”的场面。本来从军征战，危险莫测，是外省人避之不及的事情，但是湖南人却趋之若鹜，争先恐后，当兵参军成了湖南人一门向往和羡慕的职业。

　　近代以来，重大军事事件几乎都有湖南人的影子，湖南涌现出了蜚声海内外的军事家和战争之神，将帅如林。“绍兴师爷湖南将”这样的市井民谣便纷纷传开，有人总结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些地域现象后说：“无湘不成军，无徽不成镇，无绍不成衙”，凸现出湖南作为军人之乡的特点。

　　湖南人的忧患意识主要表现在对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和人民的生活的一种关心，尤其是文人士大夫中间凸现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它是湘楚文化爱国主义精神的必然反映。

　　《岳阳楼记》一文中曾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进亦忧退亦忧”的句子，激励湖南人士把更多的人文关怀投向社会，树立先忧后乐的世界观。巴陵县李荣丙1896年登岳阳楼，留下了“每眼前望吴楚东南辄忧防海，只胸中吞云梦八九未许回澜”的对联，典型的知识分子情结，由眼前的洞庭湖水联想到甲午战败后中国东南沿海的海防问题。1933年，长沙的前清翰林郑家溉登岳阳楼，写下“湖景依然谁为长醉吕仙理乱不问惟把酒，昔人往矣安得忧时范相疮痍满目一登楼”，表达了这位前朝野老对祖国前途的忧虑，也正是这位老知识分子，抗战后拒绝出任维持会长，在日军刺刀下毅然跳水自杀，他的一位老乡徐特立还在延安撰文，高度评价老人的爱国情操和临死不屈的精神。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是儒家的一种世界观。湖南的前贤，尤其是知识阶层，在国家民族存亡之际，总是在思索救亡图存这个主题。湖湘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张栻当女真金戈铁马踏陷中原之时，他虽为一介儒者，“慨然以奋伐仇虏克复神州为己任”，其强烈的忧患意识，感动了与他坐而论道的朱熹。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国开亘古未有的变局，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就是宝庆府的魏源。他第一个提出来要向西方人学习，“师夷长技以制夷”。曾国藩目睹了西方的船坚炮利，所以他倡导了洋务运动。他还是第一个提出要向国外派选留学生的人，在向中央打的报告中，他说：“拟选送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习，然后可以渐图自强。”这些都是湖南人有远虑的表现。

　　经世致用是湖湘文化的一大特点，与此相关联，务实就成为湖南人办事的基本态度。务实精神，就是一种兢兢业业、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精神。湖湘文化中的经世致用和务实精神，有着极其深厚的传统，湖南人既重理论的探索，立志修身，又倡导实学，追求理想人格在现实中的实现。

　　湖湘学派的开创者胡宏、张栻讲理学，但他们更重视践履，重经世，并且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多有成就和建树。张栻学术思想最大的特点就是反对心学，力行实践，讲究“只教人践履”，主张“行得便见得”。张栻还提出“知之非难，行之惟难”的观点，这与他的老师胡宏平常最厌恶学人“多寻空言，不究实用”的出发点是一致的，不注重实践就不能算是“真知”。朱熹曾批评湖南学人“只说践履，而不务穷理”，认为是一个不小的毛病。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湖南人的务实精神。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他的哲学体系也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他坚持理性哲学与经世致用、躬行实践结合起来。王夫之在知与行的问题上，强调互为作用，但行为根本。“知也者，固以行为功者；行也者，不以知为功者也。行焉可以得知效也，知焉未可以得行之效也。”由行可以获知，而有知则未必能行。当时王学盛行，束书高阁，空谈性理风气甚嚣尘上，但湖南的王门学子躬行实践，并对“务于空言而忽躬行之实”的学风提出批评，这里就有湖南的学术传统在发挥作用。

　　清代的考据之学盛行，但湖南被其风影响最稀，湖南人信奉的笃行主义占据了主要。受到方以智思想影响的一名永兴籍乡下读书人曾静，竟然策反陕甘总督岳钟麟，足见湖南士人的践履精神。两江总督陶澍，提倡“有实学斯有实行，斯有实用”。关注国计民生，着力培养个人的办事能力。到道、咸之际，终于形成闻名士林以魏源为代表的经世派和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洋务派。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湖南革命党人更是艰苦卓绝，扎实工作。国内的第一个革命团体就是在长沙成立的华兴会，虽晚于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但它的工作基地却是在国内。武昌起义的爆发，为首的核心也是几位湖南人，而他们长期潜伏在新军中做士兵工作，为武昌首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国民党内称孙中山为理论家，黄兴是实行家。黄兴给儿子的题词就是“笃实”二字。蔡锷在祭黄兴的挽联也说黄兴“以勇健开国，而宁静持身，贯彻实行，是能创作一生者”。湖南人把那种只擅长空言的人称为弹匠（谈匠），民谚有“搞匠少，弹匠多”，实质上反映了湘人的一种价值观。所以曾国藩、黄兴等实行家得到家乡人民的一致肯定。一些湖湘文化的专门家认定湘学士风最主要的特征是务实，是经得起推敲的。毛泽东本人即受到了湖湘文化的这种影响，其学生时代，即携友调查长沙、安化、益阳等县民情，深入群众。后来还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口号，讲求实事求是，他的《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等著作，充分展示了湖南人的务实精神。

　　（作者李跃龙系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副主任，本文选自《文史拾遗》）